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抹清凉

避暑，古代又常称消夏。避暑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为避开炎热到凉爽的异地暂居。我国很早就出现了这种度假旅游性质的避暑活动，《汉书·元后传》曾载：“初，成都侯商尝病，欲避暑，从上借明光宫。”汉武帝曾避暑甘泉宫，唐太宗也曾避暑九成宫，清帝更筑有规模宏大的承德避暑山庄。但在清末以前，即使贵为帝王，避暑度假也不过是偶尔为之，更遑论社会大众。及至19 世纪末，以传教士为主的在华外国人引领避暑风潮，最终形成了以江西庐山、浙江莫干山、河北北戴河、河南鸡公山等为代表的避暑胜地。

　　这4处都是因避暑而由传教士开发，仿照租界模式进行自治管理，数十年间，偏僻乡村已“宛如西境”，拥有众多异国情调别墅，广受青睐，从而被相提并论。

　　西风东渐

　　对于在华生活的外国人，定期避暑度假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899年，《北华捷报》记者就写道：“现在天津只看得到两位外国人，在北平也不超过二十个，因为他们都到北戴河避暑去了！而一些原本在天津召开的会议，现在也移到北戴河举行。不久的将来，天津的会议将全部移到北戴河来开。”在商业繁荣的“东方芝加哥”——汉口，外商定期避暑甚至成为影响市场的重要因素，“汉口近以各国茶商纷纷离汉避暑，致红茶市面顿见冷清”。

　　这种避暑度假之风也影响到了气候凉爽的东北。日本人占领东北以前，哈尔滨流行着关于北戴河的一桩趣事。每一个发迹的犹太人必须做下面3件事：第一，他必须在当时哈尔滨第一等的旅馆“莫迭尔饭店”里住过5个星期；第二，他的妻子，不管有病与否，必须在北平协和医院施行一次手术；第三，他的家属必须到北戴河去避暑——这是有钱人的“三部曲”。

　　其实，早期在华外国人的避暑度假活动并不明显，最初只是个别零星地与中国富人一样利用山里的庙宇避暑。19世纪80年代始，少数传教士开始在驻地附近的山上建造避暑房屋。福州附近的鼓岭是最早发展起来的避暑地之一。1886年，英国人在鼓岭宜夏村建起了第一幢别墅，开启了中国近代避暑地建设的先河。甲午海战后，清廷对外国势力进一步屈服，传教士购地建屋相对容易，外商及其他侨民也多借教会名义行避暑之事，不少以教会为背景的避暑地迅速应时产生与发展起来，特别是庐山牯岭、北戴河、鸡公山、莫干山等后来居上，一时“桃源真有新大地，十里风飘九国旗”。

　　1917年的《全国避暑胜地记》一文称，当时国内有名的避暑胜地已包括江西的牯岭（庐山）、浙江莫干山、河北北戴河、河南鸡公山以及浙江的杭州与普陀山。至1920年时，全国建有大量外国避暑别墅和教会会议房屋的避暑地约有10多个。此后，一些海滨避暑地纷纷出现，例如山东青岛、烟台、威海卫和山海关等，避暑渐成常态。

　　多重需求

　　在华外国人避暑度假风尚的形成，有其独特而复杂的背景，牵涉到诸多方面。

　　19世纪后半期，出于对健康的关注，许多外国人在来华之前已有暑期度假的习惯。他们大多来自温带地区，中国夏季大部分地区气候炎热，外国人难以适应。故居于北方的外国人夏季多往海滨，如北戴河、青岛、烟台等地避暑。南方闷热，人们避暑多于山上，如庐山、莫干山、鸡公山等。

　　炎热的气候除带来身体上的不适外，最让外国人恐惧的是疾病与死亡的威胁。夏季蚊虫肆虐，中国人口稠密、居住环境拥挤，痢疾、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高发。自开埠以来，外国人一直面临着患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困扰，尤其是儿童。一份来自教会的报告表明，在华2～5岁外籍儿童死亡率是同期英国乡村地区同龄儿童死亡率的3倍。这些孩子“基本上都不是因难产而死，而是在成长过程中，由于各种疾病而亡”。为此，家长们积极“寻一个避暑区域”。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即是一例。在接连失去3个孩子之后，当时居住在镇江的赛兆祥痛定思痛，看到庐山售地广告，立马响应。赛珍珠认为：“牯岭不只是一个避暑地，更是一个救生站。特别是在我童年的时候，当白人对热带疾病缺乏免疫力时……许多孩子的死亡迫使父母去找一个能安全度过夏天的地方。而我的父亲便是最早选择庐山避暑的人之一。”

　　在开发过程中，避暑地的社区规划与建筑风格具有浓郁的异国情调，相同国籍的人会相约住在一起，房主在建造与布置别墅时也往往采用家乡风格。避暑地设施配套齐全，仿佛租界的雏形，又较租界更为优美、整洁，由此成为在华外国人温暖的海外之家。

　　为避暑而至的聚居也为相关会议的召开提供了良机。为了参加会议，更多的中外人士前往避暑，反过来又促进了避暑活动的繁荣发展。在华外国人引领了中国近代避暑度假的潮流，“西人避暑之风开，本国人接踵步武”，民国以后，国人避暑度假者趋多。

　　天生丽质

　　出众的避暑气候条件，也许是四大避暑胜地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如果没有凉爽、宜人的气候条件，四大避暑胜地或许不会被注意到。

　　庐山之胜，久负盛名，在四大避暑胜地中算是最为出色的一个。那里气候清凉，盛夏如春，名胜古迹、飞瀑流泉随处可见，极适宜避暑疗养。由于地势高耸，襟江带湖，降水丰沛，庐山的花草树木极为繁茂。丰富的降水还造就了常年不涸的飞瀑流涂，形成梦幻云海、庐山烟云、雾鸣天籁、庐山佛光、海市蜃楼等许多独具特色的气象景观。

　　气温是影响避暑度假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庐山夏季最热月（7月）的平均气温只有23℃，比山下的九江约低7～10℃，与同纬度的平原、盆地相比，恰似热浪中的“凉岛”。

　　莫干山，为天目山之余脉，位于浙江省北部德清县境内，是沪、宁、杭金三角的中心，山峦连绵起伏，风景秀丽多姿，享有“江南第一山”美誉。

　　莫干山素以竹、云、泉“三胜”和清、静、绿、凉“四优”驰名中外。“竹”是莫干山“三胜”之冠，以品种之多、品位之高、覆盖面积之大著称于世。“云”也极具特色，因时而异、变幻万千。“泉”亦是一胜，莫干山有众多泉、溪、池等，飞瀑流泉多达百余道，可谓峰峰有水、步步皆泉。漫步于翠绿的竹林，或憩息于林荫，或眺望于亭台，或夜坐于别墅，处处清新悦人、神舒肤爽。“凉”是避暑的主要条件，因莫干山有一定高度，绿化覆盖率高，且多流泉及储水量大的修竹，因此夏季气温较低，七八月平均气温仅24.1℃，早晚尤为凉爽，故素有“清凉世界”之称。北戴河，位于京、津、唐环渤海三角区内、河北省东北部，地理位置极佳：西距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仅279千米，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交通要冲。它背依翠黛的青山，壁立于海边的东西联峰山，沙软潮平，气候宜人，春无风沙，冬无严寒，夏秋季节更是清凉无比。

　　鸡公山位于河南省信阳市西南40千米处的河南省与湖北省交界处，是中原地区与南方楚地的交界地带。它地处中国九大名关之一的武胜关关口，在地理上处于我国南北方天然分界线上，素有“青分楚豫，气压嵩衡”的美誉。那里“山明水秀、泉清林翠、气候凉爽、风景幽奇、别有天地”。鸡公山海拔虽然不高，但位置独特，有高山气候却无高山反应，山上最热月份的平均气温比山下的信阳低5～6℃，非常适宜于避暑疗养，旧有“三伏炎蒸人欲死，清凉到此顿凝仙”之誉。如此清凉的避暑气候条件也是鸡公山名扬天下的资本。

　　世外桃源

　　在四大避暑胜地中，庐山开发较早、也是开发最好、知名度最高的近代避暑胜地。

　　鸦片战争之后，大批西方人涌入长江流域。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登上庐山。他惊喜于庐山气候的凉爽和自然条件的优越，从1895年开始，对庐山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规划与开发。

　　由于紧靠通商口岸九江，至汉口、南京、镇江等长江沿岸“火炉”城市交通便利。经李德立的大规模规划、建设与管理后，庐山为“东南唯一避暑胜地”。及至1899年，“易灌莽为华屋”，已建有风格各异、精致美观的西式度假别墅100余所，牯岭成为风景优美、适宜居住的世外桃源。1917年，庐山牯岭有英、美、德、俄、法、意、日等15个国家的风格各异的别墅560多幢，宛如万国建筑博物馆。

　　自1932年起，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来庐山避暑，住牯岭；蒋介石暑期亦住在庐山。由此，国民政府内政、外交等轴揍皆聚于庐山，蔚为全国政治、军事之中心，因而享有“夏都”之谓。自1926～1948年，除1938～1945年因庐山被日军侵占外，蒋介石有13个年头在庐山常驻。

　　一幢幢风格迥异、特色鲜明的别墅也许是四大避暑胜地最美丽、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同时也是它们最辉煌时期的历史见证者。这些别墅要么代表着一个个声名显赫的名字，要么代表着一件件影响历史的事件，殊为珍贵。

　　四地中，数庐山的别墅群规模最大，风格最为多样，庐山现存别墅1000余幢，具有20多个国家的建筑风格，蔚为壮观。它们既是西方建筑文化的集中体现，又是在庐山独特的地理环境中所出现的产物。别墅群已成为庐山最知名的旅游资源，成为欣赏各国别墅园林建筑精华的展览馆。

　　1891～1894年，美国浸礼会教士佛利甲从杭州沿运河到莫干山，发现山中修竹遍地，清泉竞流，幽静怡人，赞叹不已，称之为天然“消夏湾”。莫干山由此名声鹊起。

　　莫干山上的别墅也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建造的。这些别墅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左右，以美国传教士白慕、伊文思为先，初建为草木建筑，形似中国农舍。此后，中外人士争相购地筑屋。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山上有别墅近200座。

　　莫干山的别墅数量众多，资源极为丰富，建筑风格多种多样，错落有致，与周围的环境和谐而统一，分别代表了10多个国家的建筑风格，故而莫干山别墅群也有“世界建筑博物馆”的美称。

　　北戴河的发展与鼎盛则始于鸦片战争之后。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修建津榆（天津到山海关）铁路的英国工程师金达途经北戴河，发现这里沙软潮平，气候凉爽，既适于海水浴，又是避暑的好地方，便大肆宣扬，吸引了大批中外人士。同年，英国人史德华首开其端，在北戴河兴建了第一所别墅。此后，外国传教士和中国资本家蜂拥而来，开始修建别墅。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正式将这里的海滨辟为“各国人士避暑地”，当时不少各国驻华公使都在此修建别墅。盛极一时的北戴河与夏威夷齐名，被称为“东亚避暑地之冠”。

　　由于地处京津之地，北戴河更是各方政治势力角逐的舞台。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在这里粉碎了东北军内部发生的马迁福叛变，稳定了局势。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确定北戴河为疗养区，每年接待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和援华外国专家来此疗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每年夏季都要来这里办公，商讨国内外大事，北戴河由此成为新中国的“夏宫”。

　　相比另外3个避暑胜地，鸡公山的开发稍微晚了一些。1902年，美国传教士李立生与施道格从武汉至此，发现鸡公山风景优美，气候宜人，遂在此购地建房；后向汉口美国领事馆报告，并在报纸上大肆宣扬，称其“山径深幽，泉源甘美，气候清爽，适宜避暑”。

　　1903年，京汉铁路信阳至武汉段通车，借由火车运输的便捷，武汉、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20多个国家的传教士和商人纷纷上山购地，盖别墅，修教堂。一时间，鸡公山顶成了“十里风飘九国旗”的洋人世界。随后，国内军阀、豪绅也步其后尘，争占山头，建造别墅。到抗战前夕，鸡公山共建各式别墅、教堂数百幢，号称“不夜城”。

　　鸡公山最值得称道的人文景观就是那些风格各异的洋楼别墅。在鸡公山，登高既可观别墅景观，又可观奇峰、山花、云海、霞光，建筑和自然互为烘托，和谐而统一。

　　四大避暑胜地向来都和政治人物有关联，鸡公山自然也不例外。

　　1937～1938年，蒋介石两次来此，专门为他修建的防空洞、跳舞厅保留至今。1938年，蒋介石在山上主持中原会议，征用英国汇丰银行8幢别墅。民国风云人物吴佩孚、唐生智、杨虎城、冯玉祥、李宗仁、孙连仲等都曾在山上避暑、休养。1946年，国共两党在宣化店谈判，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鸡公山下榻，当时他所住的那所别墅现在仍叫“马歇尔楼”。

　　区位优势

　　总体来看，四大避暑胜地要么位于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区域，要么位于距离区域中心城市较近的地方，它们昔日的鼎盛与辉煌，多多少少是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分不开的。庐山位于江西北部，长江南岸，鄱阳湖口，处于华中和华东交通往来的水路必经之处。襟江带湖的独特水路条件，在地面交通不甚发达的年代尽显其优越性。庐山沿长江上游可到达武汉，下游直通南京、上海。武汉、南京、上海均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的对外通商口岸，经济相对发达、人口较为集中。另外，武汉曾在1927年短期做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则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作为中华民国首都。两个城市的政治势力极为庞大，关系错综复杂。外国在华势力、国民党党政军官员、豪强富商云集于此，长江中下游成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地带。在这样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位于此区域的庐山成为各方势力避暑休闲的潜在首选，是其出世、入世两不误的最佳地点：一方面，庐山风景优美，超凡脱俗，在山上避暑生活更可抛却烦恼、修养身心，这也可以给他们机会做出与世无争的姿态；另一方面，在形势超出预期和控制时，他们会及时返回“尘世”，庐山便利的水陆交通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蒋介石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在任期间经常辗转于南京和庐山之间。此外，各色人等云集于此，客观上又给各方势力相互联系、彼此渗透提供了便利条件。

　　莫干山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内部纵深地带，距离杭州、上海、南京都不远，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占尽先机。20世纪初的南京、上海、杭州均为清政府被迫开放的对外通商口岸，是当时中国最具外向型的几个大城市。“长三角”位于长江入海口，直通外海，对外贸易、对外交流以及内外人员迁移流动较为频繁，那里工商业较为发达，豪强富商云集，而且，外国来华人士也多聚居于此。

　　北戴河是中国第一块由官方确定的旅游避暑胜地，它的成功首当其冲得益于出色的气候条件；而其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北戴河位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京津地区。京津地区政治地位至关重要，政治势力相当庞大，各方人士鱼龙混杂，他们经济条件相对普通百姓宽裕得多，避暑休养的需求也多一些。这些都促使北戴河跻身于避暑胜地前列。

　　相比庐山、北戴河和莫干山来说，鸡公山位于相对闭塞的河南，地理位置优势并不明显；然而，鸡公山距离武汉很近，仅有180千米，结果也正是来自于武汉的美国人李立生和施道格发现了这里，并且也是来自武汉的外国传教士、国民党要员、富商豪强蜂拥而至，促成了鸡公山的炙手可热。应该说，鸡公山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距离武汉较近的地理位置优势。

　　沧海桑田，景物变迁，四大避暑胜地已风流散尽。今人夏季避暑有了更多的选择，甚至我们身边就有不少“清凉地”。

　　【责任编辑】赵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