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金砖国家

2013年3月26日～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南非港口城市德班，参加在此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习近平主席上任伊始就不远万里出席金砖国家峰会，这向金砖成员和世界表示，中国不会推卸作为金砖成员国的责任，也显示中国高度重视金砖机制的巩固和推进。

　　金砖国家的由来

　　金砖国家的概念最早起于2001年高盛研究团队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称：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这四个国家经济增长迅猛，如果增长势头保持下去，四国将在21世纪最初10年改变全球增长格局。到2003年，该团队又提出新猜想：到21世纪前半期尾声，金砖四国将跻身全球最大六个经济体之列，与美国和日本一起构成“新六强”。报告创造出“BRICS”这个缩写词，引用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该词与英文单词“砖”（Brick）发音相似，中文翻译就创造出金砖四国的概念。

　　此后，金砖四国的领导人在联合国会议和其他国际会议期间多次聚会。2009年6月16日，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特琳堡举行首次正式会晤，成为启动金砖四国合作机制的标志。到2010年12月，中国作为金砖四国轮流主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一致商定，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合作机制，金砖四国变成金砖五国。从统计数据看，金砖五国GDP占全球之比约18%，资本形成占比约25%，出口占比14%，其中很多方面，中国所占的份额达到或超过了五国总量的一半。

　　金砖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极具潜力，但金砖合作机制不能算“天然”的国际组织。金砖机制是由经济概念逐步转化为具体实践的。五国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是地区性的强国，有着不同的历史与文化。五国间的合作不完全是由于地缘相近结成的区域性合作机制，也不是由于经济联系特别紧密结成的合作机制，而是以共享某些发展阶段和规模特征为纽带形成的特殊多边合作关系。共同的发展阶段和规模特征促成了五国相似的国际经济、政治诉求，它们容易在相关的国际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进而构建正式的沟通、协商机制。金砖五国的出现，必须放在当今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来理解。

　　修正国际秩序

　　当今的国际秩序深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导，新兴国家要取得相称的国际地位和权益，就必须修复国际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面对实力上的差距，新兴国家必须“抱团取暖”，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国际支持。一方面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无条件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这两点成为金砖国家修复国际秩序、促进自身发展的立足点。

　　为什么说当今的国际秩序是不公正的呢？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发展严重依赖西方国家，在国际规范的制定上也缺少发言权。举例来说，金砖国家的出口长期以来依靠发达国家市场，国内市场、就业、汇率等经济变量受到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的冲击。更重要的是，新兴国家无法制约或监管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一旦出现金融危机，新兴国家往往要给发达国家“买单”。另一方面，在国际组织和多边舞台上，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没有保障。金融危机后，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呼声越来越高涨，正是因为这些组织无法约束西方国家的行为，也听不到发展中世界的心声。

　　针对不公正的国际秩序，金砖国家着手从两方面改造国际格局。一是增强金砖国家之间经贸、金融和产业合作，二是提升在处理国际、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金砖五国间存在不少合作的衔接口：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的互补性，跨国投资的巨大潜力，科技合作的广阔市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应对金融危机的协作机制，等等。事实上，成员国已经在不同领域采取行动。近年，金砖国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不断提高。成员国积极开拓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能性，签订货币互换协定，充分利用各自的国际储备。

　　同时，金砖国家要求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扩大投票权和话语权，在金融监管方面要求参与规则的制定，确保金融危机不再重演。它们还细化合作机制，定期沟通、协商，发表共同立场的声明，确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从长远看，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新兴国家集团正推进着国际新秩序的建构，它是国际舞台上变革性的新力量。

　　金砖机制的局限性

　　金砖机制看似水到渠成，实际上面临了许多深层的制约因素。如果没办法克服或缓解这些制约因素，金砖机制的进一步深化必将成为空中楼阁。制约因素既涉及经济发展，也涉及政治关切，既包含历史问题，也包含相互认知。总的说来，金砖五国都是区域性的大国，大国之间如何协调各自的雄心壮志必会带来特殊的复杂问题。即使不论五国某些成员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和地缘政治关系上的争夺，从长远来看，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差异也将影响成员国的立场和观点，从而限制金砖机制的广度和深度。中国作为金砖五国的主导性成员国，也无法回避各类制约因素。

　　首先，金砖五国具有经贸互补性，但也存在经济竞争和冲突的前景。具体说来，当下中国出口到其他四个成员国的产品主要是电器设备、机械及其他各类制成品，而进口的主要是矿产品、矿物燃料、棉花木材等各类资源性产品。可见，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贸易具有制造业大国与原料、燃料、大宗农产品供应国之间互补性经贸关系的特点。近年来，其他成员国开始大力发展本国制造业，由于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接近，可能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和倾销/反倾销的对抗。考虑到汇率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和人民币汇率缺乏灵活性的现实难免引起争议。实际上，金砖五国财经高官曾不止一次批评人民币的汇率政策。

　　其次，其他四个成员国对中国的发展有着微妙的认知。观察一下近年四国主流的媒体，它们对华关注力度不断加大，正是由于中国实力的提高和金砖概念的强化。它们的对华报道大多持中性或稍稍偏正的态度，仅关注经济议题，淡化人权等敏感话题。四国的报道都是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看重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比如说，印度特别关切中国军事方面实力的增长，俄罗斯最关心中俄能源开发，而巴西与南非看重全方位的经贸合作。四国对金砖国家集体身份缺乏共识，也尚未赋予中国以金砖国家的集体身份，而是在旧国际框架下观察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在这里，其他新兴国家还没有做好修正现有国际话语体系的准备，仍在现有体系的视角下认识世界和中国，美国等西方大国对金砖国家认知中国的过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最后，金砖机制缺少明确的合作需求，与现有的国际机制也存在功能上的重合。金砖国家作为集团概念与传统的国家集团所有不同，它经历了概念-机制-实践的过程。传统的国家集团往往建立在合作需求的基础上。有的是基于地缘政治的国家间合作，比如欧盟、东盟、上合组织，有的是针对特定问题的合作，比如北约、欧佩克集团。而金砖机制缺乏坚实的合作需求，仍处于扩大经贸合作的探索阶段。另外，金砖机制与G20，G3，G8+5等有交叉重合，其合作议题和领域还不够明确。如何定位和塑造金砖机制，强化集团认同，缓解经贸冲突，这是一连串紧密联系的课题，各成员国终将要做出明确的答复。

　　金砖机制与国内转型

　　金砖机制的深化与成员国的内部转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金砖国家仍具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的特征，无论是经济社会结构还是政府治理模式，都存在效率和可持续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金砖机制可以为国内转型提供契机，国内转型又是深化金砖机制的保障。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实现金砖国家的长期发展。

　　金砖成员国面临着各自不同的经济、政治转型压力。例如在经济发展上，巴西经济对自然资源高度依赖，投资能力不足；俄罗斯的财政和金融被世界能源价格左右，国内市场不稳定；印度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竞争力不强，社会结构仍保留了十分落后的成分；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过于依赖，人民币还不能完全可兑换。金砖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把内部转型与合作机制有机联系起来，实现从新兴国家到强国的转变。

　　对于中国，内部转型对金砖机制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体制转型的巨大力量已经改变了国际经济力量的格局。今天，体制改革和转型仍在进行中。在微观层面，中国面临着土地等要素制度改革、户口制度改革、民营经济准入以及国企产权和治理结构的改革问题；在宏观层次，中国将深化汇率、利率制度改革，建立与开放型市场经济大国相适应的管理结构。中国在金砖五国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如果中国推进市场改革，加快民主化建设，在多边规则基础上参与全球活动，将对金砖机制的走向产生积极影响。反过来，如果中国认定自身实力在不断扩大，回避改革也能取得持续发展，那就会逐渐失去其他成员国的合作与支持，面临改革滞后的困境，最终给金砖机制带来不利影响。

　　从目前的发展势头看，金砖机制很有可能出现两种前景。一种是超级论坛加项目合作，即金砖机制演变为与亚太经合组织类似的超级首脑论坛，并推动重要的双边和多边合作项目，如目前已经实施的国家开发银行间合作、城市市长间合作。这种情况要求各个成员国，尤其是中国，着手应对外部挑战和机制建设。另一种是建设性的全球治理改革机构，即协调与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促进本国发展，弘扬知识和文明的多样性，完善国际秩序，为全球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这种情况要求成员国同时推进国内转型和金砖机制，以团结、一致的姿态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责任编辑】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