董振堂：从“国军”到红军

董振堂(1895～1937年)字绍仲，1895年出生于河北省新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小就目睹了帝国主义传教士在中国领土上胡作非为，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立志要读书救国。13岁那年，他进入了邻村的初级学堂。

　　1916年，19岁的董振堂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河北保定军官学校预科一一清河预备学校。1921年，董振堂又考入了河北保定军官学校炮科学习军事。两年后，董振堂经过新兵、候补生和正式学员的5年学习，从军校第九期炮科毕业。他拒绝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邀请，与同学何基沣一道来到了冯玉祥的陆军第十一师当一名参谋。

　　当时军校毕业生多不愿到冯玉祥的西北军，董振堂却认为那里有军纪严、吃苦耐劳的风气，比其他腐败的军阀部队好，便于1922年报名前往。他去后发现那里不仅欠饷，还动辄打军棍，又只重用出身行伍的粗人，对军校生只分配当参谋教官且经常歧视。同行毕业生大都逃走后，董振堂主动要求去当排长，由于他从不摆架子，同士兵们一道吃大灶、出操、演习，同甘共苦，因而深得战士们的爱戴和拥护。他每天亲自带队操练10小时以上。一次，冯玉祥到部队视察，发现这个军校生如此能吃苦便大为称赞，破例提升他为炮兵连长。

　　1924年10月，他参加了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这时董振堂已经被提升为炮营营长了。

　　两年后，在与奉系军阀作战中，指挥陆炮营击毁了奉军的装甲列车，被提升为工兵团团长，旋即又被提升为国民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

　　在策应南方北伐军北上的军事行动中，董振堂率部进入湖北，直插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心脏地区，并在樊城一举歼灭吴佩孚的司令部和警卫营。战役结束后，董振堂因战功卓著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六师师长。随后，董振堂又率部北上迎击奉系军阀。

　　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董振堂参与了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反蒋战争。反蒋战争失败后，董振堂所部被改编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陆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隶属第二十六路军。

　　

　　弃暗投明

　　

　　红五军团是中央主力红军中另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由1931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改编而成。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的西北革命军第五路军，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李大钊曾应冯玉祥的邀请派遣一批共产党员进入该军进行革命工作。1926年冯玉祥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为国民联军(即西北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随后，中国共产党又先后派陈延年、宣侠父、刘志丹、邓希贤(即邓小平)等共产党员进入冯玉祥的部队进行工作。冯玉祥的部队深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一定的革命基础。

　　1930年10月，冯玉祥反蒋失败，他的第五路军3万余人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调往山东济宁地区，董振堂任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1931年春，蒋介石下令调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进攻红军。企图让这支杂牌军和红军相互拼杀两败俱伤。广大官兵洞悉蒋介石的阴谋，都不愿南下，七十三旅军人甚至把铁路掀翻，拒绝南行，使部队滞留数日才走。该部第二十七师八十一旅在永丰同红军一交手就被歼灭大部，这对他们震动很大。

　　在第三次“围剿”中，蒋介石将该军编为第二军团，由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指挥，进驻宁都一带。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其他各路军都撤出了苏区，而第二十六路军仍被蒋介石留于宁都一带驻守。第二十六路军对孤军驻守宁都十分不满，军心动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该军进行了争取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保卫家乡。高级将领也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但遭到蒋介石的斥责和重兵阻拦。董振堂在困守宁都的几个月中，面对红军的宣传和革命活动，看到了中国希望之光。针对这种情况，我党在该军中的秘密组织，因势利导，努力促使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向革命方向转化，党派赵博生与董振堂联系，董振堂立即积极响应，起义计划确定后，1931年12月12日，董振堂召集自己的部下开会，部署起义事宜。14日，二十六路军17000余人，在参谋长赵博生、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的率领下，发动了宁都起义，15日清晨，宁都城里的战斗全部结束。

　　宁都起义，打乱了蒋介石反共内战的反革命计划，壮大了革命武装，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32年4月，上级党组织批准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六路军起义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分别兼任各军军长。

　　1932年底季振同因要去苏联学习军事(后来季振同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所杀害)，董振堂继任了红五军团的军团长。自此以后，红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为建立和扩大中央苏区英勇作战，奋勇杀敌，屡立战功，董振堂也成长为中国工农红军一位出色的战将。

　　

　　铁流后卫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一方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红五军团担任全军的后卫。1936年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五军团也因此得名“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受过多年军事专业训练的董振堂，其指挥作战风格综合了林彪与彭德怀之所长，既认真、细致，又果断、勇敢。在作战样式上，以打防御战见长。1932年6月底，陈济棠部的余汉谋率领粤军两个师又一个旅进犯赣南苏区，董振堂奉命率红五军团前去粉碎敌军的“围剿”。

　　董振堂率红五军团来到赣南后，向老百姓详细了解敌军的情况，询问敌军从哪里来，带来了什么武器等。经过一番认真周密的考虑和部署，他率五军团在南雄水口圩附近阻住了敌军的进犯。战斗一开始，董振堂亲率四五千名手持大刀的红军战士杀入敌阵。霎时，红绸飞舞，银光闪闪，漫山遍野响起一片喊杀声。红军战士士气大振，敌军闻声丧胆，纷纷溃退。

　　董振堂率五军团乘胜追击，一阵砍杀，一举歼敌3000余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一仗打出了红五军团的声威，董振堂因此而荣获红旗勋章。

　　建宁是中央苏区阻挡敌军进犯的重要屏障，蒋介石为了打开通向中央苏区的大门，将其嫡系精锐陈诚部调来。但是，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配合红一、九军团，依托建宁一带险要的地势，顽强地阻击敌人达半年之久。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中，五军团自始至终都是在死死地抵抗着敌军的进攻，打出了五军团的威风。在战火的磨砺中，董振堂与他所指挥的红五军团逐渐成熟起来，成为红军的一支生力军，并形成了善打防御战的作战风格。这也许正是红五军团担任中央红军长征全军后卫任务的原因。

　　

　　高台悲歌

　　

　　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第五军团改为第五军，董振堂任军长。8月，第五军编入左路军并作为前锋部队北上探路，进入松潘草地。当即将走出草地时，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发展到顶峰，强令第五军从草地返回，南下“创建川康根据地”，董振堂又二次穿过草地。此时，毛泽东率领原第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不久到达吴起镇。而第五军被迫留在川康边区。直到1936年7月，董振堂才奉命率部继续北上，第三次进入草地。到1936年10月，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完成了红军历史上历时两年的长征。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会宁，会宁会师后，红五军奉命编入西路军西渡黄河作战。在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占先的困境下，与超出西路军数倍的马家军血战河西走廊。几番浴血，元气大伤。离开永昌后，即以董振堂指挥的红五军开路。

　　1936年底，西路军经过大小数十次激烈战斗，放弃了在甘肃永昌、山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设想，以五军为前锋，继续向西进发。高台县居河西走廊中部，南靠祁连山，是红军西进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7年1月1日，五军军长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39团、45团及两个骑兵连、妇女团三营共3000人，一举攻占高台县城，守敌1400余人全部投降，部分民团被收编。此时，西路军总指挥部、九军、三十军相继到达沙河堡、倪家营子一线。

　　正当高台人民欢庆翻身解放之时，马步芳的四个骑、步旅及民团2万余人，于1月12日包围了高台县城，切断了五军与外界的联系，并以一部分兵力钳制倪家营子的红军主力。董振堂率红五军投入战斗，部署各团防守四面。城西碉堡有一个加强排防守，敌人连续向碉堡进攻，被我军无数次击退，打死打伤敌军1000多人，还缴获了一部分武器弹药。一周后，城西碉堡遭敌人炮击着火，守碉堡的3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同时敌军又不惜血本攻陷了东关碉堡。董振堂深知处境危险，命令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在北城墙挖一个大洞，准备突围。1月18日，敌军增加兵力猛攻西门，红军战士冒死抵抗，坚守城池。机关干部、炊事员、马夫都投入了战斗，城内百姓也赶来助战。19日上午，战况更加危急，董振堂对身边的50多名干部庄严地说：“共产党员们，干部们，敌人上来了，我们要血战到底!”20日清晨，敌军倾其全力攻城，战士们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用最后的手榴弹和石头瓦片与敌进行殊死的搏斗和厮杀。危急关头，原收编的300多名民团士兵哗变，打开了城门，敌人饿狼一般冲进城内。军长董振堂带领部分人员，从东门城楼沿着城墙向东南角冲去，当他们冲出大约400多米时，敌人的一颗飞弹将董振堂击中，待警卫员赶到，将他的衣服撕开一看，只见子弹从他的左胸穿过，血流不止，尚有气息，但人已昏迷过去，片刻后他慢慢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嘱咐大家：“别顾我了，不走就冲不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停止了呼吸，永远离开了他朝夕相处的战友。

　　除极少数幸存者外，3000多名将士全部光荣牺牲。高台失守后，马家军在这里犯下了滔天罪行。军长董振堂的尸首分离，双目微闭，左耳穿一绳索，头颅悬挂城楼示众，有敌军的照片为证。

　　

　　深切缅怀

　　

　　董振堂起义后，是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权亲自批准了董振堂的入党申请，而那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处境是颇为尴尬的。不久，数万红军在赣州腹背受敌，战况危急：中央军委急电毛泽东“暂停休养”赴前线指挥。这时距宁都起义才两个月，毛泽东大胆起用刚刚改编成红五军团留作预备队之用的17000人的26路军起义部队去赣州，果然旗开得胜，红军主力解围。

　　这一仗大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竟每每提及(当然，董振堂后率部还打了不少闻名的恶仗)。毛泽东在瓦窑堡会上曾特别强调：“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变成红军的董振堂，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当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又特别提到了董振堂。

　　董振堂牺牲后，宋任穷、王任重、陈再道曾到河北新河县董振堂家中探望。1946年，刘伯承、邓小平将董振堂的堂兄接到邯郸的解放军司令部，详细询问遗属情况，随后派人将流落到安徽的遗孀贾玉明一家接回冀南，后由宋任穷派冀南军区领导给了房子、几十亩地及60万边币。

　　新中国成立后，董振堂的遗物望远镜、皮包、手枪仍然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高台县建立了“董振堂同志纪念碑”和“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五军阵亡烈士公墓”，当年董振堂的上级领导、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元帅的身份题写了别具一格和饱含激情的碑文：

　　“振堂、海松、厚发、启华、义斋及西路军牺牲的诸烈士们：

　　你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坚韧不拔、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是我军无尚的光荣。”徐向前敬挽。

　　1956年11月，叶剑英元帅视察河西走廊来到高台，仰望悬挂过董振堂烈士头颅的高台城楼时，感慨万千，赋诗一首：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

　　

　　责任编辑　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