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之死

1898年5月2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夜幕降临了，位于内城什刹海西北角的恭王府内哭声一片。恭王府的主人，也就是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终于久病不治，撒手人寰，年仅66岁。人们普遍相信，依照中国王朝政治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随着恭亲王的离世，中国政治必将发生某些变化。

　　恭亲王奕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3年后，年仅20岁的奕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当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咸丰帝带着妻妾亲随一溜烟地逃亡热河，恭亲王奕担当起留守北京的重任，负责与联军议和。

　　奕先前与外国人接触时，总是抱有蔑视态度，并掺和着仇恨与恐惧。当他与西方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时，他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开始赞赏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业态度。他同意由英国人李泰国整顿重建中国海关，充分信任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这些足以证明他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有人送给他一个“鬼子六”的绰号。

　　英法联军导致的外交危机化解后，中外交涉事务日渐增多，清政府原有的“六部”架构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1861年初，清廷批准恭亲王等人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执掌的对外事务。中国终于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在此后总理衙门存在的40年中，奕担任领班大臣达28年之久。

　　在恭亲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他与汉族出身的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修补内部政治秩序，调整对外战略方针，基本放弃沿袭已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西方学习，以屈辱的姿态韬光养晦，接受条约体制，致力于和平外交，为大清王朝的恢复与发展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

　　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秩序、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经过大约30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上修复了因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所遭到的破坏，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中国终于迈出步入“近代”的脚步。恭亲王奕由此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奕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始终不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千年的不断更新后，会有“历史终结”的可能。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一旦中国人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奕的期待并没有变成现实。1894年黄海一战，30年积累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瓦解。紧接着，马关议和，割地赔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人们将矛头对准恭亲王领导的清政府，以为30年洋务新政不过是一场“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中国并没有利用财富增长的机会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旧有的政治体制束缚了中国的发展，这也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

　　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认同，恭亲王奕也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廉洁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没有过去十几年前的状态，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羁绊。

　　奕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乱子的愿望仅仅维持了不到3年时间。1897年底，原本与中国关系还算友好的德国突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再度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以定国是，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

　　作为稳健的政治家，奕当然无法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张采纳改变大清王朝固有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

　　但也应看到，在甲午战后3年时间里，奕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说，奕和他的政府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但奕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爱国热情。

　　青年一代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或许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奕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

　　1898年初，恭亲王奕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进入5月就基本卧床不起。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终点，所以他深为忧虑的还是大清帝国的未来，他期待中国能够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依然不希望清政府在他身后进行太大的动作，更不要听信那些极端激进主义的建议。

　　5月26日、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多次前往探视恭亲王，恭亲王也利用这个机会向两宫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恭亲王还告光绪帝，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翁同龢、康有为等人的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实际上都是要脱离原有国家权力机关另起炉灶，意在“废我军机”。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同龢、康有为手中的傀儡，那样不仅对满洲皇族不利，对大清王朝也极端危险。所以恭亲王奕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阻止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称“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

　　至于翁同龢，恭亲王奕从根本上瞧不起，他告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

　　恭亲王的临终交代引起太后与皇上高度重视，尤其是年轻的光绪帝感到格外恼火，因为被恭亲王所不齿的翁同龢毕竟是自己敬重多年的师傅。

　　翁同龢已不可信，于是光绪帝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在恭亲王奕去世之后半个月断然罢黜翁同龢一切职务，对清政府进行大幅度改组，然而却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明定国是，开启一个新时代。可惜的是，仅仅一百天，这个新时代就宣告结束。其原因，又可从恭亲王的政治遗言中找到答案。

　　

　　责任编辑　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