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运动的先驱：帅孟奇

帅孟奇(1897～1998年)，生于湖南龙阳(今汉寿)县东乡陈家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五四”运动期间，在丈夫许之桢的影响下，阅读《湘江评论》、《新青年》等进步刊物。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夏。中央派她到武汉长江局任秘书，后又到上海浦东区从事工运工作，先后任浦东、沪西区委和江苏省委妇女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纪委常委、中组部顾问等职。

　　

　　铮铮铁骨

　　

　　1932年10月10日深夜，因叛徒出卖，帅孟奇不幸被捕。在监狱里，敌人施用了种种酷刑：坐老虎凳，砖头加到6块，她多次晕厥过去，踩杠子，她的左腿骨被压断；灌煤油，她呛得七窍流血，左眼失明。她忍受了非人的毒刑，但却视死如归，保护了党的秘密。她坚贞不屈的革命情操，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令人钦佩。帅孟奇在狱中坚贞不屈的故事，著名女作家李伯钊在其著的《女共产党员》一书中详细作了记述。

　　几个星期之后，特务们见硬的不行，便找来几个叛徒劝诱帅孟奇，企图让他们现身说法，劝她就范。一见到叛徒，帅孟奇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落荒而逃。1933年初春，帅孟奇被判无期徒刑后押往南京模范监狱。到监狱后，帅孟奇很快在各个牢房里培养一批骨干，发动大家共同开展对敌斗争。

　　1936年9月，监狱的全部政治犯被送往南京新建的晓庄首都反省院。但因为她身体不好，被送进医院。1937年农历五月中旬，院方因帅孟奇病重，经中共中央营救保释出狱，结束了整整5年的牢狱生活。

　　就在她深陷狱中的时候，中共中央以为帅孟奇已经牺牲了，远在江西的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开幕词中，把她的名字列入了大会悼念的死难烈士名单。

　　

　　重新投入战斗

　　

　　1937年出狱后“死而复生”的帅孟奇，化名许伯英回到了湖南。由于在狱中受到严重伤害，她住进了常德广德医院治疗眼疾。医院的眼科大夫在检查帅孟奇的眼睛时，手都颤抖了，他们说：“医院收治过多少眼病患者，没有哪一个眼睛伤到这种程度。”当时帅孟奇的左眼已红肿流脓，发出恶臭味；右眼仅有一点光感。但帅孟奇非常坚强乐观，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在当地党组织的关怀下，帅孟奇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但双眼则由于受伤太严重，导致她的左眼几乎失明；右眼也高度近视，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才能模模糊糊地看清眼前的人影。一向乐观的她笑着安慰同志们，她说：“我还没有瞎嘛!我还看得见蓝天、白云，看得见鲜花盛开，看得见小鸟飞翔!”

　　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民族斗争中，帅孟奇经常往来于常德、汉寿等地，帮助建立地方党组织。正当湖南省地方党组织工作顺利开展的时候，国民党军队挑起摩擦，1939年6月，制造了“平江惨案”，袭击了我八路军办事处，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处在十分危险的环境之中。但是帅孟奇仍坚持工作，建立秘密机关，转移已暴露身份的同志，她自己则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四处追捕。

　　1939年冬，帅孟奇当选为湖南省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前往她日夜向往的延安。在延安，她先后担任中央农委政治秘书兼总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委委员兼物资局支部书记。

　　在延安，她还见到了分别多年、杳无音信的丈夫许之桢，两人突然见面，心情十分复杂。因为此时的丈夫已经与别人结了婚。面对丈夫尴尬的神色，她豁达地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这也怪不得你，以后就像大家一样叫我帅大姐吧，我们本来就是表姐弟嘛!”

　　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后，帅孟奇任中央妇委秘书长，参与主持妇委的工作。在延安的这段时间，帅孟奇工作生活十分充实愉快，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同志们的爱戴，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帅大姐”。

　　

　　善良正直的好大姐

　　

　　1949年3月，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帅孟奇当选为全国妇联常委兼组织部长。同年7月调中央组织部工作，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近20年，始终遵循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坚持真理，一身正气，秉公办事，给党内外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2年，全国进行“三反”、“五反”运动，中组部也不例外，在强大的压力下，有人把眼光放在财务人员身上，希望从那里打出几个“老虎”来，造成中组部财务科的工作十分紧张，人们心情压抑。在这种情况下，帅孟奇挺身而出，大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中央组织部是个清水衙门，经费很少，制度很严，干部都是供给制，开会出门只有一部小吉普车供部长用，除少数年老体弱的干部坐三轮车外，大多数同志都是步行，哪能有大‘老虎’，一定要实事求是，没有就是没有，不要随波逐流。”这才使中组部没有搞群众性的大运动，避免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1957年全国又掀起了反右斗争，并走向扩大化。在这股风的席卷下，中组部又面临要划出右派分子的任务。开始帅孟奇等认为，中组部的干部在调进时都是经过认真审查的，加之组织部机关党的生活健全，部内民主空气浓厚，上下团结，大家的工作是努力的，没有右派分子。但是后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中组部在中央其他机关都抓出了“右派”的形势下，有人就建议把外交外留处办公室主任郭腾云打成“右派”，理由是他平时爱说一些风凉话，自由主义的倾向严重。

　　在中组部部委会上，帅孟奇坚决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不同意这样做!”接着她进一步说：“一个干部有时说些话，就是右派，那么今后还有没有说话的自由?!”她在会上根据事实强调，郭腾云同志16岁就参加革命，从山东到延安，还在中央办公厅做过机要工作，划右派是不妥当的。但在每个单位都要凑数的情况下，郭腾云还是被划成了右派，并下放安徽劳动改造。

　　帅孟奇心里非常难过，在郭腾云离开北京时，她特意去看望了他，并握住他的手说：“别灰心，要相信党，相信组织。到下边去好好劳动，好好学习，以后还是可以回到党内来的!”这一番话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与鼓舞。后来知道郭腾云在安徽工作生活很困难时，帅孟奇便向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反映他的情况，建议尽快摘掉他的右派帽子。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郭腾云很快摘掉帽子，回到了北京。

　　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被戴上“里通外国”的罪名。为了寻找这个罪名的证据，居然想到从张闻天同志的夫人刘英那里打开缺口。于是组织上就指派三名曾在莫斯科与刘英是同班同学的女同志去做刘英的工作，帅孟奇也在其中。那天开会，另外两位女同学反复劝刘英要站在毛主席一边，对党负责，打消顾虑，大胆揭发张闻天的“罪行”。在会上，帅孟奇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事后有人指责她：“你对刘英最了解，怎么一句话都不讲?!”帅孟奇正色道：“正因为我了解她，所以我没有话好说!”许多年以后，刘英回忆起这件事情，感慨地说：“在复杂的党内斗争中，帅大姐不是随风晃荡的柳条，而是支撑党的大厦的柱石。”

　　

　　晚年时光

　　

　　“文化大革命”中，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帅孟奇也受到迫害，并被迫离开北京，离开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为此，遭受冤屈，但对党忠诚的她，坚持自己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于是她不断向中央写申诉信。1977年初，帅孟奇的申诉信被送到邓小平手中。邓小平在其申诉信上亲笔批示道：“帅长期在女同志中是很有威信的，建议(一)可先允许她回来治病，(二)对她的历史问题进行复查。”就这样，双目几乎失明的八旬老人帅孟奇于1977年12月的最后一天，回到北京。不久，她的沉冤得到平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任中央组织部顾问。她不顾80高龄，一如既往，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等工作中去。

　　帅孟奇喜爱梅花，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均用梅花来比喻她。康克清赠送她一幅红梅画，上面题词“铁骨红心”。正是帅孟奇一生的真实记录。

　　尽管是党内老资格的高级干部，帅孟奇的晚年生活非常节俭，她的生活标准低得让人不敢想象。1992年，帅孟奇95岁生日时，工作人员为她精心打扮了一番，大家高兴地说：“帅妈妈今天穿新衣服了，帅妈妈是很少穿新衣服的!”1994年，帅孟奇因住处拆迁而搬家。连搬家的人也觉得这太不像个高干家庭，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连电视机还是个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开始他们有些不相信，以为走错了门，结果证实就是这儿后，他们连声惊讶地说：“这就是首长的家!”言语之中充满了敬佩之情。

　　生活十分简朴的帅孟奇，对公益事业却异常慷慨。平反后的帅孟奇领到了“文革”期间被扣发的2万元工资。拿到这笔工资后，帅孟奇心里沉甸甸的。思索再三，她决定把这笔钱捐出去，支持祖国建设。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开始有些不理解，有的同志劝她说：“你刚获得解放，一无所有，连身体都残疾了，这点钱留着晚年用吧!”帅孟奇说：“国家现在比我个人更需要钱，虽然这点钱对一个大国家算不得什么，但有总比没有好!”

　　小时候因家境贫寒未能上学，因此帅孟奇特别关心教育事业。1980年，湖南家乡遭水灾，新民小学被冲垮，帅孟奇得知后，马上把5000元钱寄回汉寿县，支援修复校舍；她还为湖南青年自学成才奖励基金会、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捐款。由于她捐款的积极行动，1989年，被评为北京市捐资助学先进个人。

　　在革命年代，帅孟奇唯一的女儿许端一被国民党特务毒死，这令她心里十分痛苦。但她从延安时期起，就抚养了许多烈士遗孤。因此，她虽然失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却有了更多的儿女，许多烈士的子女都是她的孩子。如彭湃的独生子彭士禄、黄公略的女儿黄岁新、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任作民的儿子任湘、任楚，陆更夫的女儿黄曼曼以及陈赓将军的儿子陈知非等。每当这些孩子们团聚在她身边的时候，帅孟奇总忘不了叮咛嘱咐。她时常说：“你们是烈士的后代，你们的父母为人民、为党的事业做出了贡献，献出了可贵的生命，党和人民给了他们应有的荣誉。你们不应该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过日子。你们只有继承父辈的革命精神，为党为人民努力学习和工作，绝不能给他们脸上抹黑。”

　　1989年3月，帅孟奇患过一次脑血栓后便立下了遗嘱：丧事从简，骨灰撒掉，余款全部捐给教育事业。令人没有意料到的是，老人早就为自己的后事做好了准备：她为自己准备好了一个包袱，里面有内、外衣各一套，虽不是新的，但洗得干干净净；里面的一件毛衣和一个枕套是“女儿”曼曼送给她的，还有一双布鞋、袜子、手帕、帽子等。她之所以把一切都为自己准备好了，是为了免得临时让工作人员和“子女们”操心。

　　1996年1月3日是帅孟奇的百岁寿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特地到医院去看望她。这天去医院看望她的人达200多，大家均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这位革命老妈妈的爱戴之情。陈赓将军的两个儿子陈知非、陈小建，一个作画，一个在画上题词。知非画了梅树下站着的帅妈妈，小建在上面题写：“没有孩子，却儿孙满堂，没有视力，却有敏锐的目光；没有权力，却最受尊敬。没有享受，却活得最长。”这确实是帅孟奇一生的生动写照。

　　1998年4月13日，帅孟奇同志在北京医院逝世。依照她生前的遗嘱，丧事从简，她的骨灰一半撒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苍松之下，一半撒在她无限眷恋的家乡湖南汉寿县的江河之中。

　　[责任编辑]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