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途知返陶希圣

陶希圣（1899～1988），名汇曾，字希圣。生于湖北黄冈(今黄州市)，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

　　在中国现代史上，陶希圣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自认“这一生，前一半教授，后一半记者”，并自诩一生只有两种武器：一张嘴、一只手，亦即演讲与写作。前者被时人誉为政论家，后者是经常写社论主导言论。在共产党眼中，他曾是汉奸，解放战争后期又被列为第41号国民党战犯。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眼中，他也曾被称为汉奸，但是后来又当上了国民党的高官。而在汪伪汉奸们眼中，他被看成“誓当杀之”的背叛者，在一些学者眼中，他又被尊称为“食货学派先驱”和“中国社会史学派”的领袖，桃李满天下。

　　“低调俱乐部”的重要成员

　　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7月，蒋介石、汪精卫急于想拉拢共产党及其同情者以外的全国“知名人士”，便在庐山搞了一个见面谈心活动，即所谓的牯岭谈话会。陶希圣应邀参加。国难时刻得到蒋介石的召见，标志着陶希圣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会后回到南京不久即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并在大本营第六部任职。此时，陶希圣本应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抗日，然而他却另有图谋。

　　在南京，陶希圣住在西流湾8号周佛海的家，经常与周佛海、高宗武等人共同密谋对日停战言和，从而成为被胡适命名为“低调俱乐部”的重要成员。这伙人鼓吹“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谬论，认为中国对日长期抗战没有准备也没有实力，因此同日本的外交渠道除应当保持畅通外，还要尽量开辟新的。但是在抗战开始的18个月里，南京和汉口充满了抗战到底的气氛，很少有几个中国人愿意公开表示支持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和解的态度。对于“低调俱乐部”成员的活动，当时就有国民党要员熊式辉私下予以警告。故“低调俱乐部”成员的活动后来不得不有所收敛，每逢有事，周佛海就通知高宗武、陶希圣等人躲到中山门外灵谷寺后的那个高塔顶层去密谈，然后出去与汪精卫接头。

　　1938年1月,陶希圣奉蒋介石之命在汉口创办“艺文研究会”，周佛海任总干事，陶希圣任副总干事兼研究组组长，并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该会以民间学术团体名义，听从蒋介石的面命，受汪精卫的指导，执行国民党宣传部的任务，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它的活动经费则由蒋介石手谕军需署，从“军事特别支出”项目内，每月拨500万元。“艺文研究会”创办《政论》等期刊和出版大量图书，攻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联合政府”等主张，还警告国民党员不要和共产党员接触。就这样，在蒋介石的允许下，“低调俱乐部”戴上了“艺文研究会”的华丽桂冠，公开出现在社会上。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实际上成为汪精卫一伙同日本特务机关进行秘密联络，策划“和平运动”的重要场所。

　　

　　沦为汉奸

　　

　　1938年12月19日，在抗日战争最危急的时刻，陶希圣与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乘飞机经昆明逃往河内，从而走上叛国之路，堕落为汉奸。一到河内，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等8个所谓首义分子就组成“最高委员会”，并成立政治、军事和财务三个委员会。陶希圣任政治委员会委员。12月22日晚，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发表了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项原则。收到近卫声明后的当晚，汪精卫即与陈公博、周佛海和陶希圣关在密室里，商议如何响应近卫声明。最后决定，由汪精卫以个人的名义，在香港报纸上发表声明，阐述对日立场。27日，陈公博、周佛海和陶希圣三人携带汪精卫的声明由河内秘密飞抵香港。一到香港，陈公博就找到了香港《南华日报》社长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港特派员林柏生，将汪精卫的声明交给了他，要他在报纸上发表。29日，《南华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以《汪副总裁致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诸同志公开信》（又名“艳电”）为题，发表了汪精卫公开卖国的声明。发表后，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与谴责。

　　1939年1月陶希圣由河内飞往香港，与周佛海、梅思平同住九龙，负责联络日方和招兵买马等事宜。3月20日，追随汪精卫的曾仲鸣在河内被重庆方面的特工人员所杀。3月22日，《南华日报》发表陶希圣起草的社论《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之执政者》，为汪精卫的卖国行径狡辩。

　　12月26日，汪日谈判正式结束，达成《日中新关系调整要纲》，汪日密约不仅明确了日本对伪政权外交、教育、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控制，还要求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下游、厦门、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地下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权力；承认在以上地区的驻兵权，以及相应的铁路、航空、通讯、港湾和水路在军事上的要求，等等。

　　陶希圣面对日方如此苛刻的条件，再加上在汪伪政府没有取得实业部长的要职，遂生悔意。而此时高宗武也由于未受到重用和被日本人怀疑而生忿恨。12月30日，陶希圣和高宗武一样以生病为借口，没有参加日汪伪约签字仪式。

　　陶希圣追随汪精卫，从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时开始，8月即出任武汉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陈公博）秘书处主任兼宣传处长及《党军日报》社长，1928年12月又加入由陈公博等人发起的汪精卫为领导的国民党改组派，到现在感到后悔，前后14年。经历这曲折的14年，陶希圣终于“深知汪氏无力解决实现日华和平问题，其他诸氏（指汪伪集团成员）又急于争名夺利”，于是决定“另觅途径”。

　　

　　迷途知返

　　

　　1937年11月，在国民党放弃上海前，蒋介石利用杜月笙的门徒与戴笠的特务联手，组建了“别动总队”，在上海潜伏下来，不料，国民党军队刚一撤走，这群人马上一哄而散。“上海成为孤岛后，杜月笙便离沪赴港。1939年汪精卫来沪进行组府活动时，蒋介石又想起杜月笙，意欲利用他的门徒破坏日汪“合作”。于是，蒋介石下令成立了一个“地下市政府”，名称为“上海统一委员会”，仍以杜月笙为主任，戴笠等为常委。尽管杜月笙未能亲自回沪主持工作，但他派徐采丞为私人驻沪代表，随后又加派他的总账房万墨林前来协助，这就说明他仍是这个委员会的核心。蒋介石一再给在香港的杜月笙带话，要他通过在上海的老关系，在这方面来一个“突破”，甚至不惜用许愿、重金等方法，收买汪精卫的走卒。

　　陶希圣与高宗武两人对汪精卫和日本方面的不满，正好给蒋介石集团以可乘之机。

　　1940年元旦前，在上海的陶希圣和高宗武开始察觉到，日本人对他们的疑心已经达到可以危及他们性命的程度。陶希圣从友人处得到消息说，日本人控制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特务机关、著名的“七十六号”〔因它设于上海极司菲而路（现名万航渡路）七十六号而得名〕，已经打算要杀害他和高宗武了，因而他们决定尽快逃出上海脱离汪精卫。在元旦这天，两人还分别到汪精卫和周佛海家拜年，以迷惑对方。

　　1940年1月3日，在重庆方面军统人员的帮助下，陶希圣与高宗武一道携带“密约”副本和缩微胶卷乘美国客轮“胡佛总统号”逃离上海，5日抵达香港。

　　1月22日，《大公报》香港版在《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的通栏正副标题下，独家刊登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件)，另在第九、十两版整版刊登了日文原件照片。

　　这条独家新闻在香港和内地引起轰动，22日的《大公报》香港版不得不加印，但还是销售一空。

高宗武、陶希圣由汪精卫投向蒋介石，共同在香港《大公报》披露汪日签订的“密约”内容，同时发表高、陶致该报和汪精卫的公开信，揭露日汪谈判的全过程，把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和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公之于众，引起国人的极大愤慨，使全国的抗日热情高涨。这一事件当时轰动中外，被称为“高陶事件”。

　　陶希圣在人生的悬崖边勒马回头，不论其动机如何，其意义非同小可：“这一举措毕竟是对日本诱降与汪精卫卖国的重大打击，也是给尚留在重庆阵营中的那些悲观动摇分子的深刻警示——求和之路走不通！”

　　

　　家有贤妻

　　

　　值得一提的是，陶希圣在关键时刻能够弃汪投蒋，与他的没读过多少书、却深明大义的妻子万冰如有密切关系。

　　1938年11月，陶希圣作为汪精卫一方的代表之一在上海参加与日本的秘密谈判时，他的妻子和5个年少的孩子刚刚结束近3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香港安定下来。对于日方意在鲸吞中国的条款，陶希圣感到十分不安。在写给妻子的信中，陶希圣流露出几欲寻死的困顿。陶夫人当下决定带上5个子女赶赴上海，以全家性命做赌注，设法搭救丈夫脱险。1938年12月13日，陶夫人来到上海，制造全家长住上海的假象，骗得汪精卫的信任，陶希圣被允许回家团聚。这样意味着日本宪兵对陶希圣的监视有所放松，从而为重庆方面的策反行动创造了便利条件。

　　陶希圣没有参加“日汪伪约”的签字，除自己的思想因素外，和夫人的果断也有关系。1938年12月26日上午，陶希圣参加汪精卫召开的最后审议与日谈判条文的“干部会议”，下午正式结束和日本人的谈判，晚上满脸愁容回到家里，当时身上还挂着把手枪。回到卧室，就把手枪卸下了。夫人关切地问他有什么情况？他回答说，30日就要和日本人签约。夫人问他签不签字？他说，不签是死，签了比死还难受。夫人听后，就说要死大家死在一起，并拿起手枪对准他，说他如果签字，现在就打死他。

　　1939年1月4日上午，陶希圣和高宗武在杜月笙的周密安排下，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逃离了汪伪集团，前往香港。

　　陶希圣逃离上海时，但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还留在上海。陶希圣一走，汪精卫就派便衣特务对他家进行侦查和监视，其愚园路的住宅门口有便衣人员侦查与监视。家中厨子被调走了，工役不能出门，家中没有饭菜吃，只是将日前剩下的饭菜烧热吃。

　　后来，又是在杜月笙的帮助下，陶夫人及几个孩子也逃到香港。

　　陶希圣脱险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乱流》。文中引用了一首古诗，叫做“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将奈公何。”诗中所表达的是有一个男人在汹涌的河流岸边，他本来没有必要渡河，可是他就是不顾妻子的劝告，强行要去渡过这个河，结果他就淹死了。后来他的妻子就用很悲伤的腔调，唱了这四句话，然后她自己也投水自尽。陶希圣引用这个诗，意思就是说他幸好没有如诗中的男人一样“强行渡河”，而是听从妻子的“劝告”保全了性命。

　　1942年2月陶希圣来到重庆，不久经陈布雷的引荐，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一跃而成为蒋介石的亲信文胆，并从此死心塌地跟随蒋介石。同年10月中旬至12月底，蒋介石亲自选定陶希圣为其代笔撰写《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制造反共、反民主的舆论。该书深得蒋介石的重视。由此可见，陶希圣的政治思想在某些方面和蒋介石还是比较接近的，要不然，短短两个多月就写不出如此符合蒋介石口味的这么一本书来。这也是蒋介石为何不追究反而重用陶希圣的主要原因。

　　1988年6月27日，陶希圣在台北逝世，享年90岁。他曾在《八十自序》中审度自己：区区一生，以读书、作文、演说、辩论为业，人自称为讲学，我志在求学。人自命为从政者，我志在论政。我不求名，甚至自毁其名，而名益彰。到90岁高寿时在给其子的信中说：“活到90岁，可以‘这一生’。这一生，前一半是教授，后一半是记者。教授与记者的生涯，便是协作、演说、开会。前一半抽烟，后一半喝茶，80岁有感慨，90岁自觉轻松，连感慨都没有了。”

　　【责任编辑】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