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民的悲剧人生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陈映民很多人却很陌生。她，就是王明的亲妹妹，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但她的人生却有太多的悲惨和曲折。

　　

　　做童养媳

　　

　　陈映民，又名王营，1913年生于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金寨县)，自幼家境贫寒，有二姐二兄，是家里的小女儿。大哥陈绍禹，即是中共党史上赫赫有名的王明，他从小被父母寄予厚望，竭尽所能，供其读书，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初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并成为中共的领导人。

　　在家庭熏陶和父母教育下，陈家兄妹可说都成长为革命的积极分子。但陈映民却没有兄姐那样幸运，在出生仅7天后，被父母忍痛抱给了金家寨上吕家湾的贫农吕能江家，给吕家做了童养媳。吕家也是贫苦农家，吕能江有5个儿子，陈映民许给了长子吕绍文作童养媳，从小在吕家长大，但由于吕家贫穷，她的日子也并不好过，15岁时即与吕绍文完婚。

　　1926年，大革命的洪流波及地处豫皖边的金家寨，年仅13岁的陈映民受革命浪潮的熏染，跟同吕家兄弟参加了革命斗争。虽然年龄小，但陈映民性格活泼，口才好，组织能力又强，遂被推荐担任了妇女代表。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已结婚生子的陈映民撇子弃家，与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做妇女工作，同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吕绍文早在192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军后任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第十二师营教导员。

　　

　　长征路上

　　

　　1932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在连续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后，由于张国焘等人贯彻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政策，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惨遭失败，其主力部队被迫于10月西征转移。此时，已参军的陈映民接到部队转移的命令，二话没说，抱着3岁的儿子吕美成，跟随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向川陕方面转移。吕绍文也随同红军队伍转移。

　　转战之路漫长而艰苦，更何况带着孩子的母亲，终于因孩子的拖累，陈映民渐渐跟不上队伍，后来与后卫部队也失去了联系，陈映民只好携子跟着一支“跑反队”继续追赶部队。这支“跑反队”是由群众自发组织的跟随红军逃难的队伍，队伍中有很多妇女，一直在苦追红军主力，这其中有后来成为罗荣桓元帅夫人的林月琴。

　　1986年，林月琴曾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就感到亲热多了。”

　　不久，在一次激烈战斗中，陈映民3岁的孩子丢失了。据林月琴回忆：“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

　　经受失子之痛后的陈映民，为顾全大局，强打精神继续追赶队伍，并最终赶上了红四军第十=师，与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

　　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这也是她革命生涯中的最高职位。可此时却传来噩耗，在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二弟吕绍武(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红四方面军特务连排长)，也先后在战斗中牺牲。

　　青年丧夫失子，这样的人生不幸先后降临在陈映民身上，然而，她人生的噩梦还在继续。

　　

　　在西路军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共2万多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以便完成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任务。

　　此次西征，使这支英勇善战、三过草地而未竭的部队，在河西走廊基本全军覆没。在经历了倪家营子、梨园口等十几番恶战后，1937年3月，西路军大部分战士把鲜血撒在了这片戈壁滩上，用血泪上演了中共党史上惨烈的一幕。据资料统计，红军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约21800余人；战死者约7000余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

　　在这场悲剧中，最为悲惨的是随军过河的女红军。这支娘子军大约有1300人，被组编成妇女独立团，成员都在2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

　　随着西路军惨剧的落幕，妇女独立团也难逃厄运。团长王泉嫒、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及营连干部陈映民等百余名女红军，全都被马家军俘虏。她们有的被马步芳、马步青直接赏给下属做奴仆和妻妾，受尽百般摧残，有的被转卖多次，有的被迫自杀，有的惨遭杀害，有的虎口逃生，四处漂泊。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她们也很凄苦，有的被视为“叛徒”，饱受歧视，有的遭受陈腐的女子“贞节”观的折磨，一辈子被人瞧不起。至今每一位幸存的妇女独立团女战士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仍是泣不成声。

　　陈映民不幸被俘后，则先被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被分配到一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厂做苦工。这个工厂，简直就是一个人间地狱，整个工厂由大兵把守，所有工人都在马家军的严密监视下没日没夜做苦工，没有自由，没有温饱，有的只是鞭打和死亡。有一个跟陈映民同在被服厂做苦工的女红军曾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经过几个月非人的折磨后，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富有同情心的汽车司机的帮助下，陈映民偷偷地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5年之久的故乡。

　　

　　“文革”磨难

　　

　　陈映民到延安后，正值张国焘叛党投敌之时，在延安，愤怒的军民掀起了揭批声讨张国焘的运动。因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渊源颇深，原来历经千辛万苦从西路军回来的人，也因此受到了牵连，遭到审查和批判。作为西路军的幸存者，陈映民情急之下，被迫无奈改名为王营，表示跟张国焘彻底划清界限。但命运弄人，此次改名反而为她以后的悲剧埋下了隐患。

　　在很快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作为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人物受到批判，作为妹妹的陈映民，自然受到连累，且她所改的名字王营被认定为追随其兄的所谓“证据”。此后，陈映民就一直被冷冻在基层做最普通的工作。

　　如果她能这样度过余生，也许还不会太悲惨，但文革的风暴又一次打破了她刚平静下来的生活。文革期间，陈映民所改的名字王营，被造反派说成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被打成“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受到了残酷迫害。她的亲人也因此受到连累，后来的丈夫——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折磨致死，陈映民又一次顽强地活了下来。

　　“文革”结束后，陈映民也得以平反昭雪，值得庆幸的是，她丢失多年的儿子吕美成，最终也被找到。1983年，陈映民从重庆市水产公司离休，晚年生活相对美满。

　　

　　责任编辑　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