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国学之父——费正清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Fairbank，1907～1991)，被誉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创建之父”。他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毕生致力于中国、东亚区域以及中国与西方关系等问题。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在中国研究这块园地里辛勤开拓、耕耘，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事业做过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开创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新局面。

　　费正清长年笔耕不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他人难以超越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出版和主编了60多本著作，发表了200余篇论文、60多篇书评，并为他人撰写了50多篇序言及大量的专访。他还孜孜以求、诲人不倦，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研究的人才，他的学生遍布全球70多所著名大学、研究中心以及欧美亚非各主要国家的外交部门。

　　费正清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位西方学者能在近代中国学研究领域出其右。

　　

　　西方中国学的开拓先驱

　　

　　1907年5月24日，费正清出生于美国西部南达科他州休伦市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他的大学时代始于威斯康星大学，后转到哈佛大学，1929年，费正清以最优异的学业成绩毕业。随后他荣获罗德斯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求学，继而走上了研究中国的道路。由于当时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他逐渐发现那里并非研究中国的理想所在。1932年，他偕新婚妻子威尔玛来到中国，进入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拜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为师，一方面学习中文，同时攻读中国历史。正是在蒋廷黻教授的帮助下，他在清华大学获得一份教职，由此得以专心致志的埋头钻研并真正步入学术的殿堂。晚年他曾回忆说：“就这样，在蒋廷黻的支持下，经过一番努力挣扎之后……我开始扬帆起航，驶向那学术研究的海洋。”

　　在中国的日子里，他利用各种机会，积极考察了中国各地的风俗人情和文化古迹，足迹遍布华北、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一带，亲身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现实。与此同时，通过朋友的介绍，他结识了胡适、陶孟和、丁文江、蒋梦麟、傅斯年、金岳霖等一大批中国著名学者，从他们那儿，费正清听闻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通过史沫特莱，他一度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结识和了解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陈独秀、林语堂、鲁迅等一大批著名社会活动家及学者，这使他逐步融入了中国的学术及人际圈。

　　对于1932年至1936年第一次在中国的经历，费正清曾经一语双关地称之为度“蜜月”。他是与新婚妻子威尔玛双双踏上中国大地的：在学术研究的路途上，正是他在中国的直接观察和亲身经历，最终促使他确定了自己的终生研究方向，因此，将这个时期称为度“蜜月”，生动贴切又恰如其分。

　　通过在中国的经历和在英、美两国的学习过程，他发现整个西方对中国的研究还基本处于一个十分表层的水平，而当时在美国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学”。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仍处在欧洲传统汉学桎梏之中，当时所谓的中国学要么作为西方文明的分支或点缀，要么在传统汉学的模式下，只注重中国的语言文化，而几乎完全忽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费正清凭借其坚定的毅力、顽强的精神开始了研究中国学的漫长学术生涯。到哈佛任教不久，他即提出新的学术主张，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活生生的当代史，主张跳出传统汉学的束缚，重视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变迁。他试图以哈佛作为基地，充分利用哈佛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哈佛的名望，建立一个新的领域，一种中国研究的新模式。综合起来，他的中国学研究主要突出了几个特色：(1)提出了“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的基本模式，并强调研究中国的传统与现代化的主题。(2)侧重研究清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只有追溯近代前后几百年的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代的中国。(3)认为中国的文明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文明，具有其独特性和重要性，因而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此外，费正清非常注重研究方法的革新，强调使用中国的档案、中国的原始资料研究中国历史。他还提出学术研究理应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在近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费正清一直在中国学研究的领域勤奋进取，获得丰硕的学术成果。概观他的学术成果，大致可将其划分为三类：一是最富价值的学术代表作，主要有《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剑桥中国史》、《美国与中国》、《中美关系中中国的形象和政策》、《中国新史》等，二是为教育广大公众写作的关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著作，如享誉世界的《东亚文明史、《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国：传统与变迁》等，三是主要为学生和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编写的关于中国研究的提要目录和文献介绍，主要包括《清朝文献介绍提要》、《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中共文献史》等。这三方面成果的有机结合，基本构成了费正清的整个学术体系。

　　费正清的学术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被世人公认为西方“中国学研究之父”、“头号中国通”。美国《评论》杂志指出，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无与匹敌的人物”。

　　

　　“中国通”的中国情缘

　　

　　1941年8月，面对远东急转直下的形势，费正清作为中国问题专家，应召参加了政府领导的为战争服务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各种活动。他首先在华盛顿的情报协调局从事情报研究与分析工作：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被政府派往重庆担任驻华大使特别助理以及美国学术资料处主任，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他又到重庆担任美国新闻处驻华办事处主任，主要任务是在美国大使馆分发缩微胶卷，为国会图书馆搜集各种出版物，以促进恢复中美两国之间出版物的双向交流。在华期间，费正清还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在物质上援助当时因通货膨胀而贫困不堪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第二是不断从文化异同的角度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1949年后，费正清又建议美国正视现实，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他的这种主张却成为冷战思潮中攻击的目标。以反共为目的的麦卡锡主义者强烈谴责费正清等人应为“失去中国”而负责，称其为中共长期的辩护人。这使得他不得不以自己实际的研究成果来为自己申辩，并以此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嬗变和美国在越战中越陷越深，当权者不得不重新考虑费正清等人的意见。他又重新出现在美国对外关系的舞台上并以一个资深学者的身份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他坚决反对将中国摒弃在国际舞台之外的孤立政策，积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而奔走努力。

　　费正清作为中美建交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在美国最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1971他作为中国政府首批邀请的美国客人访问中国：1979年邓小平副总理访美，费正清应邀出席美国政府举行的国宴，并与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同桌而坐，同年他作为由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率领的访华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中国，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欢迎。1979年当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后，费正清发自内心地感叹：“1979年结束了中美两国间30多年的疏远状况，也结束了我作为一个中国问题研究专家50年的奔走呼号。”

　　

　　费正清的中西文化观

　　

　　费正清曾说：“历史学家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中，怎样思考别人在他的文化背景中生活的问题”。他非常注重从文化视角看中国，并指出：“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和谐关系需要以互相理解作为基础。而理解又必须建立在对对方民族的不同习惯、态度、理想和自我表达方式了解并欣赏的基础上。”他所指的这些不同民族独有的东西，都属于文化的范畴。而中国文化“是最特殊、最与众不同、最古老、最自成体系、最平稳和伟大的文化。”正因如此，在中国研究中，文化视角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关于费正清的中西文化观，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中西文化差别论。费正清认为中西文化是不同的文化实体，各有其政治上、经济上、宗教上等各方面的特质。

　　二是中西文化优劣论。他认为这是最本质的差别。虽然中西方都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但传统中国拥有“广阔的领土和更为巨大的惰性”、“墨守成规”，与之相反，欧洲人“比较机动”，代表了“不可遏制的活力”，是“物质进步”的倡导者。

　　三是中西文化冲突论。由于中西文化“冰炭不容”的差别和各自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所以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化冲突。

　　四是中西文化理解论。费正清主张避免文化冲突，东西方应设身处地的进行文化理解从看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到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显示了费正清对中西文化的基本观点，其中国学的研究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的。

　　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和中西文明的冲突，是费正清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核心。费正清认为：“西方是19世纪和20世纪震撼全球技术进步及其他种种进步的摇篮和发明者，因而能够从自身的文明中完成近代化……而中国由于自身独特的传统，则只能借助外部力量实现现代化。”根据他的观点，中国要完成近代化的进程，必须依赖于西方的冲击，这样，费正清构筑了“冲击——回应’的模式来观察近代的中西关系。这个思维框架由来已久，不同于前人的是，费正清强调了这种模式的文化视角。

　　1991年8月14日，即在写完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新史》的两天之后，费正清因心脏病突然发作而溘然长逝，享年84岁。作为研究中国学著名的学者，费正清独领风骚半个多世纪，可谓西方汉学界的一代开拓大师。新闻媒体称：费正清的逝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责任编辑]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