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文胆”

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大家都知道蒋介石有一个很忠实的谋臣，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他就是陈布雷。而在国民党内还有一位才子谋士，被称为国民党的“文胆”，他就是戴季陶。戴季陶(1891～1949)，原籍浙江湖州，出生于四川广汉西街一个经商兼儒医的家庭。

　　在国民党中，戴季陶是一位比较有眼光的政治家。他曾做孙中山的秘书达12年之久。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先后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文章，是国民党内的“理论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尽心辅佐蒋介石。1949年2月在广州寓所服食安眠药自杀。

　　

　　青年天仇

　　

　　那个年代，同当时很多追求进步的青年一样，戴季陶也把自己的人生与留学日本联系起来，走上了求学日本的道路。

　　戴季陶前后在日本求学达4年。他学习很刻苦，抱着学好本领建设国家的信念，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最大的希望，我们最出劲干的，就是想把欧洲的文化全部运到中国来，改革我们的中国。”这种想法在当时大部分留学生思想中都存在。1907年秋，经过选择，戴季陶转入日本大学法科，这是东京有名的私立学校，其中就有中国学生一千多人。当时他与中国同学都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大家非常开心，“聚在一起，上下古今，东西南北，从革命谈到吃饭，从天文谈到蚂蚁，极端自由。”

　　1909年，他以日本大学法科毕业生的资格，投奔当时江苏巡抚瑞澄。当时正值清朝政府实行预备立宪的时候，各地纷纷成立政法学校，苏州也办了一个研究所。瑞澄很欣赏戴季陶，又是自己用人之际，于是立即任命他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之职，这一年他才18岁。在所里任职的多是翰林进士，思想保守，现在被一个18岁的青年领导，心里终究不服。而戴季陶自己也由于年轻气盛，少年得志，锋芒毕露。于是，那些被得罪的人就想办法抓戴季陶的小辫子告状。在业务方面无法找到戴季陶的毛病，但是在个人生活方面，戴季陶因为年轻风流惯了，经常流连声色场所，“妇人醇酒傲风尘”。被一位守旧人员告到巡抚大人那里，谁知碰了一鼻子冷灰，瑞澄说：“年轻人谁不如此，何必小题大做!”戴季陶还喜欢到茶楼去坐，与人针贬时弊，高谈阔论，也被人告状，结果瑞澄说：“朝廷办法宪法大纲，原需臣民抒陈意见，有什么要紧呢!”这样一来，由于有人保护，戴季陶也就平安无事。但后来瑞澄奉旨调任湖广总督，戴季陶就遭到人的报复打击。

　　从苏州辞官回到上海后，戴季陶选择了新闻记者的职业。约在1910年7月左右，他进入《中外日报》，经常用“三红”、“天仇”的笔名发表评论性文章。用大胆、泼辣、犀利的文笔批判揭露清政府假立宪的伎俩，启发人们反对封建专制，宣扬民主自由，并号召大家爱国。文章写得激情澎湃，很有鼓动性。他取名“天仇”是有与清政府有不共戴天之仇之意。年仅19岁的戴季陶成为上海新闻界的风云人物，其文章也越来越引起人们注意，并引起极大反响。

　　戴季陶的激进革命思想与办报才能在五四运动中得到较好的表现，写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周恩来后来同美国友人谈起自己的革命经历时说：“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的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瞿秋白也说过“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并称陈独秀、戴季陶等为前辈，认为他们“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

　　

　　孙中山的机要秘书

　　

　　1912年9月，戴季陶被孙中山任为随从秘书，直到1925年3月逝世，期间“几乎无役不随”，戴季陶做过12年半的孙中山的秘书，可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与器重，以及他对孙中山的忠诚。

　　戴季陶自己常说：“余于同盟会同志中为后辈。”但由于他年轻有才华，办事干练，很得孙中山的赏识。

　　戴季陶不仅长得仪表堂堂，而且很爱整洁，穿着整齐。这就是长期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养成的。孙中山对自己身边工作的秘书和部下的仪容要求很严格，据戴季陶所述，孙中山对于他们平日的一切生活行动，哪怕是最细微，最琐碎的事情，都特别注意。孙中山经常在家里边会见客人，来的客人大都是有地位的，还有的是外宾。孙中山对客人十分尊重，因此在客人来之前，他必细心检查身边工作人员的衣服是否穿得整齐，裤子上的扣子是否扣好，胡子是否剃得干净，皮鞋是否擦清洁，等等，只要有一点问题，就叫你重新去做。他经常告诫身边那些不修边幅的人，如果仪容不整，就会给客人留下不良的印象，足以影响谈事情的结果。经过多年的训练，戴季陶就很讲究，常给人风度翩翩的印象。

　　

　　家有妻妾

　　

　　戴季陶恐怕是当时国民党高层内极少的有妻妾的一个高级官员。

　　年轻时候的戴季陶就倜傥风流，由于他长得眉清目秀，又聪明活泼，很讨女性喜欢。日本留学的经历，更培养了他浪漫的性格。他自己后来也说：“在日本养成了一种浪漫的性格，不容易改变。”由于他日语讲得好，因此交了不少日本朋友。曾经被一个也在日本学习的朝鲜皇族公主喜欢，俩人后来发展为订婚，但终究由于政治因素，女方主动断绝关系，他才没有成为朝鲜女婿。

　　戴季陶的原配夫人是钮有恒，生于1886年，比戴年长5岁，浙江湖州人。钮家是当地有地位的家族。有一次戴季陶从苏州乘车去南京途中，偶然认识了钮有恒的叔父，经过交谈，钮的叔父认为戴季陶很有才华，“许为国器”，知道他未结婚，于是主动说要把自己的亲戚中的女孩介绍给戴。果然不久就安排自己的侄女钮有恒与戴季陶在上海见面，两人见面后都很中意，于是1910年19岁的戴季陶在老人的主持下与钮有恒订了婚，1911年正式结婚。

　　结婚后，戴季陶仍然从事革命活动，两人分多聚少，但知书达理的钮有恒支持丈夫。1912年5月22日戴季陶因为反袁世凯而被逮捕，钮有恒深明大义，她前去探望狱中的丈夫，安慰他说：“君为国事被捕，我甚感安慰。周浩君常说，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我为君贺。”之所以支持丈夫的革命，是因为钮有恒自己也曾跟随秋瑾一起干过反清革命事业，而且早于戴季陶。为了支持丈夫，钮有恒主动放弃自己的事业，担当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她勤俭持家，免去了戴季陶的后顾之忧。钮有恒积了财产，不是供家人享受挥霍，而是用来救济贫苦人，她还在家乡办了一所小学。1928年，戴季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钮有恒仍然很关心慈善事业，每年过年时节，她见南京郊区穷人多，于是自己掏钱买了1000石米，1000件寒衣救济；这样的事她一直坚持了10年，一直到抗战爆发离开南京为止。

　　戴季陶性格很情绪化，而夫人则是一个很有理智的人。戴季陶曾对子女说：“你母智慧高出于我，你父少修少德，少年失于学养，而今多病，未老先衰，你要学习你母，忍耐精进，将来成就，不可限量。”戴季陶喜欢酗酒，每喝必大醉。有一次因为喝酒差点送了朋友的命。于是大家劝他戒酒，并且在报纸上替他登了一个广告，要朋友们不要给他酒喝。自结婚后，钮有恒也极力劝他戒酒，但没有效果，于是钮有恒便替他打了一个戒指，上面刻着“恶旨酒”三字，要他学戒酒的大禹，果然戒了半年左右。但是后来又不知不觉喝起来了。

　　按理说，戴季陶有这么好的一个贤内助，应该很珍惜地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明媒正娶了钮夫人后，戴季陶又续娶了两个小老婆，成为民国时期极少的妻妾同堂的家庭。

　　一个是赵季官，她是1922年来到戴家的，人称“赵小姐”，1926年生了一个女孩。抗战期间，她们母女一直与戴季陶在一起。那时钮有恒因为有病，就留在老家照顾家业，直到1942年才化装逃到重庆与戴团聚，但不久患脑溢血，9月逝世。两年后即1944年1月27日，戴季陶与赵季官正式举行婚礼，赵才获得名份。此后一直陪伴着戴。1949年2月12日戴季陶自杀后，赵季官回到重庆，与戴的另一位妾赵令仪住在一起，于1950年逝世。

　　

　　戴蒋之间

　　

　　戴季陶在蒋介石身边前后辅佐了23年之久，他们既是上下部属关系，也是结拜兄弟。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戴季陶先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筹备委员及教务主任、中央执委常务委员、宣传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府委员、考试院长等重要职务。戴季陶是蒋介石的忠实支持者，二人关系非同一般，既是浙江同乡，又是日本留学同学，在“二次革命”中，二人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感情。他对蒋介石非常推祟，1934年1月6日给蒋的信中说：“现在世界大变，当前中国所赖者，唯有吾兄。”而蒋对戴也很信任与赏识，据说，蒋有四位最好的朋友，就是张静江、许崇智、廖仲恺和戴季陶。因此在很多时候，蒋介石都极力把戴安排到重要的职位上，1926年8月7日任命戴为中山大学校长，作为培养自己势力的阵地。在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制定的策略都几乎要与戴季陶商量，而且对于他的意见，大都采纳，1935年2月，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福建被逮捕，蒋介石征求意见时，戴季陶主张杀，而蔡元培等则营救，但蒋最后听了戴的意见。

　　在政治上戴与蒋共进退，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反蒋派的逼迫下辞职，于是戴季陶也提出辞职。而1932年3月8日蒋复职后，戴季陶也出来任职。戴对蒋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观念，由此看来，1949年他在广州自杀，可能有“殉友”的成分吧。

　　为了帮助蒋介石，戴季陶极力在思想上为蒋的行为制造一个理论。出于现实需要，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戴季陶便将孙中山与孔子相提并论，鼓吹传统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把孙中山思想中革命的内容去掉，附会于封建主义的忠孝道德。这一点正是迎合了蒋介石的军事与政治需要，蒋在黄埔军校时就将《曾文正公家书》、《曾胡治兵语录》等放在枕边熟读，并印发给军校学生。可见蒋戴思想上的一致。对于戴革命立场的丧失，宋庆龄曾当面指责他“已经不再是热衷于革命、正义与改革的青年戴季陶了”。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合法化，迫不及待地召开“行宪国大”，并于1947年6月13日正式成立“选举总事务所”。但是蒋介石的做法遭到国民党内一部分人的反对。但蒋一意孤行，在进行了匆忙准备后于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行宪国大”，会上围绕总统、副总统选举，国民党内各派系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闹得乌烟瘴气。虽然戴季陶对蒋的做法不尽赞同，但还是本着“忠”的观念，为蒋效力。在总统选举时，大家乱哄哄地争论，戴季陶看到局面不利于蒋，于是以元老的身份登台发言，训斥反对派，他强调就党的历史来说，就目前的局势来说，就党对国家的责任来说，都非蒋先生担任总统不可。戴一表态，使拥蒋派就占了绝对优势，于是蒋介石“顺利”当选总统，

　　

　　不辞而别

　　

　　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就任总统之职，戴季陶遂提出辞职申请。本来与蒋共进退的戴为什么要提出辞职不干呢?一是1947年1月1日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未将公职候选人考试列于宪法上，这样一来，戴当考试院长就无事可做了，二是他和蒋的情分已到了尽头，几十年来，他对蒋忠心耿耿，但蒋往往不能体谅他的苦衷，戴曾对另一个拜把兄弟金诵盘诉苦说；“真是做人难啊，帮他干吧，没法合作。不帮他做吧，还要顾及他的面子。”

　　戴季陶在1948年的总统选举中，力挽狂澜帮助蒋介石当上了总统，当时蒋介石也很感激这位结拜兄弟。但到了1949年1月21日局面难以控制，蒋介石再次被迫下野的时候，居然说了气话，蒋说：“去年我在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不担任总统的职务，但党内同志尤以一些老同志坚持反对，一定要我担任总统，结果因副总统的竞选问题，弄得党内意见分歧，离心离德，对内对外，都受到很大影响。现在我摆脱了国家行政元首的地位，今后可以总裁身份就重大政策问题发表意见，反而要好得多。”这里说的“老同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指的是戴季陶等人。当时一门心思想当总统的是你蒋介石，帮你当上了，你自己没有当好，反而来怪当初帮助你的人，这就令戴感到很寒心。因此，有人分析戴的自杀与此刺激有关。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对戴影响极大，他与陈多年好友，一起辅佐蒋介石，披肝沥胆，现在陈死了，戴痛哭地说：“啊!布雷，布雷，我跟你去，我跟你去，人生总有一死，我的心已死了。”

　　1949年2月11日晚上，戴季陶去看望了住在一起的于右任，回到家，他站在院子里抬头看到星星，自言自语地说：“看样子，明天可以飞回成都了!”这天夜里，他吞服了过量的安眠药。早上近8点时，当仆人推开戴的卧室一看，戴已僵卧在床，奄奄一息了。

　　陈布雷和戴季陶这两个非同寻常人物的自杀，使行将倒塌的国民党政权，更加阴霾重重，使人产生一种不祥的感觉。对于戴季陶的死因，国民党当局立即封锁消息，对戴住处实施戒严，不准记者出入。中山大学医学院为戴季陶所出具的死亡证书上写道；“患心脏衰弱症，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二月十二日晨突然发作，至十时四十分死亡。”这个死亡原因，与此前国民党当局宣布陈布雷的死因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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