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快乐地图”巡礼

以杰里米·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哲学认为，政治的目的就是为大多数人带来最多的幸福和快乐。根据这一观点，民众对生活的幸福感就成为一个国家民众满意度和政府治理绩效的重要指标。因此，很多国际组织和机构都从不同的评价标准对全球各个国家民众的幸福指数或快乐程度进行衡量、比较和排序。
　　快乐地图面面观
　　英国莱斯特大学社会心理学家艾德里安·怀特推出号称全球第一张“世界快乐地图”。在怀特的研究中，健康、财富和教育程度是决定快乐与否的主要因素，在他看来，比起国内生产总值（GDP）等经济指标，总体幸福感（general well-being，简称GWB）——即不仅考虑经济发展水平，还考虑如社会公平、生活舒适度、环境整洁度等综合性因素的评价体系——应该作为更为合理的对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程度的评价指标，因此他提出了主观幸福感（subject well-being，简称SWB）的评价标准，即主要依据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在这种评价标准中，决定人们是否幸福的并不是实际发生了什么，而是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在感受上做出何种解释，在认知上进行怎样的加工。在此基础上，他访问了178个国家或地区的8万多位民众，根据他们对当前生活的“主观幸福感”评价，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并以颜色深浅标示幸福程度高低，绘制了一幅色块斑斓的“世界快乐地图”。
　　在这幅“世界快乐地图”中，丹麦高居榜首，瑞士、冰岛分居二、三；此外，加拿大是第10名，美国第23名，澳大利亚第26名，德国第33名，英国第41名，中国第82名，日本第88名，韩国第99名，南非第109名，印度第125名，俄罗斯第167名。在排行榜中，“最不快乐”的3个国家则是布隆迪、津巴布韦和刚果。
　　值得注意的是，跻身榜单前列的并不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巴哈马群岛排名第5，是唯一一个排在“世界快乐地图”前10名的拉美国家。它是西印度群岛中的三大群岛之一，3万座岛屿中只有30座被开发出来。虽然和许多热带岛国一样，巴哈马群岛偶尔会遭到飓风袭击，食物也大多依靠进口，穷人占人口总数的9.3% ，社会贫富差距比较悬殊，但是当地宜人的气候、碧海蓝天的海岛美景、轻松的生活状态却让巴哈马居民的日子过得悠然闲适，加之政府为国民提供直至中学毕业的免费教育，以及严格维护社会安全的措施，保证了极低的犯罪率，使得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自得其乐。不丹和文莱这两个亚洲袖珍国家也跻身榜单第8、第9名。以不丹为例，虽然它的国土面积仅为4.65万平方千米，还是一个农业国家，人均收入仅有1400美元，但是长期信奉佛教的不丹人熟谙知足常乐的道理，因而并没有过多的物质要求。此外，政府也从有限的国家预算中拨出近三分之一的资金投入医疗和教育，因此国家整体的社会福利水平很高，国民的幸福感也很高。
　　根据地图和排行榜不难看出，受健康、财富与教育的主观幸福感的评价标准的影响，一方面，将财富指标纳入考察因素，使得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是衡量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因而亚非拉地区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在榜单的中下游位置；另一方面，健康与教育因素的突出，也使得单纯的经济指标并不完全决定排位。如不丹、卢森堡等小国，虽然宏观经济总量并不占优，但由于社会公平程度、社会整体福利水平较高，所以仍挤进榜单前10名。与此同时，日本、韩国等国家，虽然经济实力较高，但由于整体的社会分配不尽合理，教育、社保、公共福利等财政支出占总体支出的比例较榜单前列的国家仍有一段差距，因此即使GDP较高也位居榜单中下游。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发表的资料显示，韩国的公共部门社会福利支出在GDP的所占比率，在1990～2005年的15年里翻了一番，达到6.87%，但该水平依然落后于不少国家，仅为“经合组织”（OECD）平均值的三分之一（2005年“经合组织”的30个成员国的社会福利支出比率达到20.7%）。像津巴布韦等一些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同时财富分配又不合理，社会比较动荡、人民基本的医疗、教育难以得到保障的国家，民众的主观幸福感都普遍不高，因而在榜单居于末位。
　　由此可见，要想成为怀特地图中的一个幸福王国，较高的经济发展是前提和保障，同时社会整体的公平程度和福利水平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丹麦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一系列条件所以雄踞榜首。
　　童话王国：丹麦
　　丹麦是典型的“三高国家”——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在丹麦，所得税率高达50%～70%，而这些税收主要投入到社会福利与教育上。根据“经合组织”统计，丹麦的社会福利支出比重是“经合组织”国家中的第二高，占到政府支出的29%（最高的国家为法国，占到政府支出的32.1%）。各部门的教育支出占GDP的近7%，为“经合组织”国家中的第一高。与此相比，2012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仅为4%。根据联合国在2006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丹麦贫富差距为世界第二低，在发达国家中最低。
　　丹麦民众愿意承担高税负，除了明白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外，他们更将缴税当作一种社会责任，在他们看来：“缴税，这并不是财富的问题，而是立场的问题。有能力的人，就应该帮助能力较差的人。”因此，在丹麦这样的高税率国家，政府拥有较为充裕的财政收入承担国民的社会福利和教育费用，因而每一位国民都可以受到政府的关怀；另外，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比别人过得差，人们很少因为收入和社会地位来选择职业，他人也不会对一个人的职业和工作说三道四。在丹麦，人们从小就被鼓励要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来生活，教育制度也允许学生自由转换学校和专业；此外，政府免去了公立学校学生的学费，还为大学生每月发放数额不菲的补助金。进入社会开始工作后，由于社会的基尼系数很低（丹麦2011年的基尼系数是0.248，这个数据在1992年也只有0.247，可见近20年基本上没有变化），因此职业间的收入差距并不悬殊，故而人们可以更加相对自由、自主地选择心仪的职业。失业者也会有足够的收入维持正常的生活，政府的劳动部门同时也会积极协助失业者参加再就业培训。由此观之，也许每个人都能坚持自己的选择而无后顾之忧，也没有人来评头论足，就是这个童话王国的幸福秘诀吧。快乐地图上的中国
　　中国在“世界快乐地图”排行榜中居于中游，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排名相对靠前，但是整体来看，与丹麦较高的社会福利和教育投资水平以及整体的社会平等程度差距较大，而当下中国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是造成人们幸福感缺失的主要因素。总的来看，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第一，城乡差距。农村的整体社会发展条件普遍落后于城市；第二，地区差距。基于历史和地理原因，东部地区在工业基础、自然条件、政策支持、对外交往等方面优势明显，中西部经济发展受制作用显著；第三，行业差距。我国目前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为70146 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为16717 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2∶1，而世界上多数国家行业间差距也仅在1.5～2 倍左右；第四，阶层差距。据统计，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2010 年为66.8 万元，是当年全国平均工资的18 倍多。
　　根据《中国反贫困发展报告》（2014）统计，按照新的扶贫标准，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有14个连片特困地区，832个贫困区县，12.9万个贫困村。按照我国新的扶贫标准，贫困人口有8249万，而参照国际标准则还有2亿。另一方面，2014年10 月，瑞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称，中国百万美元富翁人数首次突破百万，达到101.7 万人，并预计5年内此人数将翻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百万富翁增长最快的国家。这表明，在中国绝对贫困人口总数下降的过程中，相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却在上升，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也伴随着社会财富分配的日益不均和悬殊。
　　条条大路通幸福？
　　英国有一个民间智库，名字叫作“新经济基金会”，简称NEF。这个基金会创建于1986年，目前它的代表学者为伦敦经济学院毕业的政策主任希姆斯。2006年，这个基金会建立了一套评价标准，对地球上各个国家进行评价，其评价结果叫作“地球快乐指数”，有人将其简化为“幸福指数”。当年，这个“幸福指数”一公布，立即引起人们的广泛议论。因为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在计算各个国家的“幸福指数”时，用了3个参数：人均寿命、生活满意度、环保成效。显然，它没有引入GDP来计算，也没有引入民主、自由之类的政治因素。从这一“幸福指数”的统计结果大致可以看出一个规律：中美洲和亚洲国家靠前或居中，欧美国家居中或靠后，非洲国家几乎完全在最后压阵。在一个地区内，例如亚洲，工业化程度低的一般靠前，工业化程度高的则“幸福指数”靠后。这样一个统计结果的倾向是很明显的：有钱不等于幸福，工业化程度高不等于幸福。人们在解释这个排名时，大都还依照这样一个观点，尤其是当环保已经成为很流行的观点时，这种“幸福观”似乎变得更加突出。
　　虽然“世界快乐地图”“全球快乐指数”都从自己的评价标准和体系对各国民众的幸福感进行了比较，但是这一对比的前提是操作主义的，是基于特定的评价标准展开的。依据GDP、基尼系数、满意度、贫困人口数量等数字指标的确可以反映一些现实问题，但是数字的局限就在于它既不能体现变化的过程（基尼系数0.39与0.41本质上并无区别，0.4只是一种标志性的界限意义），也不能体现变化的心理过程，即影响人们幸福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每个人对于幸福都有一把衡量的尺子，尺量万物却不能自量。
　　毋庸置疑的是，消除贫穷与实现社会公正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目前全球仍有8亿多人生活在贫困中。贫困人群也经常是歧视和不公正的受害者，并经常陷入被社会排斥的恶性循环之中。为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动员各国采取具体行动，1992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2014年“消除贫困日”的主题为：“不丢下一个人：共同思考，共同决定，共同行动，对抗极端贫穷。”
　　【责任编辑】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