猖獗肆虐的大瘟疫

人类历史也是一段与疫魔抗争的历史。众所周知，闻风丧胆的黑死病曾在中世纪时夺去了7500万人的生命，欧洲的人口在顷刻间锐减了1／3。其实，类似的惨剧也在华夏故土上出现过。

　　

　　大瘟疫颠覆了明王朝

　　

　　“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这触目惊心的景象就发生在万历八年的山西大同府。同年，疫情从大同府绵延至太原府和潞安府，就连当地的医官也不知所传瘟疫究竟为何疾。然而，当时的明政府只知搜刮民脂民膏，加重百姓的赋税，即便是在瘟疫侵袭之时，监工的太监照旧役使矿工下井挖煤，以致被传染者没有即时隔离，瘟疫肆意传播。

　　山西瘟疫发生后，百姓惊恐万分，四处逃散。万历十年疫病传至相邻的河北宣府(今宣化)地区，这里是京畿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病发作时，“人肿颈，一二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是年冬季，疫病传至北京。翌年，沿京杭运河传至南方。我们从史籍所载症状中可以推断，当年所传的就是腺鼠疫。腺鼠疫是鼠疫中的一种，它是鼠疫杆菌侵入皮肤后，靠荚膜吞噬细胞，先从局部繁殖，随后又靠透明质酸及溶纤维素等作用，迅速经由淋巴管至局部淋巴结繁殖，引起原发性淋巴结炎，其临床的表征就是大脖子。

　　京师疫病发生后，周边的通州、安东、霸州、大城、保定等地患大头瘟疫者枕藉，造成“父死子不敢望，夫死妻不敢葬”的悲惨境地。据当时史料记载，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河北真定府(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县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鼠疫还传至河南及山东等地，往往是村空无民，巷中无声。

　　万历年间的鼠疫大流行也许是明亡的征兆。崇祯六年，鼠疫再次席卷而来。此时的明王朝政局动荡，崇祯帝刚从覆灭阉党魏忠贤的胜利喜悦中苏醒开来，朝廷的党争又此起彼伏，加上东北满洲军事威胁的加剧，百姓的赋役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愈加沉重。此刻，山西知州的一封600里寄递奏折却被湮没在口诛笔伐的党争奏章中。当我们今天翻开奏折时，依稀可辨当时地方官的茫然无措，“(崇祯)八年，……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一家尽死孑遗”。

　　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山西鼠疫开始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九年至十六年，陕西榆林府和延安府相继发生大疫，“(崇祯)十年，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境况下，明政府还继续派发“三饷”，要求陕西人民交粮纳税，陷入绝境的关中百姓怎能不反?

　　鼠疫很快就传至河北地区。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大名府均发生烈性传染病，“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扩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是年七月，鼠疫再次传入北京城。这次瘟疫来的比万历年间更加猛烈。据崇祯时北京人刘尚友在书中记载：“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之四五，或一家数人并死。”所谓“疙瘩”就是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病症。仅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内死亡人口大约占40％之多。由于北京城乃京畿重地，崇祯皇帝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开始下令严守城门，发现有疙瘩、咳血或身体不适者一律禁止入城。对城内已经发现的病患，集中在庙宇或空旷的场所，由重兵把守，严禁除医官者私自进入。京郊的百姓也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据通州地方志所载：“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而昌平州更是骇人听闻，“见则死，至有灭门者”。河间府景县则“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北京俨然成为人间炼狱。据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中提及：“崇祯十六年二月，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光天化日之下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疫情开始在军中蔓延开来，当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已毫无战斗力，以致北京城墙上，平均每3个垛口才有1个赢弱的士兵把守，这样的军队又怎能抵挡李自成的农民军呢?

　　据史学家不完全统计，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两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陕、晋、冀3省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人以上。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的接踵而至，明王朝的统治已成朽木，清兵南下势如破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令人惊奇的是，蔓延多年的鼠疫在清顺治元年后就消散得无影无踪，华北各地风调雨顺，社会经济开始复苏，难道这真是天意?

　　

　　是天堂江南，还是人间炼狱?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莺歌燕舞的昆曲悠荡在湿润的空气中。这年春夏，江南淫雨霏霏，苏州昆山县、松江青浦县(今上海)等地均报称大雨伤禾。由于全年歉收，各地米价纷纷踊贵，以致每石3千文以上。贫户无钱买米，只能是日食糠皮，继食草根、石粉，道路两旁到处是卖儿鬻妻的吆喝声，沿途各地是饿毙街头的死者。基于此，清政府与地方士绅不得不携手救荒，以缓江南饥馑之苦。清政府开始在江南各城镇开设粥厂，发粟赈灾。由于饥民甚众，粥厂不得不日夜熬粥，加班加点的生产。一些粥厂为了图省事，并没有严格按照施粥的卫生标准进行作业，加上饥民愈发增多，食用器具没有及时消毒，疫病的发生也就在所难免了。

　　乾隆二十一年春，首先在浙江湖州开始发生大疫。随即，苏州府、松江府也开始发现疫情。后来，常州府的武进县，江北的泰州府、扬州府也开始出现大疫。到11月，安徽的凤阳也开始出现大疫。很明显，这次来势汹汹的瘟疫已经开始由江南向周边地区扩散，而且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今天遗存的史料中对这次江南大疫作有记载：“乾隆乙亥冬，吴中大荒，途多饿殍，尸气绵亘。至丙子君相司令之际，遂起大疫。”

　　那么究竟是什么疫病能以如此迅猛的速度在江南传播呢?江南医学家邵登瀛的《温毒病论》中就对发病的症状有细致地刻画：“若丙子年之疫，初起无不微有自汗，汗出不解，继无不发斑，斑透不解，又无不下之，下之亦不即解，最后而得战汗、狂汗、自汗，乃稍解。然余邪达表，尚发白痧如瘩，一病而全备诸症何哉?予细推之，是年之疫乃毒气深重之大疫，不可以常法据也。始无不自汗者，以手少阳三焦，是动则自汗出，气所生病也。”

　　据后来医学家的研究得以窥见，这就是夏暑时节常见的伤寒症，并伴有流行性乙型脑炎及钩端螺旋体病等急性传染病。伤寒本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以持续菌血症、网状内皮系统受累、回肠远端微小脓肿及溃疡形成为基本病理特征，主要的临床表现为持续高热，腹部不适，部分病人有玫瑰疹和相对缓脉。伤寒又称肠热病，主要的传播途径是通过水、食物、日常生活接触和苍蝇传染。这场由浙江湖州开始的伤寒瘟疫，开始向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泰州等地蔓延，加上大荒之年后，粥厂施粥不注意卫生安全，饥饿的百姓食粥时不注意个人卫生，而使得疫病大规模的蔓延，死亡者不计其数。正如史书所载：“(粥厂)聚数万众于一处，秽气熏蒸，以致疠疫。”

　　瘟疫发生后，往日门庭若市、嘈杂喧嚣的江南集镇，已是门可罗雀，寥寥无几。一时市面上人心惶惶，都尽可能减少外出活动，以免被传染。在苏州城内“夏夜即闭户，鲜有乘凉者、斗殴者。亲友数日不见，则闻安否?相见之下，惟谈鬼神事”。有些居民迷信巫道的谬言，在门前张贴符咒来躲避瘟疫。

　　清代文学家袁枚的《子不语》中记录了苏州太守赵文山治疗瘟疫的药方，“雷丸四两，飞金三十张，朱砂三钱，明矾一两，大黄四两，水法为丸，每服三钱”。药剂的功效发挥，苏州府的瘟疫得到了遏制。之后，江南各疫区都开始设立专门的防疫场所，熬制中药，诊治疫民，疫情渐趋缓解。

　　

　　尸积如山的东北大瘟疫

　　

　　1910年9月，正当晚清立宪浪潮暗潮汹涌之际，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瘟疫在东北中俄边境悄然蔓延，很快就扩展至整个东北及华北地区。

　　瘟疫首先在中俄交界的满洲里发端，据后来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所载，当时有几名在俄境大乌拉站为业的工人开始暴毙在工棚内，俄国人知道这是瘟疫，就焚烧棚屋，驱逐工人，并将工人所有衣物及行李尽行烧毁，以为断绝疫根。大乌拉站距满洲里仅百三十里，当时被驱逐的工人于9月17日来满洲里寓居。随后，寓居铁路界内二道街张姓木铺及同院田家伙房住客金老耀、郭连印二人遂于23日相继病亡。此后，瘟疫迅速蔓延，疫势猖獗如水泻地，一发不可收拾。

　　囿于当时简陋的医疗条件，加上瘟疫烈度之强以及东北地方政府在发病初期的漠然，瘟疫迅速向东三省腹地扩散。在疫病流行初期的中心——哈尔滨傅家甸一带，仅1910年12月10日至1911年1月7日，每天都有100多人死亡，最多的一天死亡者高达185人。当时傅家甸一带共居住有5693人，大约有1／3的人口死于病疫。疫气炽盛时，东三省重镇的长春及奉天(今沈阳)，每天疫毙者不下50人之多，市内棺木罄售一空，许多贫户不得不蒿葬亲眷。

　　东三省的疫情很快上报至清廷，然而清中央政府首先关切的是防止疫情传入北京。在清政府发给东北和京津地方督抚的上谕中说：“朕因东三省疫气蔓延，深虑传入关内，已叠谕严防矣。该督身任封疆，责无旁贷，务当严密查防，总以京津一带不致染疫为要。”清政府还在山海关设局严防，并将京奉、东清、南满等火车停开，妄图阻断交通，遏绝病疫。这本身就是一种极端错误的防疫思想，它非但不能控制疫情，还使东三省官民惊怵，逃散者无可计数。在朝内开明派的一再要求下，清政府不得不出资聘请英、法、俄、日等外国医学专家入境协调防疫，尤其是邀请海外归国医学家到东北帮助防疫，以期迅速扑灭疫情。这当中以留英医学博士伍连德最具代表性。

　　伍连德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后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实习、研究。学成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热带病研究，并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开设私人诊所。经袁世凯推荐，清政府任命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当时，俄日两国以保护本国侨民为藉口，企图独揽中国的防疫权，进而染指东三省的各种权益。伍连德临危受命，不计个人安危，深入疫区开始调研。

　　伍连德从染病者的症状及死亡的症像中推断，这是一场烈性极强的流行性肺鼠疫。肺鼠疫是一种流行性极强的传染病，它由鼠疫杆菌引发，对病者的肺部有严重的破坏力。肺鼠疫的临床症状表现为恶寒、高热、呼吸急促、颜面潮红、眼结膜充血。病初的时候以干咳为主，继后咳嗽频发，痰中混血或纯血痰，主要通过空气飞沫及沾染病者污物传播。伍连德博士进一步发现，东北流行性肺鼠疫并非源自老鼠，而是来源于一种叫旱獭的动物。旱獭生活在西伯利亚高原地带，其皮毛价格十分昂贵。基于利益的驱动，俄国人私募华工对旱獭进行捕杀，为了追逐暴利，无论旱獭染病与否皆杀而取皮，而且作业时没有任何消毒处理，接触者因此染病。

　　伍连德博士运用现代医学知识展开病疫防治，但也遇到了许多阻碍。东三省汉民有旧俗，病者亡故后不能立即下葬必须置于家中祭奠。伍连德十分反对这种做法，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尸首就是最大的传染源。于是他请示清政府并与士绅协商，火化处理尸体2000余具，而且骨灰深埋，并把闷罐火车改建成隔离场所将疑似病者隔离开来。同时要求防疫局发出传单，号召全城燃放爆竹，驱邪接运，利用爆竹中弥散出的硫磺为全城空气作一次消毒。伍连德还命令防疫人员戴上纱布口罩，在与疫病者接触时还必须进行消毒。

　　在伍连德和东北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到1911年3月底，东三省的肺鼠疫疫魔得到了肃清。伍连德还以此为契机，上奏清政府要求在东三省建立卫生防疫体系，并由中国政府倡议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尽管如此，这场鼠疫浩劫还是夺去了近5万人的生命。

　　

　　责任编辑　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