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旷代逸才？

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这是个历史上最为激烈动荡的年代，这期间，一些历史人物的角色转换也是那么迅疾多变，令人目不暇接。杨度就是角色转换判若两人的历史人物。杨度(1875～1931)，出生于湖南湘潭县，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十分引人注目、也是争议很多的人物之一。

　　

　　迭宕变幻的一生

　　

　　光绪二十九年，杨度被保荐去北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榜发后，梁士诒(后来成为北洋政府财长)被取为一等一名，杨度中了一等第二名。因从小深信帝王之学，又受英国、日本君主立宪制的影响，他形成君主立宪思想。曾与孙中山辩论中国革命问题数次，终不愿与孙中山合作，但他把黄兴引荐给孙中山，促成了孙黄合作及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光绪三十年，杨度撰写《粤汉铁路议》，力陈废约自办，被选为援鄂湘粤三省铁路联合会代表。光绪三十三年，在东京创办《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发表《金铁主义》，宣传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并断言中国不可行民主立宪，只可行君主立宪。

　　宣统三年(1911)，任“皇族内阁”统计局长，依附于袁世凯，并与汪精卫发起组织“国事共济会”。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后，任命杨度为内阁学部副大臣，袁世凯赞成议和后，又被委派为议和代表，和唐绍仪南下，赴沪斡旋南北议和。

　　民国四年，杨度撰《君宪救国论》，文章说：“非立宪不足以救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对此，袁世凯大为赞赏，赠“旷代逸才”匾额。杨度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发起组成“筹安会”，自任会长，拥戴袁世凯称帝，被时人讽称为“洪宪六君子”。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定制龙袍，他则远向巴黎定制首相新装。25日，护国战争爆发。次年6月，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一命呜呼。据传他在临死前曾数次大呼“公度误我”!意指是杨度这帮“筹安会”的人，把他捧杀于烈焰鼎镬之中的。

　　袁世凯死后，杨度被通缉，遂隐身佛门，避居天津、青岛外国租界。张勋复辟，亦参与其中。张勋复辟失败，他宣布披发入山，学佛参禅，提出“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待北洋政府以“时事多艰，人才难得”为由发布大赦令，1918年他才复出。

　　经过君主立宪失败的反思，杨度思想逐渐转向民主共和。民国11年，陈炯明叛乱，他受孙中山委托，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制止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了政治危机。孙说：“杨芳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次年，在沪加入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在此前后，杨度在京与李大钊、胡鄂公等交往，接触新思想。民国13年，受孙中山托，为配合北伐，与北洋军阀周旋，进行分化瓦解。其时，为《系统进化哲学》一书作序，相信人类社会终将进入共产主义。尽管其思想还杂揉佛教、儒家、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但已向马克思主义靠拢。

　　1926年冬，杨度迁居北京，以学佛、论佛为名，支持革命工作。次年4月，在熊希龄长女的婚礼上，杨度意外获悉北京政府将搜捕共产党人，即告知胡鄂公，请其转告李大钊等火速转移。不久，李大钊等遇难后，他变卖了在京的房产，冒着生命危险周济遇难者的遗属。

　　1929年秋，杨度正式申请加入共产党，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成为中共秘密党员。杨度入党之时，正值白色恐怖猖獗，他做好了随时为革命献身的准备，将母亲送回长沙，将妻子遣居苏州。自己单身居上海，利用他所特有的广泛社会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中国革命做了不少别人难以替代的工作。当时党内有的人对杨度入党的事，不表赞赏，说他投机。杨度听说后对当时党派去同他联系的人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的机。”

　　1932年冬，杨度在上海租界病逝。临终前，自挽一联云：“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并召来学生董健吾，托他将一笔钱捐给中国革命互济会，作为自己交纳的最后一次党费。死后，杨度被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与杜月笙

　　

　　杨度隐居上海期间，好附庸风雅的杜月笙听说杨度为当代通硕大儒，萌生了投门生帖的念头。

　　杨度之所以接受杜月笙的拜帖，成为杜公馆的座上客，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

　　一是经济上的原因。当初，李大钊被捕后，为筹款营救李大钊，杨度除拿出全部积蓄，还将自己在北京的住宅“悦庐”，一座四合院格局的房屋，仅作价四千五百块大洋贱卖，几乎所有家产全部用在营救李大钊及抚恤烈士遗属上。他到上海时，孑然一身，只好在白利南路租了一座简陋的寓所将就住下。迫于生计，最后竟以卖字为生。但他碍于身份和面子，字幅所开价格高得吓人，几乎无人敢入室买字。结果，潦倒到清贫如洗的境地。但即便如此，他还参加了中国革命互济会的工作。

　　二是挚友章士钊的诚邀。章在上海执律师业，名闻上海滩。正因此，杜月笙特邀章士钊为其私人律师。章士钊与杨度是老乡和多年的朋友，眼见杨度的日子过得困窘贫寒，遂在杜月笙面前极力吹捧杨度。杜月笙虽是青帮头子，但自知年少失学、胸无点墨，又好附庸风雅，特意在自己的住宅大门前，贴出一副对联：“友天下士，读古人书。”因此，当章士钊给他推荐鼎鼎大名的杨度时，杜月笙很高兴。

　　得到杜月笙的同意，章士钊亲自登门，向杨度说明杜月笙准备有所借重的盛意。杨度听罢，当时心里是酸辣苦甜涩的味道。想到自己通硕大儒，竟落到要在一个流氓头子手下讨生活的处境，不禁唏嘘慨叹，但生计重要，于是他思虑再三，就硬着头皮跟在章士钊身后，来到位于华格臬路的杜公馆。

　　杜月笙一听门人报称杨先生到，连忙下到石阶，将他迎进了西式客厅，落座，上茶，略事寒喧。

　　章士钊见杨度一脸尴尬，急忙圆场道：“好汉不提当年勇。子兄也是久仰杜先生仗义行侠、古道热肠的。想当初，朱家、郭解一流人物，因为侠义慷慨，被后人赞诵。其实，他们哪里比得上杜先生!”杜月笙被章士钊这么戴上一顶“高帽子”，顿时欣喜无比。他不无得意地说：“听说子兄很重友情，在下也很爱交朋友。不瞒子兄，在下为人处世有一本‘三字经’，就是做人要吃三碗面：一是情面，二是体面，三是场面。这是三碗难吃的面，可是为了朋友，再难都要吃。”章士钊为了不致冷场，急忙附和：“那是!那是!子兄就是因为急公好义，才令自己落到在上海滩寄居公寓、卖字为生的境地。”杜月笙故作不知，惊讶地说：“是吗?不过，子兄的困难也就是大家的困难。我在薛华立路有一栋房子，虽然不大，倒还整洁，愿奉送子兄，请万勿推辞!”

　　这时的杨度见与杜月笙初次会面，即赠送居所，可见此人果与常人有异，心里生出几分敬佩，当即拱手谢道：“初次相见，就蒙厚赠，真是愧不敢当!”杜月笙见杨度言下之意接受了自己的馈赠，心里高兴，随即试探道：“若蒙不弃，在下以后就对子兄执门生礼，每月敬俸五百大洋!”

　　杨度一听，慌乱推辞：“岂敢!岂敢!”

　　章士钊再次打圆场，说：“我看这样好了，以后子兄就是杜先生的私人秘书，那五百大洋就算是月俸。”“这样也好!这样也好!”杜月笙顺水推舟，心想以区区五百大洋养了一个充当门面的大儒，值得!这边杨度也为杜月笙的豪侠仗义所打动，见面就这样高高兴兴地结束了。

　　

　　秘密加入中共

　　

　　杨度加入中共，成为秘密党员，得于陈赓偶然对他的了解。有一次陈赓听一位朋友介绍了杨度在北京营救李大钊以及现在落难上海的情况后，他暗想：这样一个坚定的帝制余孽，在历经多次动荡以后，居然还暗中倾向革命，尤其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还冒着生命危险接济李大钊遗属，置自身于倾家荡产而不顾，可谓“毁家纾难”。试想，这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呀!现在他因生计困难不幸沦为杜月笙的客卿，也是情有可谅的了。

　　突然间，陈赓的脑中闪出一个念头：虽然目前在敌特核心建立了忠实的内线，还有打进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同志，但与此同时争取一些辅助性的力量，比如杨度，虽说只能搜集一些一般性的情报，但这些情报亦应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可使党的情报网络愈益健全。陈赓于是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个想法。负责中央特科的周恩来经过一番思虑，最后表示同意。他向陈赓分析说：“杨度虽说是个复杂的人，但他社交面广，熟悉中国政治情况，可以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党的情报工作服务。”接着，他又强调，“陈赓，你在以后的情报工作中，对情报人员一定要广为选择，大胆使用，各尽其才，在工作中考验!”陈赓点了点头。

　　于是，通过朋友的介绍，陈赓很快成为了杨度家的常客。

　　随着交往日深，杨度渐渐觉得这个小同乡的信仰竟与李大钊相同。一天，他试探性地问陈赓：“你大概是共产党派来的吧?”陈赓装出微微一惊．旋即便说：“不错，我的确是一名共产党员!”杨度对陈赓的率直已在意料之中，他平静地说：“不瞒你说，早年我在与李守常先生交往时，一方面听到了他讲及你们的理想和观点，另一方面我自己也认真地读过一些你们的书。恕我打个比方，我觉得你们的共产主义在很多方面与佛学中释迦牟尼的‘无我’、‘救苦’、‘救难’的宗旨是相通的。所以，外界的人一直对我变卖家产，倾力营救李大钊、接济他的遗属想不通，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我认为你们的思想是可行的，与我十几年来潜心钻研的佛学并不相悖，而且较之中山先生的理论更实际、更适合中国国情。能为李守常先生和他的遗属尽得一点力，我觉得很值!很值!”

　　陈赓听完杨度此言，十分惊讶。他原来猜想杨度倾力营救李大钊，或许纯粹出自与李大钊的私人感情，但照此看来，杨度的所作所为，是发自内心的自觉!

　　陈赓立即将杨度的这一情况向周恩来如实作了汇报。周恩来听罢，也不觉慨叹。但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听说此事后，连说了三声“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以思想极左的李立三的眼光判断，觉得让杨度这种鼓吹帝制的人成为布尔什维克简直是天方夜谭。也正因为此，加上当时白色恐怖的局势，对于杨度是否最后加入中共，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包括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

　　直到1975年冬，周恩来在重病中与当时的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交谈时指出，在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注意客观公正，对于既有反动的一面，又有革命的、鲜为人知的一面的人物，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周总理还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当时人们听到这一消息，都难以置信，更无法理解，一个臭名昭著的封建帝制的鼓吹者与策划者，怎能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相联系呢?也许由于历史的误解太深，在1976年出版的一本普及读物中，杨度还是被戴着“帝制余孽”的帽子。

　　一般认为，杨度是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但入党经过及介绍人是谁?鲜见于文字记载，也是令许多人不解的一个谜。据香港银河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一书披露，杨度的入党介绍人是胡鄂公(1884～1951年)，此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民国北京政府教育次长。后倾向社会主义，并秘密加入中共，1927年冬南下，参与中共特科工作。抗战期间，转为孔祥熙幕僚，以后渐与中共疏远，后殁于台湾。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胡鄂公早已与党脱离关系，晚年又远走台湾，所以杨度是共产党员的内情该不会是什么秘密，应该会在有关的场合披露出来。但杨度身后的历史真相，为什么一直隐瞒这么长时间，非要等到周恩来弥留之际才告白人世呢?这仍然令人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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