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北赵晋侯墓地

史书中的记载

　　

　　据司马迁的《史记·晋世家》记载，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成王的弟弟，年幼时经常与成王在一起玩耍。有一次，成王把一片桐叶削成玉圭的样子对叔虞说：“以此封若。”不久，史官就请成王选择黄道吉日举行分封叔虞的仪式。成王说：“吾与之戏耳。”史官说：“天子无戏言。”于是，成王便封叔虞于唐国故墟。到叔虞的儿子燮时，因其境内有一条著名的河流晋水，便改国号为“晋”。

　　是否因一句戏言，成王封弟于唐，已无从考证。但分封是事实，而且在西周初年的大分封中，晋国确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封国。然而，叔虞始封地——唐，究竟在何处?由于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晋国早期的赫赫之都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可能早在汉代时，它就已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司马迁在《史记》中只记载“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虽然汉代以后的学者都认为唐在今山西省境内，但关于其具体地点，却是千百年来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说法颇多，莫衷一是。可见，有些问题仅依靠文献是无法解决的，而需要借助考古学的力量，让那已经逝去的辉煌重见天日。

　　

　　考古的惊世发现

　　

　　新中国成立后，寻找晋文化的考古工作在晋南展开。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晋南发现天马一曲村遗址。遗址位于山西曲沃和翼城两县的交界处，面积近11平方千米，包括各类居址、作坊区、墓葬区。1963年首次发掘，1979年起连续发掘至今。研究者多认为天马一曲村遗址就是西周初年叔虞所封之唐。在位于北赵村的墓葬区多座大墓连续被盗的情况下，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在1992～1994年对该墓葬区先后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清理了8组17座大墓，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证明它们是晋侯及其夫人墓。2000年10月至2001年1月，又清理了1组2座晋侯及其夫人墓，编号为114号、113号。

　　总的算来，目前清理的晋侯及其夫人墓共9组19座，按坑位可分作南北三排。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1条或2条墓道，个别墓无墓道。葬具为木质的棺椁，为一重椁一重棺，或一重椁二重棺。棺椁周围多填塞青膏泥、积石、积炭以防潮。墓主多为头向北脚向南的仰身直肢葬，身体上下普遍洒有一层朱砂。有些墓殉葬有车、狗等。值得一提的是，114号墓北侧二层台下发现1个坑，坑内有人骨1具，为一个殉葬的年轻女性。墓中有殉葬人在晋侯墓地仅见此一例。

　　墓中随葬品种类丰富，有金、铜、玉、石、牙、骨、陶器等。其中铜器最多，有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以容器和乐器最重要。很多铜器上都有重要铭文，内容涉及晋侯的活动，多有晋侯之名。其中8号墓出土的晋侯苏钟具有重要意义。这套编钟共两堵16件，其中14件被盗而流散境外，后由上海博物馆购回。钟上有长篇铭文，共355个字，详细记载了西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苏率兵随周王巡省疆土，并受命伐夙夷立功受赏之事。铭文对西周铜器断代、西周历法及方国史的研究都具有极高的价值。64号墓出土的8件一套编钟，均有铭文，内容与楚公逆有关。史载晋、楚两国交往的最早时间不超过春秋早、中期之际，然而楚公逆所处的时代相当于西周晚期宣王之世，在晋侯墓中出土楚公逆的编钟，至少将晋、楚交往的历史提早至西周晚期。晋侯墓地还出土了一批造型奇特的青铜器，其中很多为青铜器中首见。如8号墓出土3件兔尊，以兔为尊，在青铜器中尚属首例。其中1件兔作匍匐状，腹部中空且与背上的喇叭形口相通，足下有矮长方形圈足。63号墓出土的筒形器，盖上有立鸟为钮，盖和口沿各有一对贯耳，下有方座，四面各有一裸体人形足，方座内挂两只小铃。这种铜器造型前所未见，其功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晋侯墓地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包括璧、璜、琮、圭、戈、环、块、组玉佩、玉人、缀玉覆面等。比较重要的是组玉佩和缀玉覆面。63号墓出土的一组玉佩饰，由玉璜、玉珩、玉管、料珠、玛瑙管组成，共204件，其中最大的璜，长达15.8厘米。纹样多用双勾技法雕刻，工艺精湛。组佩下端有两件玉雁，形象活泼。缀玉覆面是盖在墓主脸部的，其中62号墓所出的缀玉覆面为晋侯墓地最精彩的一组，由48件形状多样的玉片缝缀在布帛上组成人面形。周边一圈是24片带平齿的梯形缀片，中间用24片玉片组成五官。眉、眼以碧玉制作。除缀片外，皆雕刻有纹饰，制作精细。另外，最有特色的是，在63号墓椁室西北角出土的一件铜盒内装满了各类玉质小件器物，有玉人、熊、牛、马、鹰、龟等多种造型，其中大部分是商代的典型玉器。这些玉器墓主是如何得来的，仍是个谜。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玉器被单独放在一处并用来随葬，它们应是墓主生前钟爱之物。

　　

　　史籍所载与考古发现的矛盾

　　

　　自晋侯墓地发现和发掘以来，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由于它是迄今发现的同时期、同规格墓地中保存最完整、排列最清楚、出土遗物最丰富的一处，该墓地的发掘对周代考古和历史的研究意义重大，甚至可与20世纪初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相提并论。其可补史之阙、证史之实，或可修史之误?

　　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自叔虞始封于“唐”，至文侯共历十一候，文侯以后，晋国迁都新田，又在新都附近另辟公族墓地。晋侯墓地起止年代大体是从西周早中期之际至春秋初年。经与《史记·晋世家》所载晋侯世系相对照，研究者多认为墓主依次为唐叔虞或晋侯燮、武侯宁族、成侯服人、厉侯福、靖侯宜臼、釐侯司徒、献侯籍(苏)、穆侯费王、文侯仇这9代晋侯及其夫人，但实际出土铜器铭文上的晋侯之名有“焚马”、“喜父”、“对”、“苏”、“邦父”，其中仅“苏”与文献所记相符。

　　

　　一些待解之谜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南的晋侯墓地无疑是20世纪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为研究晋国历史提供了新资料。关于晋国迁都新田以前的都邑所在，一直是学术界广为关注的问题。这次晋侯墓地的发掘，以确凿的实物资料证明，晋国始封地——唐，应在晋侯墓地附近。新的发现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为什么出土铜器铭文中的晋侯之名多与文献所记晋侯之名不符?虽然发现了晋侯的墓地，但晋国早期都城的城墙、宫殿在哪?这些谜底的揭穿，还得靠更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以及深入的研究来逐步解决，当然，有些可能是永远无法解开的谜。这种探索永无止境，这就是考古的魅力，也是科学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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