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旅游那些事儿

古代旅游的源起

　　上古时期，“旅”与“游”是两个独立的概念。“旅”字，本义具有多重含义，或指经商之人，或指客栈馆驿，或指旅行者。唐代经学大师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诠释到：“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地方，谓之为旅。”这里的“旅”指的是旅居异乡的旅客，即通常所指的旅行者。“游”字，含有遨游、游览之意，今人所谈及的旅游活动，古人常以“游”字一言以蔽之，如《尚书·大禹谟》记载“罔游于逸”，《诗经》记载“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诗仙李白在《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中感慨道：“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可见，上述“游”字均指具体的旅游活动。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进一步阐述道：“游可引申为出游、嬉游，俗作游。”这里所说的“出游”，指的就是出门旅游之意。

　　“旅”与“游”的主要区别在于：“旅”侧重于出行者因某种原因离开定居地，前往他处，着重强调生活空间的变化，如旅客、旅居等；“游”则侧重于动态的位移或行走，着重强调过程，如交游、游玩、游赏等。“旅”“游”两字合为一体，最早见端于南北朝时期。南朝梁代著名诗人沈约在《悲哉行》中说道：“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徐光旦垂彩，和露晓凝津。”沈约诗中所说的“旅游”，与今日通常意义所指的旅游已大体相近。唐代，“旅游”一词得到了广泛运用，山水派诗人韦应物在《送姚孙还河中》中说：“上国旅游罢，故园生事微，风尘满路起，行人何处归。”诗人白居易在《宿桐庐馆同崔存度醉后作》也写道：“江海漂漂共旅游，一樽相劝散穷愁。夜深醒后愁还在，雨滴梧桐山馆秋。”从历代文人骚客的诗文中，可窥测古人所指的旅游，涵盖有出行与揽胜两者之意。

　　历代旅游逸事

　　对古人旅游活动的记载早已有之。

　　上古三皇五帝时期，便已有关于旅游的记述，那时的旅游以帝王巡游为主。《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击败炎帝之后便巡游天下：“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尧帝在位时，常巡游四方，访贤问能，借此招揽青年才俊，继位的舜帝就是尧在万千英杰中挑选出来的。舜即位后，又多次巡游四方。据记载，舜在最后一次南巡时，“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殷商时期，帝王巡游与田猎并行。遗存至今的甲骨文中就有许多暗示旅游之类涵义的卜辞，如“巡省”“田猎”等。“巡省”具有双重含义，一则与巡视有关，指的是帝王遍览民风、推恩布泽；一则是指巡游、踏青之意。“田猎”指的是纯粹的嬉戏娱乐活动，这些活动虽不一定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旅游涵义，却可视之为旅游的雏形。从某种意义上说，殷商时期王公贵胄的巡游、田猎，或可视为古代旅游活动的滥觞。

　　西周时期，周天子威震天下，分封诸侯。为了巡察邦国，周天子定期巡游四方，体察民情，纾解民困。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驭黄金碧玉之车，傍风乘气，起朝阳之岳，自明及晦，穷宇县之表”，他的巡游活动在旅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传世经典《穆天子传》记载的便是周穆王西巡时的所见所闻，亦是中国最早的游记。在周代，单纯以娱乐为目的的旅游被视为奢侈习尚。《尚书·无逸》记载，君王“无淫于观、于逸、于田、于游”。可见，“游”是怠政的一种表现，周昭王之死便是明证。周昭王因“背成王之制而出游，南至于楚”，无休止的游逸使楚人怨愤不已，将昭王“沉之（于江），而遂不还”。

　　春秋战国时期，亲贵权宦的游猎与士大夫的游学、游说之旅日炽。当时，游猎成为王室、诸侯及地方权贵享乐的主要方式。《诗经·齐风》记载：“齐哀公好游猎，从禽兽而无厌，国人化之，遂成风俗。”说明游猎活动业已成为百姓追慕的喜好。囿于宗法制度的解体，许多原本处于底层贵族的士人散落于民间成为平民，而他们的游说、游学等功利型旅游活动却痼疾犹存。当然，也不乏申明义理之士，如孔子、孟子等，他们游历诸国，将天下的民风习俗、王权政治等一一著录，并融进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形成了闻名于世的诸子百家学说。这一时期的商旅之游也颇为兴盛，富贾吕不韦食客千人，家僮逾万，出行队伍浩浩荡荡，展现了“肇牵车牛，远服贾”的繁荣景象。

　　秦汉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成，帝王巡游的规模与范围与以往相比，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动用大批劳力修筑了以咸阳为中心、延展至四方的驿道，并创设有驿站，使得不同地域间的交流日趋紧密。在此基础上，秦始皇先后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巡游，足迹东止渤海，北逾秦皇岛，南抵荆越，并在泰山留下了摩崖石刻。一代杰出帝王汉武帝，“爱巡游、喜猎射、嗜山川、慕神仙”，足迹遍布山陕、江南，东巡13次，西巡6次，遍祭五岳，奠定了后世“五岳封禅”的制度。汉赋大家司马相如所著《子虚赋》与《上林赋》，再现了汉武帝率众在上林苑狩猎巡游的恢弘场景。汉代张骞、班超出使西域，著录西域风情，则是典型的外交旅游。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世族独享特权。一方面社会动荡不安，使得士人寄情于山水；另一方面，玄学悟道的兴盛激发了人们感悟性灵、纵情自然的逸趣。以山水为主的审美旅游、以朝拜为主的宗教旅游、以唱和为主的娱乐旅游累现叠出、层出不穷；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派诗人、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派诗人、以郭璞为代表的游仙诗人，都将目光聚焦于旅游，或独往，或群聚，或诗酒，或纵歌。竹林七贤的宴集和兰亭雅儒的修禊，将古人的旅游推向了极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妇女旅游活动。魏晋时期的妇女一改两汉卑微的社会地位，与男子一道参加祭祀、节俗活动。元宵节期间，南朝妇女结伴外出郊游“走百病”；上元节，妙龄少女外出“迎紫姑”，这都是当时盛行的游庆活动。她们结伴而行，寄情山水，陶冶情操，抒发了女性对生活的热爱。

　　隋唐时期造就了华夏文明的巅峰，也掀起了古人旅游的高潮。隋炀帝是位酷爱旅游的君王，开凿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本意就为巡游江南，甚至自辩道：“天子巡游，乃治国之道。”雄浑的盛唐气象催发了文人出游，一批杰出诗人遍游祖国壮丽河山，书写下千古名篇，以柳宗元所著《永州八记》为代表的游记数不胜数。此外，玄奘的西行和鉴真的东渡，则是万千游僧的杰出代表。两宋时期，社会经济欣欣向荣，市民生活缤彩纷呈。城市休闲旅游成为这一时期旅游的主题。文人侠士游走于南北市镇，不仅是物阜民丰的繁华都市，就连边陲小镇也成为文人探访的目的地。每游一处，必著录所见所感，出现了苏轼的《石钟山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秦观的《龙井题名记》、范成大的《峨眉山行记》等脍炙人口的佳作。

　　元帝国的版图空前辽阔，旅游者的足迹遍及亚非，国人的海外旅游与外国人的中国旅游交相辉映。汪大渊的足迹遍布亚非诸国，堪称“东方的马可·波罗”，著有《岛夷志略》。而外国人的中国游，莫过于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他随商队来到中国，遍访大江南北，著有《马可·波罗行纪》。

　　“天崩地坼”的晚明时期，中国社会迈入前近代，经济空前繁荣，社会思潮迸发，旅游业已进入大众化时代，审美娱乐型旅游发展到了巅峰。晚明举国若狂的旅游热潮席卷华夏、盛极一时，游记、小品文、山水画册不仅记录了文人的旅游实践，也产生了徐霞客、王士性、谢肇淛等一批著名的旅行家，他们踏遍名山大川，将地缘山势一一著录，成为后世瑰宝。

　　清代的民间旅游有衰颓迹象，但帝王巡幸与外籍传教士的游历却异常活跃。康熙与乾隆祖孙俩成为清代帝王中最嗜旅游者。以巡幸江南为例，康熙与乾隆分别6次南巡，除游赏的目的外，附加有阅兵祭陵、蠲赋恩赏、巡视河工之责，北祭南巡、西狩东幸渐成常态。禁教以前，明清传教士游历中国，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以传教之名，游历中国山河，记录了当时的民风民情。

　　古代旅游的特性

　　中国古代的旅游具有内敛、文雅、趋同等特性，足迹以名山大川为主，旅行者以帝王贵胄、文人墨客等上层人士为主，重亲缘、阖家游视为主流，故国神游、旧地重游皆为旅游首选。在审美追求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偏重于身心与自然山水的交融。旅游的方式恬淡、娴静，与现代的攀岩、探险等征服性旅游形成了鲜明对比。就旅游的属性而言，有帝王巡游、外交游，文人士大夫的游学、游宦、漫游、科考游、商旅游、宗教游以及百姓的民俗节日游等。

　　事实上，古人旅游的时机与今人相比甚为稀少。一方面，与古代旅游相配套的服务行业极度缺乏，盘缠所费甚糜，使得远足成为一般人的奢望；另一方面，历代封建王朝设置有严格的户籍与里甲制度，百姓不得随意自由迁徙，外出皆需地方官署开具“节”“符”或“路引”，所谓“无节者不行于天下”。行走在外，难免需投宿住店，而发达的馆驿系统只为官差衙役署理公事所用，除非是高级官员，一般胥吏如因私外出，也不能投宿馆驿，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了。商鞅在《商君书》中曾下令废止私营旅店，认为“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两汉实行了严格的关禁制度，出入需要关卡，需持有“符传”，合之则过。明清实施“海禁”，“片板不许入海”。

　　此外，受宗法制度的影响，子孙需行孝悌之道，不敢违亲远出。明代邵璨在所著《香囊记》中载：“父母在，不远游。”游子即便远游，也难以摆脱思念亲人的情感羁绊，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和王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抒发的就是这种思亲情结。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