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牺牲的八路军将领：左权

左权(1905～1942)，1905年3月15日出生于湘江之滨的湖南省醴陵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曾先后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6军排长、连长等职务，后被送到莫斯科苏联陆军大学、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新十二军军长，红军第十五军政委、军长。抗战爆发后，即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后兼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辅佐朱德、彭德怀开辟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艰苦转战，1942年5月25日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指挥部队与日本侵略军作战时牺牲，是抗战以来我党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将领。

　　

　　日军的“铁壁合围”

　　

　　1942年4月16日，驻华北地区的日军指挥部调集了第一军三十六师团、四十一师团、六十九师团及独立第九旅共计3万多人，向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压来。其罪恶目的是企图一举消灭八路军统帅机关和一二九师主力部队。一时间太行山区战云密布，军情十分严峻。

　　这年的华北之春，由于前一年的自然灾害，根据地人民生活十分艰难，现在又面临日军的残酷“扫荡”和封锁，使根据地更加雪上加霜。在太行山，有的部队每餐只有5根缺盐的萝卜条，连带壳的小米也吃不饱。在最困难的时候，干部的口粮从每天500克小米减到350克。日军对华北根据地的“扫荡”是极其野蛮和残酷的。日军华北方面军曾下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并要一律埋掉或投下毒药。”

　　当时，整个后方机关的兵力实在太少了。除了掩护部队三八五旅一部尚未转移外，剩下的只有司令部的警卫连(俗称内卫连)和野战政治部的保卫连，后勤部的警卫队，北方局的警卫排，一个警卫首长的警卫排，其余都是非武装人员。而日军却是兵强马壮，武装到牙齿的数万之众，确实有泰山压顶之势。彭德怀、左权、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后勤部长杨立三、北方局党校副校长杨秀峰等，连日开会，研究对策，决定在敌人分路合击时，乘间隙钻出包围圈，并在敌人扑空撤退时，伺机集中兵力歼灭其一路甚至几路。为了实现战斗目的，左权将总部的决定和转移路线不断地与一二九师进行周密的联系和协调。

　　在开始“扫荡”之前，敌人采用了各种方式收集八路军和根据地的情报，在其军用地图上标出根据地内各机关、部队的方位及其可能的动向，把我主要干部的相片、履历印出来发到各作战部队，口军三十六师团的两个步兵联队，分别挑选了100多名士兵，组成“特别挺进杀入队”，伪装成八路军，专门奔袭八路军首脑机关。日军主力则由各个据点集中出动，向根据地预定目标构成合击圈，日军以空军配合，进行空中侦察和轰炸，以反复疏篦队形向中心压缩。整个太行山区处于紧张的战争气氛之中。

　　

　　组织突圈

　　

　　在组织部队突围的激烈战斗中，左权从密集的枪炮声里，判断曰军正在进行合击包围的进攻，左权主动承担起全面指挥突围的重任。

　　与此同时，日军很快就发现了我军突围的意图，并快速收缩包围圈，用各种火炮向我突围部队轰炸。日军的飞机则利用空中优势，追着转移的人群投弹、扫射。这时后勤部被服厂等一些单位的新工人，初次遇到这种场面，惊慌失措，有的还四处乱跑。看到这种情况，左权意识到危险，大声疾呼：“同志们，不要怕飞机，要注意地面的敌人，往前冲啊!”

　　这时，左权见彭德怀还在队伍中，便立即跑过去，让作战参谋王政柱和另外两个参谋跟着彭总一块转移，并命令警卫连长唐万成派一个警卫排作掩护。

　　左权对彭总说：“彭总，你的转移路线由王科长负责，立即就走。”彭总看到大部分人员仍然没有突围出去，因此没有动，他体谅在当时情况下左权指挥突围的艰难。左权着急了，严肃地对彭总说：“你的转移，事关重大。只有你安全突出重围，总部才能得救。”彭德怀想了想说：“你带着一部电台，领着机关先走，我殿后。”左权则坚决地说：“我早想好了，请两个熟悉地形的参谋，带两部电台，分头跟你和罗主任，随机关离开这里!”倔强的彭总说：“不，你先走，我指挥这里!”

　　这时，左权真急了，他说：“彭老总，你现在是总指挥，首先不应该想到我左权个人，而应该是整个机关、部队，八路军的指挥机关不能没有个首脑。”谁知彭总仍不动，左权急切地对他说：“你的安全关系八路军的荣誉，日军摆的是铁环合围阵，再晚一点突围就困难了!”见彭总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左权于是对唐万成命令道：“唐万成，你现在该知道怎样去保护彭总了!”唐万成领会了左权的意思，于是不管彭总愿意不愿意，向警卫人员使了一个眼色，大家一拥而上，将彭总扶上了战马。左权挥手，命令道：“赶快向西北方向突围，那边有特务团接应。”

　　

　　碧血染太行

　　

　　下午2时左右，已经护送彭总突围出去的唐万成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他一把拉住左权的手说：“参谋长，你快跟我走!”左权问道：“彭总呢?”唐万成说：“彭总已突破封锁线，你快跟我走吧!”左权甩开唐万成，对他说：“不行，我有我的战斗岗位，你快去跟彭总。”作为警卫连长的唐万成不忍心看到自己的总部首长冒这么大的风险，于是他要再去拉左权跟他走，谁知向来文质彬彬、待人和气的左权拔出左轮手枪，对唐万成发火说：“你要明白，要足彭总有个三长两短，我要枪毙你!”见首长发这么人的火，唐万成只好含泪离开。

　　在突围路线的选择上，表现了左权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首先安排我军占领了十字岭高地，从而在转移大部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十字岭位于南艾铺和北艾铺交界处，也是河北省涉县和山西省辽县交界处，状似“十”字，地形十分险要。之前，总部已经命令七入几团控制了这座山岭，部队分西、南、北三面分散布置。左权这样布置，就使我军退守自如。七六九团团长郑国仲命令山炮连把山炮埋掉之后，亲率部队掩护彭总突围。彭总的安全突围正是凭借了我军扼守着十字岭。然而这一安全路线也被敌人发现，集中飞机对卜字岭猛烈轰炸。但日军对十字岭阵地进行顽强的进攻都失败了。

　　战斗进行到下午，枪声渐渐稀疏下来，正面阵地上.的敌人一次义一次被压了下去，按照以往反“扫荡”的经验，也许敌人该暂时往回撤了。但是，这一次不同，狡猾的敌人乘着战斗间隙，“特别挺进杀入队”穿着便衣从十字岭背后偷偷抄了上来。

　　敌人的这一阴谋诡计被警惕的左权侦察到了，左权从望远镜中看到一一群鬼子兵装扮成八路军和老乡的队伍，鬼鬼祟祟地往十字岭边横插过来，企图截断警卫连的后路，不觉大吃一惊。他来不及说话就往警卫连的阵地上跑去。

　　他来到战壕里，迎面碰到疲惫不堪的唐万成，大声吼道：“唐万成，敌人上来了!”

　　唐万成听到参谋长的喊声，立即跳了起来。只见左权站在自己面前，满脸尘土，右手握着左轮手枪，指着前面的山头说：“快，抢占前面的山头!”唐万成亲自带领队伍，赶在敌人前面占领了山头。

　　尽管敌人制定了严密的合围计划，但是八路军总部在左权的英明指挥下，还是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几千人转危为安。临近傍晚时，左权开始组织掩护部队撤退突围。他随最后一批掩护部队冲破几重封锁线到达十字岭。在这里他对坚守阵地的王亚朴营长说：“你们打得很好，坚守这个山头很重要。山下的沟沟岔岔里还有许多人员，你们再坚持一下，所有人员全转移出去，才是完全的胜利。”此时日军对十字岭阵地进行着更加残酷的轰炸，天上的飞机和炮弹不断倾泻到山岭上。左权不顾个人安危，登上一块高地，向转移的人群喊道：“同志们，不要隐蔽，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往前冲啊!”完成联络特务团任务的作战参谋夏纳，从后面赶上来，高喊道：“同志们，左参谋长和我们在一起，大家不要慌，赶快冲!”在左权的指挥下，人们的情绪立即稳定下来，突围的速度也明显加快。

　　突然一颗炮弹在左权身边爆炸了，他招呼大家“快卧倒!”自己还没来得及卧倒，接着又一颗炮弹落下来，左权中弹了，仰面倒了下去。

　　左权将军头部左额、胸部、腿部都中了弹片，血流如注，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年仅36岁。他身穿胸前有两个布口袋、袖子有扣子的灰色斜纹布夏装，腰扎皮带，脚缠绑腿，穿着布鞋。

　　跟在左权身边的党校学员李锡周、穰明德、李克林等急忙跑过来。由于形势紧迫，李克林强忍悲痛，从左权的身上取下左轮手枪。为了保护好首长的遗体，穰明德捡了一个草黄色背包，打开后覆盖在左权身上，然后大家把自己敬爱的参谋长安放在十字岭上一堆灌木丛中，在上面盖满了青枝绿叶。大家含着悲痛泪水，一步一回头地冲出重围。

　　李克林等突出重围后，在清漳河泽城北的南山村，找到了作战科长王政柱，将左权的左轮手枪交给了他。听到自己的参谋长牺牲了，所有在场的人都失声痛哭。王政柱把枪交给彭德怀，望着自己战友的遗物，坚强的彭德怀也掉下了眼泪。

　　左权殉国的消息，很快通过电波传到延安，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彻夜未眠，深感悲痛。朱德总司令挥笔写下了《悼左权同志》的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当年9月18日，山西省辽县党政军民5000余人召开“九一八”纪念大会。大会上宣布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决定：为了纪念左权将军，从即日起，山西省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并在河北省的涉县石门修建左权陵墓和纪念塔。

　　全国解放后，1950年10月21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左权同志的灵柩由河北省涉县石门村移葬至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同时举行了隆重祭典，谢觉哉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读了祭文。陵园修建了左权陵墓、纪念馆和碑亭。朱德、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罗荣桓、谢觉哉等中央领导题了词或送了挽联，周恩来总理亲自书写了“左权将军之墓”的碑文。

　　1951年11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南方视察后回京途中，专程在邯郸市下车，来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在左权将军墓前脱帽致哀。1959年6月4日，周恩来总理来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瞻仰了左权将军的陵墓、纪念馆和碑亭。

　　尽管左权在政治上经历过曲折坎坷，但如同他在自述中所写：“近17年来，从未离开过党一步，也没有在任何情况下动摇过，没有在艰难困苦面前低过头。”1931年及1933年，一些搞“左”的政策的领导人对他进行打击，左权被免职后仍坚信“真金不怕火炼”，努力工作，表现出了坚强的党性。

　　左权是党内难得的既有理论修养又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和优秀指挥员。他吸取国外的经验，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提出了治军、建军的许多建议，并总结出当时作战的八字方针——“秘密、迅速、干脆、坚决”。每一次战役或战斗结束，他都要写出书面总结报告。邓小平称他：“善于从经验中抽取与总结出原则的理论，发现规律，来指导新实践。”

　　作为军队优秀的理论家，左权短暂的一生留下了丰厚的军事遗产。他著有《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军事论文，并与刘伯承合译《苏联红军新的步兵战斗条令》，其中《论军事思想的原理》一文深刻阐述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军事思想产生的条件、规律、现状及特点。他所阐述的军事思想，也构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1988年10月，中央军委正式确认他为军事家，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

　　

　　责任编辑　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