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达尼尔登陆作战的失败

达达尼尔登陆作战，是两栖作战史上一次惨痛的失败战例。后来的军人每当要准备两栖作战时，警告自己千万不要重蹈旧辙，付出血的代价之后，又丧失巨大的战略利益。

　　 在英国的战史上，达达尼尔登陆又被称为“加利波利战役”。因为在达达尼尔海峡(即由黑海进入地中海的两道海峡之一)的西侧，正是土耳其的加利波利半岛，故该战役以此半岛而命名。

　　达达尼尔登陆战役，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5年。

　　英国在加利波利的冒险，是马虎策划和错误判断的结果。除了最积极的海军大臣丘吉尔外，达达尼尔海峡地区是英国陆军部很少考虑的。由于俄国的尼古拉大公于1915年1月送了一封信给基切纳勋爵，请求回应俄国在东线的攻势，才激发了英国陆军部的兴趣。5个月前，俄国不顾一切战略上的考虑，答应协约国的要求，在东线进攻德国以减少西线的压力。现在，俄国在波兰同德军和在高加索同土耳其军同时作战。俄罗斯大公企求“协约国在某处发动对土耳其军的牵制行动，海军的或陆军的都可以”。

　　英国对土耳其的政策，是丧失时机的政策。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如果在大战最初几个月英、俄猛攻下，不会幸存下来。达达尼尔的陈旧防御是非常脆弱的，土耳其靠近君士坦丁堡沿岸有两座兵工厂，都暴露在战舰的近距离平射火力之下。一支协约国舰队能够不费力地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官方历史坦率承认：“直到2月25日(1915年)，在半岛任何地方成功登陆将是可能的，用陆上兵力攻占海峡也将是比较容易的。”

　　作为欧洲土耳其西南延伸部分的加利波利半岛，有103千米长，6千米~21千米宽。荒芜多山狭长的加利波利，1915年时只有一条泥土公路纵贯全半岛。俯视海摈的山脊和陡坡提供了优良的防御阵地，保卫着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一边，一条64千米的水道从马尔马拉海流人爱琴海，宽度从1400码到6千米不等。在古代以海莱斯蓬特著称的达达尼尔从不冰冻，但它的双向的潮流，疾转的风向和猛烈的风暴，都会造成航行困难。

　　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是理解夺取达达尼尔好处的唯一英国高官。从战争爆发开始，他就徒劳地倡导攻打加利波利。英国最近一次审查是在8年以前，帝国防务委员会得出结论，一支军队面对敌人据守的阵地，不可能夺取一个滩头阵地。丘吉尔攻占达达尼尔的原因，不仅因为它是一个有限的军事目标。它是通向俄国黑海港口的唯一通道，并将便利英国东方盟国的交通。

　　到1915年1月中旬，英国陆军部决定按照俄罗斯大公的请求行动。丘吉尔建议，俄军参加协约国两条战线的陆海攻势，从黑海进攻土耳其。俄国人虽然认为这会改进他们的战场形势，但同他们蓄谋已久的入侵君土坦丁堡和达达尼尔的意图有矛盾。协约国分享这一胜利使俄国人感到不安，他们谢绝了丘吉尔的提议。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承认，“我很不喜欢这种想法，即海峡和君士坦丁堡可能被我们的协约国攻占，而不是被俄军攻占……我很难向他们隐瞒我为此感到痛苦。”

　　即使没有俄国人，英军仍然决心入侵达达尼尔。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在74岁时服役。1915年1月初，丘吉尔得到费希尔的支持，打电报给地中海舰队指挥官萨克维尔·卡登海军上将，请他对英法联合进攻作一估计。卡登回答说，这一计划将为协约国开辟达达尼尔。但军事计划人员忽略了一个关键性因素——他们对加利波利杂乱和无意义的进攻，最后将逼迫土耳其在德国的支援和物质帮助下，bD强他们的防御。

　　由18艘英国战列舰(包括装备有15英寸大炮的“伊丽莎白女王号”)、4艘法国战列舰和辅助舰只组成的英法联合海军机动部队，于1915年2月19日驶进达达尼尔的人口处。协约国军炮火把土耳其外炮台打哑之后，突击部队登陆这个地区，把土耳其遗弃的大炮火门塞住。气候不良使进攻推迟了5天，然后协约国恢复了对入口处其余炮台的零星轰击，迫使土耳其军退却。但是当协约国军开始攀登丘陵时，他们发现土耳其军有坚强的防御阵地隐蔽在悬崖后面。3月3日协约国的登陆被击退了。因为英国计划人员没有派飞机为火炮射击定位。协约国只能向土耳其阵地盲目射击，充其量只获得了微不足道的战果。

　　无论卡登海军上将或是伦敦海军部都丝毫没有提到，如果海军冲进马尔马拉海，下一步该干什么?每个人都幻想，只要协约国的海军舰队一出现，土耳其的斗志就会消失。

　　3月11日，卡登奉命指挥又一次海上进攻，但在达达尼尔海峡清除水雷之前，不得把他的重型舰只开驶进去。突然患病使卡登不得不留在岸上，把指挥权移交给他的主要助手约翰．德罗贝克，他于3月18日重新进攻。海峡已经反复扫荡过，英军认为在海峡5英里以内没有水雷了。可是，英军不知道，一艘土耳其小船在主要布雷区外放了一排新水雷，它们就被放在原先英国海军舰队停留的地方。在向炮台射击途中，所有协约国舰只都安全地驶过这个危险地方。由于水上飞机定位的支援，协约国打哑了大部分土耳其岸炮。

　　在法国舰队撤退时，扫雷艇继续在已知的危险区域扫雷。突然战列舰“布韦号”抖动了一下，裂开了，从甲板上喷出很高的烟柱和火焰。它在继续行驶中倾覆了，带着它的舰长和639名水手沉人海底。少数幸存者被救了上来。有些观察者认为，“布韦号”被一颗土耳其炮弹所击中。内行人判断，它撞上了一颗水雷。

　　支援舰只都开上来，看到有炮火闪光的土耳其阵地就进行炮击，到下午4时，把全部炮群都摧毁了。然而，突然几声巨响，英国战列舰“不可抗号”和“不屈号”突然倾侧并沉没，步它们后尘的是“大洋号”。英国海军上将德罗贝克怕再有损失，下令所有幸存的舰只返航爱琴海。等到舰队越过达达尼尔时，由于水雷的爆炸，又有3艘英国战列舰的舰身上发生很大的裂缝，只能蹒跚行驶。

　　直到大战结束，协约国才知道，在进攻的最初几周，它们就已经胜利在握了。敌人的弹药已经耗去了一半，水雷则已经用光了。虽然协约国希望恢复进攻，但被推迟了，后来又改变计划，部队改在雷区外的加利波利登陆。在布尔战争期间曾任基切纳勋爵的参谋长伊恩·汉密尔顿将军被挑选来指挥入侵，伦敦陆军部甚至没有制订登陆作战计划。

　　汉密尔顿只接到粗略的指示，但如何把这些指示发展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战役却十分不易。他不带后方勤务人员急急忙忙赶往东地中海。他仅知道去指挥一支远征军入侵加利波利和消灭敌人而已。汉密顿对于达达尼尔的全部知识，来自一本1912年的土耳其陆军操典、一张不完善的作战区域地图和在最后一分钟从当地书店买来的君士坦丁堡旅游指南。在他离开伦敦的时候，他甚至没有选定在半岛的登陆地点。连加利波利是否有淡水他都不知道，汉密尔顿只好命令他的士兵到亚历山大和开罗的市场去搜罗空油筒、汽油桶、皮囊和任何其他容器。像在伦敦一样，所有的地图和旅行指南都被远征军买来，总比没有好些。由于缺乏堑壕战的武器和工具，临时转产的兵工厂生产着迫击炮、手榴弹、掘壕工具和潜望镜。当地的驴夫和他们的牲畜被强征来作交通运输之用。

　　这种匆忙地临时凑合的作战造成了物资、后勤和组织上的缺陷。但英军部队的勇猛弥补了一部分。澳大利亚军和新西兰军，还有一个法国师和本地的印度人部队(廓尔喀人)，共约7．8万人。他们的对手是德国将军利曼·冯·赞德尔斯指挥的、新建的土耳其第五集团军(8．5万士兵)。

　　土耳其的宿敌希腊，打算支援出兵3个师入侵加利波利并从西面进攻君士坦丁堡。但沙皇政权激烈反对。俄国宁愿丧失一切，也不愿让希腊染指土耳其领土。

　　赞德尔斯将军组织了他的防御，把几个土耳其师驻守在预料的登陆地点。土耳其陆军部长恩韦尔，帕夏指挥的另一个军团支援了防御部队。在备战中一位较次要的人物是穆斯塔法·基马尔，即战后世界众所周知的基马尔·阿塔蒂尔克(又称为“凯末尔”)，他是现代土耳其政治之父。时间是赞德尔斯的最宝贵资产，而英国的拖延给他的时间太多了。

　　入侵军的集结待运地区是希腊利姆诺斯岛上的穆兹罗斯港，协约国小舰队是4月23日离开那里的。汉密尔顿按照基切纳的意见，把登陆限于半岛两边的32千米范围，由协约国现场指挥官来选择滩头阵地。两天后，协约国在希腊角的四块不相连接的海滩登陆，他们打算从那里向阿希瓦瓦高原进发，那里有土耳其军的一个火炮阵地。从加韦泰佩海角的西海岸上行19千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的两个师也建立了一个滩头阵地，称为澳新军登陆点。

　　这种草率策划的后果不久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汉密尔顿对加利波利一无所知，他就认可了下级军官对登陆点的选择。澳新军指挥官威廉·伯德伍德爵土，深信夜间登陆将降低敌人炮火的风险。但指挥第二十九师的英国亨特．韦斯顿将军下令白天登陆，以便舰炮有效掩护。

　　成功的协约国登陆往往是偶然的，并且发生在出乎意料的地点。有一次滩头阵地的建立，是靠一个人的勇敢。指挥官B．C．弗赖伯格毫不犹豫地带了一袋防水的照光炬，泅水3千米，把照光炬在沿海滩一线点亮。

　　英军伯德伍德将军的夜间登陆，使他的部队遇到了困难，他们发现自己处于难以防守的滩头阵地。当这些混乱的士兵寻找方向的时候，宝贵的时间被浪费掉了。陈旧的运煤船“克莱德河号”，改装成开艇首门的登陆舰，可容2000名士兵。当这艘船近岸时，周围都是运载部队的驳船，这时土耳其大炮开火了。运煤船的船首插进沙里，但水太深了，无法趟水。一个生还者回忆，“水像水晶一样透明，我们可以看到，队形整齐、身穿军服的士兵的尸体都躺在水底、，他们是在爬上岸时被击中或失足跌下水的。”

　　第一天上午10时左右，协约国军队在海滩上死伤枕藉。从书店里买来的地图都是不准确的。伯德伍德在夜间登陆，也并没有把事情改善。他所预料的有1．6千米长的海滩，事实上只有1．2千米长，宽在30米左右，两端都被悬崖峭壁所阻塞。在这块有限的地区，部队、牲畜、火炮和补给晶乱成一团。除非攻占更多土地，才能建立滩头秩序，而在开头几天不可能猛烈扩大滩头阵地。整个澳新军被围困在不到3千米长和1．3千米宽的海滩区域。

　　在得知登陆消息时，穆斯塔法·基马尔在几千米之外的内陆阵地。他统率了8个营和3个炮兵中队，急忙赶到可以俯瞰滩头阵地的崖岸，正好及时击退第一批攀登斜坡的澳新军。没有战斗经验的协约国部队，在对着武器上占优势的土耳其军作仰攻。他们受到敌人炮火的强烈压制，他们在这种多岩石的地形，用小铁锹在结实的灌木根上挖掘掩体很困难。他们拼命在这陡峭的丘陵地寻找岩洞。到黄昏时刻，交战双方死伤人数都在2000以上，而基马尔依旧控制着高地。

　　协约国的军医，把不计其数的伤兵运到混乱的伯德伍德的海滩。许多伤员被从这艘船移到那艘船，他们被告知说医生和工作人员带了全副设备和药品已经来了，但谁也没有为这些伤兵进行治疗。

　　到4月26日，有16000多名澳新军已经登陆，他们分布在较低的斜坡和山脊上。将军们和列兵们都住在临时挖的地下掩体里，分享同样的紧急口粮。土耳其军不断炮击。澳新军的后备人员未能仰攻上斜坡。一直到4月底，土军指挥官赞德尔斯将军都不实施他的主力反攻，宁愿看着协约国在他眼皮底下调兵遣将。在协约国企图调整他们杂乱的兵力时，赞德尔斯开始选择它的反攻阵地。

　　赞德尔斯于5月1日对滩头阵地开始进攻，但土耳其军迅速被澳大利亚军击溃。，为了摆脱阻塞的滩头阵地，协约军将领亨特·韦斯顿企图在5月6日进行突破，但被土军猛烈的抵抗所阻挡，双方流血很多。汉密尔顿将军亲自指挥，但情况仍未改观。三天激战，包括反复的白刃战，协约国所付出的代价是部队的三分之一死伤；而土耳其军依然控制着高地。

　　当5月来到加利波利时，炎热使疟疾和痢疾到处传播死亡。最激烈的一仗于5月末告终，小小战场布满了8000名土耳其和协约国死者的坟墩，使空气中充满了恶臭。为了防止可以毁灭双方的时疫，伯德伍德将军在其医务工作人员敦促之下，要求和土耳其军实行安葬休战。5月24日，双方暂停战斗九小时，教士、医生和安葬队一起来消除死尸的威胁。

　　间断的停战中，所有参加安葬的人都戴了白臂章，禁止携带望远镜、武器或窥伺堑壕。除沿着全线停火外，所有在堑壕里的部队，都不把头伸到胸墙之上。归还敌人的步枪都要取去枪栓。但这个不严谨的协定双方都大方地没有执行。当敌对双方在狭窄的无人地带会晤时，紧张不安的气氛弥漫于前线。

　　有些堑壕只相隔1米。澳新军和土耳其军默默无言地开始挖掘深沟或公墓，但不久双方就互敬香烟或用蹩脚的土耳其语和英语打趣起来。双方偷偷摸摸地相互刺探防务。在检验尸体身份时，军官们小心地注意堑壕和警戒系统的配置。传说基马尔穿了中士制服，在临近澳新军堑壕的地方，和安葬队一起工作了9个小时。在分手之前，许多人交换了口袋里的杂物。

　　在下午3时左右，最后一个死者被慢慢放进安葬的堑壕里，这时一声枪响冲破寂静。在这不安的片刻，安葬队除呼吸外，停止了一切行动，恐惧地意识到他们是处在几千支步枪中间。没有再听到第二枪，于是人们转过来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握手道别后，在傍晚，每一方回到了他们的堑壕。几分钟后，在土耳其防线的某个地方一支步枪开火了，战场上又再响彻了枪炮声。

　　协约国集中力量在陆地上打仗的同时，5月底前，土耳其海军又击沉了3艘英国战列舰。一艘土耳其轻型战列舰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溜进达达尼尔，用鱼雷击中了“哥利亚号”。两周后，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胜利号”。一天之后，“威严号”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地中海的潜艇活动使协约国惊慌起来，英国尤其担心自己的舰队。他们担心“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安全，命令它回到了一个英国港口。

　　装有14英寸大炮、抗水雷的浅水重炮舰到达后，英国在达达尼尔的处境改善了。英国潜艇也进人海峡，驶进马尔马拉海和君士坦丁堡港，使土耳其航运遭受重大损失。一艘装了6000名部队的土军运输舰，在港口就被鱼雷击中。土耳其的损失，计有一艘战列舰、一艘驱逐舰、5艘炮艇、44艘轮船、11艘运输舰和185只帆船。英国为这种破坏所付出的代价，是13艘潜艇中损失了8艘。

　　8月初，在加利波利西北的苏弗拉湾，协约军用两个师进行了一次新的大登陆。它基本上没有遇到土耳其军的抵抗。土耳其人从海滩退到高地待援。可是，优柔寡断的英国指挥官，包括汉密尔顿在内，不向前推进，却浪费宝贵时间去讨论战略。

　　到了协约国决定进攻时，土耳其指挥官赞德尔斯已经赢得时间，从博拉伊尔全力抽调了两个师到萨里巴依尔山脊来。协约国以为这个地方是由退却的土军薄弱兵力防守的。在协约国军认识形势不利时为时已晚，他们顽强地打了五天之久，然后才被迫停了下来。由于高地的土军狙击手和炮手很快削弱了他们的队伍，协约国军在海滩上的生活非常艰苦和危险。8月间，协约国的伤亡达4万人。

　　9月，两个英国师和一个法国师调来萨洛尼卡，汉密尔顿将军则被召回了。但是直到基切纳勋爵于11月访问加利波利，他才充分领会这场大溃败。他知道只有撤出这个半岛才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基切纳的简短停留，看见了部队身上的一系列困难。在夏季，他们忍受了炎热、苍蝇和缺水。

　　11月，雷暴雨之后下了24个小时的倾盆大雨，继之以雨夹雪，然后转入暴风雪，地上雪深2英尺。那些住在澳新军洞穴和地下坑道里的人还有一定程度的舒适，而在苏弗拉湾的露天部队就大受其苦了。倾盆大雨使沟壑和溪谷水满为患，冲下大量的泥浆、土耳其人尸体和驼畜。

　　大自然也并没有饶恕土耳其人。双方可能各有500人淹死在堑壕里。其他许多人冻死了。单苏弗拉湾一地，冻疮患者就逾5000人。从未有人见过这样猛烈的暴风雨。协约国对这种暴风雨完全没有准备：没有储备额外的保暖衣服。对于从12月19日开始的全军大撤退，除丘吉尔外，在伦敦或加利波利没有一个人后悔的。

　　 在撤离期间，预计会有很大损失，即使不是灾难的话。10月，汉密尔顿将军担心，“认为撤出加利波利而不损失总兵力的一半，那是不智的。……”然而他的继任者查尔斯·门罗将军，主持这次撤退并于1916年1月9日完成，竟无一人伤亡。从每个旅到最后的掩护梯队，都是按照与四个登船码头的远近，排定撤退的时间。6~12人一个小组，列成纵队越过几十条小沟渠，每组殿后的人往往是个军官，由他留下点燃定时导火线，爆炸坑道中的地雷。没有灯火，也不准吸烟，士兵们以坚定的步伐按一小时5千米的速度赶路。

　　每一单位不停顿地向指定码头进发，脚步声被沙袋铺的路吸收了。将军们和列兵们都挤在机动驳船里，每条驳船400人。军官们小心的点数保证不使一个人掉队。唯一的声音，是驳船发出的阵阵颤动声。土耳其军完全被蒙住了，他们继续向空空如也的堑壕发射炮弹和子弹。

　　敌人对这个计谋的懊恼，穆斯塔法，基马尔说得很清楚：“要是我在那里，要是英国人真的那样溜走而没有损失，我将把我的脑袋打得开花。”但他的德国盟友欣赏这次协约国军事行动的技巧。《福斯报》军事记者发出的通讯写道：“只要战争不息，苏弗拉湾和澳新军的撤退，将在所有战略家眼中，成为前所未有的杰作。”

　　1915年，差不多有50万协约国士兵被运到加利波利，伤亡人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远征军包括41万英国部队和7．5万法国部队。英国伤亡人数共计21，4万，法国为4．7万。土耳其军参战的至少有50万人，据官方记载，有25万余人遭受伤亡，但这些数字值得怀疑。其他估计的数字要高得多，但不管数字多少，土耳其陆军的精华被摧毁了。

　　加利波利的失利毁掉了英国的高官。赫伯特．阿斯奎斯首相把丘吉尔调离内阁，基切纳勋爵也不再拥有政府大臣对他的信任了。他掌管的军械管理权移交给由劳合·乔治领导的一个新成立的部，他的权力减少了。丘吉尔穿上军服，仅当一名营长，在法国服役到1917年。那时他又重新得到宠信，被任命为英国军械大臣。

　　达达尼尔登陆的实例，屡屡被后人提及。现在，每一次登陆战所做的计划和准备，其具体和详细都超过了科研计划。所有参与计划的参谋人员都会互相提醒：别忘了加利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