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中的“一战”华工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今，100年已然过去，昔日两大军事集团进行大规模战争后，在召开重大国际会议、签订一系列条约文件、重新配置国际社会的各基本力量之后，一定时期内维持了世界的相对稳定局面。一战留给后人诸多的思考与教训，然而，有一群人似乎逐渐走出了公众的视野，他们在战后通过前往使馆寻求帮助，企盼自己能够落叶归根；他们的后人通过翻译尘封的信笺，踏上寻亲之旅。这群人就是早年赴欧作战的华工。时至今日，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些奔赴异国战场作战的人？

　　踏上异国疆土

　　华工是在什么情况下远离故乡、踏上异国疆土的呢？

　　1914年11月，欧洲大陆上激战正酣，中华民国外交部参事伍朝枢提出，中国最好避免直接同日本交涉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许多外交纠纷，力争将包括日本侵华问题在内的一切争端提交战后和会讨论、裁决。回忆20世纪初的中国，国内局面尚未完全稳定，再加上当时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尴尬地位，当局政府只能寄希望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来提高自身国际地位，从而更好地解决山东问题。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被征调上前线，英、法、俄这3个协约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都出现人手严重短缺的情况，急需从国外输入大量劳动力，以维持战争和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这种因大战爆发而导致的巨大劳动力需求，与大洋彼岸的中国因劳动力过剩而正在进行的大量劳工输出“一拍即合”，浩浩荡荡的几十万华工带着些许无奈和期望走出了国门，奔赴异乡去作战。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深受袁世凯赏识的重臣梁士诒提出了著名的“以工代兵”方略。在梁士诒的一番精心策划和积极推动下，此方略最终成为事实。

　　目前学术界关于一战中赴欧作战华工的人数仍有争议，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说法。陈达在《中国移民》一书中说：“英国所招者计五万人，法国所招者计十五万人，俄国所招者计三万人，合计二十三万人。”白蕉在《世界大战中之华工》中说：“总计华工之分批出国，前后共有三十万人。”1919 年 6 月 6日出版的《申报》也说，赴欧华工“数达三十万人”。本文主要参考学者刘国良的《参加一战的华工数字问题》一文和学者李祥、谢清明的《一战俄国华工的数字问题》一文，分析各种数据后，笔者认为当时赴欧作战的华工共计45万余人。由于当时华工出国方式诸多，且战火纷飞的年代人口流动性很大，再加上一些重要文献和档案的流失，关于一战中赴欧作战华工的确切数字仍有待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赠人玫瑰 薪火相传

　　几十万华工被招募到欧洲之后，除少数到中东、北非和巴尔干半岛外，大多被送往法、比等国，并有约1万名法招华工被美军借用。法招华工多被安排到后方军工企业或与国防有关的民营企业，但中国参战后，华工也经常被派往前线；而英招华工几乎全部被投放到前线。无论前线还是后方，华工从事的都是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挖掘战壕、修筑工事、野战救护、战地通讯、掘埋尸体、清扫地雷、筑路架桥、解运粮草、装卸给养、制造军火、森林伐木、开采矿山……但凡战争所需，华工几乎无所不往、无所不为。在战火纷飞的欧洲，无休止的劳动、恶劣的战时生活供应、疫病工伤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时刻威胁和剥夺着这些中国青壮年劳动力的生命，“不在前线做工”成为一句纯粹的合同上的书面语，许多人正是在战火中或死或伤或被吓疯。

　　身处异乡并且从事如此危险的工作，那么在一战中中国派出的这几十万华工到底起到了哪些作用？

　　华工的参战加速了协约国方面取得胜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派遣大量华工赴欧作战，在劳动力调配方面有效地弥补了协约国人力不足的短板。一战华工的付出最终赢得各方高度赞扬：法军高层誉之为“世界一流工人”；英国军方认为“这些来自中国山东的华工移民将在一战历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法国社会党活动家马略·穆特当时就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中国政府怀着真诚的善意，积极地参加这场与法国生死攸关的战争。中国所提供的援助弥足珍贵。成千上万的华工在我们的工厂里工作，这使我们可以腾出同样数量的法国工人到战争前线去服兵役。”

　　一战中，赴欧华工搭起了中外交流的新平台，促进了中国进一步与国际社会的相互碰撞与融合。1918 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学生月刊》说道，一战赴法华工实乃中国派往“世界的信使”，他们回国后将成为传播欧洲文明的最有力和有效的桥梁。他们促进了东西方不同文化的交融，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色彩。一战华工归国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为祖国的发展积极努力。曾担任华工译员工作的刁敏谦写道：“毫无疑问，这些归国的华工找到了传播他们所信奉的新思想的沃土，个个都充满着新精神。”部分华工回国后组织归国华工工会，要求提高工人的权利。工会成员誓言不赌、不嫖、不酗酒、不抽鸦片。归国华工工会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一战归国华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首推力量，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重要生力军。

　　贡献几何

　　华工的参战提高了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由于派遣了大量华工奔赴欧洲战场，最终使得中国跻身于战胜国的行列，赢得了参加战后巴黎和会等重要国际会议的入场券。著名学者晏阳初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地位，不是外交家的辞令换来的，而是被中国人轻视被外国人践踏的苦力争来的。”

　　巴黎和会期间，赴欧的一战华工配合着国内有志青年的爱国呼声，促进了国内“五四”运动的胜利，同时也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爱国运动。1919年5月4日，国内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在这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危急时刻，一战华工挺身而出，直面中国代表，直接施加压力，迫使中国代表不敢出席巴黎和约签字仪式。

　　100年前，几十万华工奔赴异国他乡，他们辛勤劳作在自己并不熟悉的土地上，他们身上背负着诸多的使命和责任。外国人觊觎并压榨着他们身上的力气与智慧，中国人寄希望于他们能成为和平的外交使者，期盼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角色得以改变，因而他们更像是一颗颗被操纵于别人手中的棋子，由博弈者主宰着他们的命运。昔日的华工如此，昔日的中国亦如此。

　　那么，当时的中国究竟处在何种地位呢？拼尽全力想要参战，结局却非当初所愿。按理说，宣战媾和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否，这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理应由中国自己决定。而事实正好相反，中国3次提到的参战问题，其结果都是由外国（通过其代理人）裁定的。综合国力对于战争的胜负和外交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们派出了大量的人力去支援协约国的作战，尽管我们拥有了战胜国的地位，但最终那场战争给我们的褒奖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一堂十分现实的课程——弱国无外交。

　　回首往事，一战华工为世界局势的转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也给中国人留下了诸多的启示。100年已经过去，几十万华工的付出不能被淡忘，昔日中国外交上的尴尬局面也不能被淡忘。在国际局势风起云涌的21世纪，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应当何去何从，我们不得不深刻思考。

　　【责任编辑】王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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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法等国的招工条款十分具有吸引力，一份法国的招工条款大致为以下内容：中国人不必直接投入战争，只需从事后勤工作；工资定为普通工人在欧洲每月所得100法郎，具有专长者的工资更多于此标准；工作时长每日不超过10小时，每加班1小时，多加法币50生丁（1法郎等同于100生丁）。另外华工还和法国工人一样拥有节假日等休息时间；雇主为华工提供膳宿衣履，并且重点提及华工在法期间可享受到大米、麦面、鱼肉、蔬菜等食物；华工在法期间患病均可获得免费医疗，如在合同签字6个月内，工人非因受伤而病故者，其家属可获得法币135法郎的赔偿金，如在合同签字6个月后至合同期满之间而身故者，其家属可获得法币270法郎的赔偿金；每位华工在启程时均可领取一套全新装扮，其家属可领取50法郎的费用。一战华工在欧洲的悲惨遭遇说明以上这些优厚待遇都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