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功狗”：蒋梦麟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人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岁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自1919年～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1964年病逝于台北。

　　

　　北大的“功狗”

　　

　　在谈到北京大学校长时，人们自然会提起开明的蔡元培先生。而实际上在蔡元培担任校长期间及去职之后，蒋梦麟先生对北大也是功不可没。研究北大校史的陈平原教授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时，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希望“以此来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但其中没有收入蒋梦麟。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此书重新修订出版，加入了有关蒋梦麟的文章。

　　自1919年—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他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12月，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此后直至抗战胜利，先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学识渊博，精明干练，在那黑暗而动荡的漫长岁月里，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此，今天在北大执教的陈平原教授感慨道：“几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

　　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军阀混战连绵不断，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办学经费严重短缺。蒋梦麟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使北大在困境中继续前进。在蒋梦麟代理校长时，北京还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学生牺牲数人，蒋梦麟为此悲愤填膺。3月24日，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及学生在三院大礼堂开追悼张仲超、黄克仁、李家珍三烈士大会，由蒋梦麟主祭。蒋梦麟在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蒋梦麟说到这里“汪然泪下”。接着，蒋梦麟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话未说完，蒋梦麟“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3月26日，校长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还经常为校内外发生的事情所困扰。他感叹道；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一跳。他日夜奔忙的惟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蒋梦麟的这些感慨，是他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也是当年大学校长的心理写照。

　　当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北大的外部环境十分复杂。蒋梦麟除了忙于校内的改革和整顿工作外，还要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对付日本侵略者的骚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队放弃抵抗，撤出沈阳。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不久，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河北省北部地区，成立了伪“自治政府”，并鼓吹在华北推行“自治”。北大教授在这紧急关头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华北的所谓“自治运动”。

　　某日下午，日军胁迫蒋梦麟去“会谈”，蒋梦麟深知其中的危险，但他正义在胸，毅然独身前往。面对侵略者的淫威，蒋梦麟毫不妥协，经过一番紧张的较量，他终于离开日本兵营，在暮色苍茫中平安地回到了北大。第二天，国民党在华北的领导人宋哲元派了一位军官来劝蒋梦麟离开北平。但蒋梦麟继续留在北大，同广大师生一起机智地与日军周旋，在一段时间里，使北大免遭日军的侵扰，暂时稳定了教学秩序。

　　离开大陆到台湾后，在某次北大周年纪念时，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听后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蒋梦麟上任后，有一件事最能反映他的办事作风。当时，他曾对胡适等三位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自愿承担辞退旧人这种得罪人的事。

　　辞退旧人是得罪人的事情。蒋之所以勇于承担此事，除了职责之外，还与他的人格追求有关。在新近出版的《学林散叶》中，录有蒋的一件轶事，也可以看出他的处世原则和办事作风。书中说：“抗战中蒋梦麟当北大校长，曾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作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傅斯年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难怪胡适要称赞说，蒋梦麟是一个“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

　　

　　学贯中西的教育家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在平津陷落后，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筹委会来主持校务。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敌机轰炸长沙，时局十分紧张。蒋梦麟到汉口向蒋介石建议，把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因为那里可以经滇越铁路与海运衔接。蒋介石马上表示同意。

　　1938年4月，临时大学由长沙迁到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的校务，仍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来主持。西南联大自1938年5月4日正式上课，至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共计8年，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总共历时9年。三校学生在战云密布的年代里患难与共，团结合作，蒋梦麟曾回忆道：“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由此可见，蒋梦麟为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一份辛劳。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蒋梦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他关于教育方面的论文，大部分写于“五四”前后。他批判封建主义的“牧民教育”，反对德、日的军国主义教育，提倡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平民主义教育。由于后来忙于北京大学的校务，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减少了。但他在教育实践中却坚持贯彻他的教育思想，尤其是蔡元培关于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在北大任职期间更是谨记在心，遵照执行。他晚年在《新潮》一书中深情地回忆道：“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蒋梦麟童年所受的是私塾教育，5岁时以背诵《三字经》开始。那时他恨透了家塾，一度逃课回家。但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世的指南针。

　　身处在西洋潮流冲击中国的大时代，他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到西洋新式的大学教育，从老式的秀才到洋式的博士，从古老的农村家庭到摩登的都市文明，从帝制下的顺民到撰文鼓吹革命的作家，形成了他不平凡的经历。他有独特的学习过程，学贯中西的学养，平常写作时而用文言，时而用白话，既可引经据典，又可举证欧美。由于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兼具西方文化熏陶，于是在中西方思想文化间，游刃有余，得心应手。

　　对于自己的学生，作为校长的蒋梦麟是关爱备至的。他在《临别赠言》中给予毕业同学的殷殷告劝发自肺腑，感人至深。“诸君离学校而去了。在社会上立身的困难，恐怕比在学校里求学还要加甚。若非立志奋斗，则以前所受的教育，反足以增加人生的苦恼，或转为堕落的工具。这是诸君所当特别注意的。事业的成功，须经过长时间的辛苦艰难——成功的代价，走过了许多荆棘的路，方才能寻获康庄大道。立志是砍荆棘斧斤，奋斗是劳力。万不可希望以最少的劳力，获最大的成功。”

　　在蒋梦麟先生的身上，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美德，还可以呼吸到西方制度化的先进气息。蒋梦麟认为，破除陈规陋俗，需要以“良好的制度来接替腐败的制度”。在这方面，除了外国人管理的银行、邮政、海关、盐务、铁路等部门之外，由中国学者自己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成功的典范——它不仅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也是经费从无私弊的又一实例”。由于蒋梦麟等的努力，使我们的大学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继武含章，弦音不绝，仅仅在理科方面，就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王浩等一大批优秀人才。费正清在其回忆录中说，他于1942年来到昆明后，看到西南联大教授们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贫困的生活状况，曾经为之震惊，并感到毛骨悚然。与此同时，他也亲眼看到蒋梦麟、梅贻琦这两位“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称的”大学校长，正在依靠典当衣物和书籍度日。在这种情况下，当年的教授为什么能够安心于学术事业，并保持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也就不难理解了。

　　[责任编辑]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