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古籍　独具特色

藏文创始于7世纪中叶，是松赞干布的大臣图弥桑布扎参照梵文，结合藏语实际制订的，中间经过三次改革，沿用至今。11世纪前，藏文以翻译佛典为主，之后，有关佛典的注疏以及历史、文学、医药、哲学、艺术、星相、历算等方面的撰著逐渐增多，成为藏文典籍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各类典籍刻印成书，却是13世纪中原地区木刻印书技术传入西藏以后的事。

　　由于古印度文化的影响和藏传佛教的浸渍，藏文古籍不仅形式特殊，其他如装潢艺术、书籍名称、文章特点、句读符号等都别具一格，与众不同，有着浓厚的民族特色和明显的时代烙印。

　　

　　形式特殊

　　

　　一般书籍都是成册成册的，而藏文古籍却是木刻板印刷、不加装订的长条散页。这一形式来源于印度的贝叶经。原来的贝叶经是用铁笔刻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叶片当中有孔以便穿连。藏文书页则有所改变，中间不穿孔，为使页面不致混淆，添加了边框线，书页两边有页码和书名简称。

　　书籍版本分长、中、短三种：“箭杆本”为长版本，长50厘米左右，宽7厘米左右；“肘长本”为中版本，长30～40厘米，宽5～6厘米；短版本长20～30厘米，宽5厘米左右。此外还有80厘米以上的“特长本”，多为金银汁手写本，作为镇寺之宝，是专为寺院供奉用的。版本的长短宽狭不是依据纸张的长短划分的，而是依据版心边框的长短宽狭决定的。

　　中外书籍的计量单位是“册”，而藏文古籍则以“帙”(包)来计算。所谓“帙”是用一块正方形的棉布或绸缎进行包裹，面积大小依所包书籍的长短而定。为了使书籍得到更好的保护，有的还用两片制作精美的木板把卷帙夹好再行包裹。

　　

　　雕版印刷

　　

　　藏文书版所用的木料细密坚硬，双面雕刻。佛说经用朱砂印刷，称为“红版”；一般书用特制的墨汁印刷，称作“墨版”。印书纸张是一种藏区特产的“瑞香狼毒”草制造的，这种草纤维长，有毒性，造出的纸无虫蚀鼠咬之患，可以长期保存。书籍印好后，夹成厚捆，磨齐书边，四边再刷上红的或黄的颜色。

　　藏文古籍的雕版印刷机构主要集中于藏区各大寺院，著名的有康区德格印经院、拉萨布达拉宫印经院、日喀则地区的纳堂印经院。其中始建于1729年，历时16年才建成的德格印经院保存了藏传佛教三大教派70％以上的经典，有木刻经版217，000多块，画版近6000幅，是世界文化遗产中不可多得的瑰宝。

　　德格印经院的周围，自古以来就有不少雕版专业户。江达县古泽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为德格印经院雕版的工匠，故有“雕版之乡”的美称。另外一个被称作“民间雕版之乡”的是西藏尼木县普松乡。那里有80多户人家，户户都能雕刻经文、图版，而且世代相传，农忙务农，农闲雕版。8年前，纳堂寺出资委托该乡雕刻全本“丹珠尔”，8500多块经版，估计至少须10年工夫。

　　

　　金银写经

　　

　　藏文古籍除木刻本外，还有手抄本。一般的手抄本非常普遍，这里要说的是佛经的金汁银汁写本。

　　在特制的蓝黑色厚纸上用金汁写成的称为“金写本”或“金写佛经”；用银汁写成的称“银写本”或“银写佛经”。有“第二敦煌”之称的萨迦寺，其南部主殿建于1288年，主殿的后身是一个巨大的书库，四壁叠满了经书，经书墙高10米，长60米，寺内喇嘛和当地文物专家估计这些经书约8．4万卷，内容不详。这些经书大多数是八思巴时期(1235－1280)集中全藏的缮写人员抄写的，系用金汁、银汁、朱砂和墨汁写成。萨迦人说，如果殿外的墙壁倒坍了，经书就是第二道墙壁。由此可见书写经书年代之久远和数量之众多。

　　1984年，布达拉宫弥勒殿发生火灾，供奉于该殿的“丹珠尔”受损，225函卷中有82函约2万张需要重新补写。“丹珠尔”是布达拉宫所藏的几部大藏经中最珍贵的一部，是用8种珍宝(黄金、松耳石、白银、珊瑚、锡、红铜、白螺和珍珠等混合研磨而成)写就的。前年已动手抄写，需3年多才能抄完。

　　抄写经书之所以历久不衰，是因为群众对佛祖的崇敬和信仰，相信抄写经书可得长寿，可消罪孽，不堕地狱，出离生死，往生净土。

　　

　　书名特色

　　

　　藏文古籍的书名，首先以三种文字刊刻于该书的首页，藏语称做“松比(三文对照)”。“松比”第一行是兰扎文，第二行为乌尔都文，第三行才是藏文。据说兰扎文是天界文字，乌尔都文是龙的文字，实际上是古印度多种文字中的二种，图弥桑布扎参照兰扎文和乌尔都文分别制定了藏文楷书和草书的书写形式。“松比”形式不仅在古籍中普遍采用，现在有的书籍仍在继承仿效。再者，不少古籍开篇第一句就是“印度语曰……(书名)”，而后才是“藏语曰……(书名)”，这些都有着深层的内涵。由于藏文创制受到古印度文字的启发以及佛教的影响，后人用这种形式来表示缅怀和纪念。

　　古籍书名的另一特点是，往往有一连串的藻饰词语，读者如不进行分析则不易理解。一般说来，13世纪以前的藏文书名比较简单，没有什么修饰成分，如历史著作《巴协》等。13世纪后，因受印度《诗镜》一书的影响，文风起了很大的变化。《诗镜》作为理论性著作，丰富了藏族的文艺理论和修辞知识，对文学创作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正因为如此，藏族知识分子就特别注意修辞技巧的运用和词藻的雕琢，将本来可以一目了然的书名弄得复杂化，有的多达数十个字，还有的用诗歌体(偈颂体)来给书籍命名。

　　例如，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的著名历史著作《西藏王臣记》(简称)一书的全称是《主述下凡天神雪域王臣之史册·圆满时节·青春喜宴·杜鹃歌音》。书名更长的，有八世班禅(1855－1882)主持制订的《扎什伦布寺规》(简称)，书名的全称为《祥瑞大乐·超越诸方·扎什伦布寺诸首要和僧众以及拉丈囊玛等有关生活事宜·须牢记刑法二律之补充规定·最高权威·珍贵金刚杵·牛轭·净善》。

　　书名以诗歌体写成的，如《陀罗尼经·第一部》(简称)一书的全称是：

　　《为使佛众安乐苑兴旺，

　　加持成就吉祥甘露降，

　　奇异世间稀有之至宝，

　　陀罗尼经一百六十七两部之第一》。

　　长书名和诗体书名别具风采，令人耳目一新，产生遐想。现在的藏文书名既有继承又有改进，不那么复杂冗长了，如出版于1996年的《西藏通史》一书，其全名为《西藏通史·松石宝串》。

　　

　　书首礼赞

　　

　　千百年来藏区寺院既是宗教活动场所，又是学习和传布文化知识的园地，成了藏区教育的主要机构，所以大多数著作都出自那些高僧大德之手。他们皓首穷经，多有佛学著作传世，其中不少人是语言学、文学、史学、医学、天文学、绘画等学科的专家。由于人生观、世界观的影响及社会历史的原因，他们的著作无不弥漫着浓重的宗教气氛，明显的表现就是每部书的“书首礼赞”。

　　所谓书首礼赞，是写在正文前面对佛陀、菩萨、神祗、上师或描述对象的顶礼赞颂之辞，内容包括写作缘起、写作宗旨和结尾祝愿等，都是格式化了的。这类赞颂辞，有的只有一句藏语或梵文，如“顶礼遍织佛”、“顶礼文殊菩萨”；有的藏语、梵文同时出现，如“唵、嘛、呢、叭、咪、吽，顶礼观世音菩萨”；如系密宗典籍还要写“顶礼金刚持”、“顶礼密宗行者瑜伽士”；而尤为普遍的是以诗歌体写就的礼赞，如《甘丹格言解说》(简称)一书的书首礼赞由分别赞颂顶礼释迦牟尼、文殊菩萨、宗喀巴师徒和表达写作宗旨的4首七言诗组成。

　　不少古籍的书首礼赞辞不止一组，而是多达数组。所有礼赞诗句或七言或九言或九言以上，它们句式整齐，结构谨严，文词典雅，琅琅上口，颇具音乐美，被视为作品中的精彩章节。

　　还有一种书首礼赞名为“初译礼赞”，即翻译“律藏”时，译文开头要写“顶礼一切智”；翻译“经藏”时，译文开头要写“顶礼文殊”。不过后世并未完全遵循这一规定，认为是译师各自顶礼信奉之佛，不能作为定论奉行。

　　著译作品要写“书首礼赞”或“初译礼赞”，一方面是表示对知识学问的重视和对专家学者的尊崇，另一方面是为了祈请神灵护佑，在著述或翻译期间工作顺利，不受干扰，得以圆满完成任务并获得相应的果报。

　　

　　其他方面

　　

　　在藏文古籍中，书的章节标题，不是置于所述内容之前，而是置于所述内容的末尾，因此，如不读完某一章，就不易了解其重点所在。解放后排印的古籍有的已经将章节标题提到了该章节的前面。

　　古籍的署名多种多样。有的作者直接注明个人的名字，有的名前加上所属教派，有的加上所获学位名称，有的名前加籍贯，有的名前加自谦词。如系转世活佛要加上前世的称谓，如作者出身贵族家庭要加上家族的名字。有的书籍是由弟子整理编写的，名前要加“尊者某某”、“大师某某”，有的在尊者的名字后还要加“吉祥贤”字样以示崇敬。

　　书的结尾部分要写祝愿词，如“吉祥圆满”、“诸多顺绥”、“祥瑞增长”、“善哉”等；如系密宗，著作还要郑重叮咛对未立誓者须绝对保密，不可透露书中的只言片语等。

　　【责任编辑】姜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