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肆虐一时的“非典型性肺炎”使许多人突然意识到：我们生活的周围环境原来竟是如此的脆弱，人类引以自豪的许多成就和进步在$ARS这种从未听说过的疾病面前居然如此微不足道。在最初的惊慌和恐惧之后，人们开始用理智和冷静的目光去审视造成这场灾难的元凶：病毒。病毒是世界上最小的生物，一滴血液中包含的病毒可能多达60亿之多!

　　尽管自从我们星球上有生命之时病毒就可能已经存在，但它们被人们发现却仅仅是100来年的事。1892年，俄国科学家德米特里·伊万诺夫斯基在研究烟草花叶病时发现，这种使俄国和欧洲烟草工业蒙受巨大损失的植物病居然不是细菌引起的。几年后，荷兰植物学家马丁努斯，本耶林克发现从病株上取来的汁液会使健康的植株染病，而且无论经过多少回植株之间的传递，汁液的毒性始终保持不变。随后，人们相继发现，口蹄疫、黄热病都是由这种奇怪的传染介质引起的，于是，人们就把这种介质命名为“病毒”(英文VIRUS是一个拉丁词，意思是“毒素”或“毒液”)。

　　关于病毒的来历，至今尚无明确的结论。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病毒比细胞还要简单，它实际上是最早出现的生物。另一种理论认为：病毒是几十亿年前的一些从细胞脱离的基因片断演变而来。英国著名天文学家霍尔甚至干脆提出：病毒是从外层空间落到地球上的，而且还，在继续下落。然而，不论起源如何，病毒已经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扎下根，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力理量，它们不仅作为一种致病因素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且还是一种促进物种基因不断变化的因素。最常见的病毒有疱疹病毒、沙粒病毒、腺病毒、棒状病毒，还有冠状病毒。

　　作为一种基本特征，病毒都具有自我复制的能力，它们通常寄生在细胞外，与宿主形成了一种彼此适应、相安无事的共生关系，在更多的情况下，病毒会在宿主的肌体上好好的生活而不会造成危害或只造成很小的危害。正因为如此，病毒在人类的肌体中的大量存在，其范围、数量和影响远远超出人类目前所能认识的程度，一个人身高、智力、甚至性格都有可能受到体内免疫系统无法清除的、长期存在的病毒的影响，更不用说诸如心脏病、精神错乱、糖尿病以及关节炎等疾病都可能是慢性病毒感染的结果。

　　然而，一旦病毒和宿主的共生关系由于外在环境的变化而被破坏之后，病毒就会进入细胞之内，开始迅速而猛烈的自我复制，从而形成了人们常说得病毒感染。这种感染的实质是通过自我复制迅速扩张的病毒与肌体免疫系统的激烈对抗。肌体的康复，意味着病毒的彻底消灭；如果免疫系统无法抵挡病毒的进攻，结果就是肌体的死亡(这种结果对于病毒也不是最佳的选择，因为随着肌体的死亡，如果病毒不能通过传染获得新的肌体以供寄生，也会随着宿主的失去最终死亡。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患病的肌体死亡之前，病毒会大量离开垂死的肌体，以寻找新的宿主。因此，这时也往往是病毒传染最猛烈的时候。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天花、麻疹、脑膜炎、流行性腮腺炎、小儿麻痹、流感、艾滋病、SARS等因病毒而感染的传染性疾病层出不穷，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新的病毒是从哪里来的?

　　科学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新病毒都是从热带雨林传出来的。主要在非洲爆发的埃博拉和拉沙病毒自不必多说，1967年首发于德国的马尔堡病，其病毒是由非洲的一种猴子传染给人类的，每年有数以千计的非洲绿猴被运到欧洲，以用作医院和医药部门的活体实验。西尼罗病毒是由乌干达常见的一种叫北方家蚊的吸血蚊虫传到美国的。导致艾滋病的HIV病毒也是从源于非洲的黑猩猩或绿猴传人的。而汉坦病毒、登革出血热则是来自南美洲的热带雨林。通常，当一种病毒从原来的宿主转到另一物种时往往是很危险的，因为新宿主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病毒，其免疫系统对新的敌人毫无防御能力，而新的反应机制的建立是需要时间的(人类对普通感冒病毒的免疫力是经过几千年的培养而成的)。所以，原本看来是微不足道的病毒转移，有时会给新的物种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现代微生物学认为：基因突变很少能够导致病毒对人类的危害，诱发或促进致病病毒在20世纪以来大量出现的主要因素恰恰是在人类自身。在许多方面，过去的20世纪好像是为致病病毒的出现和流行所特意安排的：

　　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国家为获得耕地而大量砍伐热带雨林，使得原本生活在这里的雨林生物四处逃散．他们或大量死亡，或不得不寻找新的宿主，从而导致了病毒向人类的传播。而在开垦出来的土地上，天敌的减少造成了鼠类的剧增，形成了疾病传染的有效途径。20世纪50年代，在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大面积的农田改造之后就相继爆发了由鼠类传播的流行性出血热。

　　20世纪60年代以后，巴西人为了满足美国市场对巧克力的大量需求，毫无节制的大量发展可可豆的生产，废弃的可可豆荚在巴西的农村堆积成一座座小山，加上当地充沛的雨水和湿热的气候，1980年，一种叫奥拉甫什的病毒引起了巴西出血热的爆发。

　　河坝的建立为蚊虫的繁衍提供了广阔的沃土，也为疾病的流行创造了条件。自从埃及的阿斯旺水坝建成以后(1971年)，裂谷热就在当地开始了周期性爆发。这种由病毒引发的致命疾病在埃及原本没有。

　　此外，人类的许多活动也在有意无意的加剧了自身生存环境的恶化。例如，人类活动频繁所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给蚊虫提供更为有力的生存环境，而蚊虫是目前人类已知的危害最大的疾病传染媒介。以莱姆病为例，这种可能造成患者永久性器官损伤的传染性疾病最初发生在美国康涅狄克州的莱姆镇，10年之后，它已经传遍美国大陆和世界上除南极之外的每一个大陆，而传播的主要罪魁是一种叫蜱的寄生虫。这种喜欢湿热的寄生虫不仅通过宠物和鸟类把莱姆病传染给人，而且随着气候的变暖而日益扩大着自己的领地。如今，莱姆病已被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认为是最严重的疾病之一。

　　空调，被很多人视为现代化生活的标志之一，然而它也会成为危险的杀手。1976年7月21日，4500名美国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在费城集会，庆祝美国建国200周年。4天之后，在与会的人群中爆发了一种奇怪的疾病，患者高烧、干咳、昏迷、短短几周内，就有34人死亡。一时间，恐慌和沮丧弥漫着整个美国。经过全美专家半年多的研究，人们才发现，导致这种疾病的抗原物质是一种叫“嗜肺性军团杆菌”的全新细菌，这种病也就被正式命名为“军团病”。而整整8年之后，科学家们才搞清楚：那些致病细菌是滋生在当时集会宾馆的空调冷凝器中，并通过空调传播开去的。此后，人们又在冷却塔、加湿器、淋浴喷头等地方发现了军团杆菌。原来，停滞的水是这种细菌繁育的最好地方，而我们的现代生活方式中创造了许多这样的场所。

　　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我们能够战胜许多令人恐惧的疾病，但是，许多新型、高效的抗病毒药物的使用，在有效的遏制病毒肆虐的同时，也使病毒逐渐产生了抗药性和新的变种，而残存下来的病毒将会以更加凶猛的方式进攻人类。1941年2月14日，35000单位的青霉素就使一位高烧4周的病人神奇的康复。而在今天，剂量超过100倍的相同药物也无法达到同样的效果。为什么，因为病菌产生了抗药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造成病菌抗药性迅速增长的原因竟然是抗菌素的滥用。而这种滥用，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则是如此司空见惯：有人会因为普通的感冒而服用过量的抗菌素；有人会为了预防而滥用抗菌素；有人会不按医嘱过量用药，从而达不到治病的效果却引起了细菌的抗药性；而现代化的养殖业为避免牛、猪、鸡生病，不得不大量使用抗菌素(美国农民给牛服用的抗菌素剂量是人的30倍!)。这种滥用不仅是病菌产生了抗药性，而且会直接诱发一些新的危险的病菌。在美国，过度使用抗菌素，迫使原本对人无害的大肠杆菌引入一种抗药基因——志贺氏菌，从而变成了毒性大肠杆菌——人类就这样把一个原本相安无事的邻居变成潜在的杀手。

　　科学家们一直有一种担心：如果两种病毒分享同一个宿主细胞，而它们又有相似的核酸，它们就会相互转换基因，形成新的、前所未有的晶系，一个恶魔般的杂种。而医生在用某些抑制病人免疫系统的药物时，则可能在无意间为这种致命病毒的形成创造条件。人们惊恐的发现：在目前肆虐一时的SARS病毒中，就同时存在着衣原体和冠状病毒两种病毒!这难道就是那种“恶魔般的杂种”吗?

　　另外，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交通工具的快捷便利也在为病毒的全球传播创造条件。一个世纪前，从欧洲到亚洲坐船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现在的民航飞机只需六七个小时，这远远少于一般病毒在宿主体外生存的24小时，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甚至在发现自己生病之前就已把病毒带到了异地，而受病毒污染的物体则能轻易地把病毒传遍全球!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涌人，很容易把各种病毒带到城市，那些在人口稀少的乡村对人不构成危害的病毒，很容易在城市拥挤、肮脏的环境中形成对人类的威胁。

　　此外，化学药物的普遍运用，基因产品的不断出现，以及人类正在愚蠢而疯狂的发展的生化武器(据统计，仅前苏联保存的炭疽热病毒就达4500吨；美国一年生产的土拉病菌就有1．6吨)，都会使病毒的变异和肆虐变得不可预知和充满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