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狂人黄侃

在民国时期，学术界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因性格落拓不羁、被黄兴骂为“害了神经病”的章太炎，一个是因经常不修边幅、衣履不整、不洗脸、不理发、活像一个疯子的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子”的黄侃。有意思的是，这三人不仅都是民国时期名重一时的国学大师，而且章太炎、刘师培与黄侃还是师生关系。这三个人的共同特点是，学问大，脾气怪。其中黄侃的脾气之大、性格之怪更是学界闻名。几与他的学问成正比。

　　黄侃(1886～1935)，湖北蕲春青石岭大樟树人。原名乔馨，后改名侃，号量守居士。1886年4月3日生于成都浙江会馆，1935年10月8日殁于南京，年仅49岁。其父黄云鹄，进士出身，曾任四川盐茶道、按察使等职。

　　黄侃系庶出，其生母周氏原是黄家女仆，后被收为副室。黄云鹄67岁时才生下黄侃，所以对这个小儿子视若掌上明珠。3岁就开始发蒙，教他背唐诗宋词。4岁便延师教读四书。10岁时，黄侃已读完四书五经。父亲虽因生计四处奔波，但对他的教育却特别重视，把自己从四川带回来的几十箱书集中在一个屋子里，作为他读书的地方，上题“归学处”三个字。黄侃正是在这间小屋里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13岁时，父亲病逝，母承父志，仍请人在“归学处”课业，上完课时常常已是深夜，母亲仍秉烛在外面等着。此时家中偏门已锁，常常要翻山从小径绕到大门回家，辛苦之极。母亲恐他有畏难情绪，问道：“汝亦知求生之道乎?”黄侃深知母亲苦心，慨然答道：“读书而已。”严格的传统家教，培养了一代国学大儒。

　　

　　与章太炎师生情谊

　　

　　黄侃自己是一代国学大师，而其老师则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国学硕儒章太炎。生平清高孤傲的章太炎，很少称赞人，但对弟子黄侃却颇多嘉许。

　　黄侃脾气坏，自视甚高，但惟独对恩师章太炎执礼甚恭，汪辟疆说他“二十余年间执弟子礼始终甚谨。于并世老宿多讥弹，惟于太炎先生，则始终服膺无间。有议及章先生者，先生心盛气争之，犹古道也。”章太炎也称他“性虽怪异，其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黄侃平时爱写诗，经常请章审阅，黄侃对章的字纸都特别珍视，每获得章信，便裱起来珍藏。章知道黄有此爱好，有时还特地为黄写几幅字，写几首诗，黄每有所获便如获至宝。1914年2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此时黄侃正接受北大之聘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见章寂寞一人，主动要求留下来伴宿，同时请他讲文学史。此时一般人避之犹恐不及，黄却主动前来做伴问学，章深为感动。一连数月，黄早出晚归，白天外出教书，晚上则师生秉烛谈学。但一天深夜，警察却强行把黄侃驱逐了出去，且不准其他客人来访。章氏见黄被逼走，见客自由又被剥夺，愤而绝食。

　　黄侃与老师章太炎这一对师生兴味相投，留下许多趣闻。章氏《新方言》出版时，不请同辈，却请黄侃为他写《后序》，也足见其对黄的看重。

　　黄侃虽师从章太炎，但并不拘泥，他认为：“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综广揽。”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校园中广为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不为所动。

　　章氏门人无数，但最得意的弟子也仅几人。据章门弟子吴承仕回忆，章晚年在苏州时，一日闲话，说道：“余门下当赐四王”，即“天王”黄侃、“东王”汪东、“北王”吴承仕、“翼王”钱玄同。半年后又封朱希祖为“西王”，合称五大天王。其中黄侃最得章氏青睐，章称其“清通之学、安雅之词，举世罕与其匹。”罗常培上世纪40年代就把黄侃与章太炎并称，认为“周秦古音之研究导源于宋，昌明于清，至章炳麟、黄侃乃总集前人之大成。”

　　1935年，黄侃49岁生日，章太炎亲赠他一副对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对联内无意中藏了“绝命书”3字，黄侃愕然。当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联句竞成谶语，悔痛不己，连呼：“这是老天丧我也!这是老天丧我也!”章太炎不胜悲痛，亲为弟子撰写墓志铭，称其“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日：‘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

　　

　　守旧派黄侃

　　

　　黄侃五四时期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黄侃曾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为什么偏叫胡适?而不是叫往哪里去?”还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己。

　　1929年冬，黄侃的老同学居正因参加反蒋活动被捕入狱，软禁于南京汤山。因担心受牵连，许多朋友都借故躲开了，只有黄侃经常携儿子去探望他。后来居正获释，当上了司法部长，黄侃反而避之不见，倒是居正经常到黄家探望。一天，居正不解地说：“你怎么不来我家了?”黄侃说：“朋友落难应该帮助，朋友得势，何必相求?”

　　

　　治学之道

　　

　　作为著名的国学大师，黄侃具有独特的治学之道。他在读书治学时，采取“扎硬寨，打死仗”的方法。在研读有关自己研究专业的书时，他总是要反复阅读数十遍，一直达到能举出其篇、页、行数，基本无误差为止。一次他研读孙冶让的《周礼正义》，自限180日读完，凡遇其中需要计算的地方，他都要一一列小算式加以推算验证。他在读《清史稿》时，全书100册，从头到尾部一卷一卷地详加评注圈点。黄侃对于随随便便翻阅读书、点读数篇浅尝辄止的读书方法很不赞同，称之为“杀头书”。他反对那种只读所需资料，而不肯一句一字认真读透全书的实用主义态度。黄侃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日，不欺人；二日，不知者不道；三日，不背所本：四日，为后世负责；五日，不窃。”黄侃一生读书治学，最反对某些初学者急功近利，好高骛远，急于求成的治学弊病，他指出其弊有四：“一日，急于求解：二日，急于著书；三日，不能阙疑；四日，不能服善。”黄侃这种严谨认真、一丝不苟、追求极致的读书治学精神，是他最终能够学有所成，成为一代宗师的重要因素。作为国学大师，黄侃严谨治学、刻苦求研的精神很值得今天的“学者”们学习。他常对人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他以为“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每读，必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白天不管如何劳累，晚上照常坚持鸡鸣始就寝，从不因人事、贫困或疾病而改变。有时朋友来访，与之纵谈至深夜，客人走后，他仍要坐在灯下校读，读毕才就寝。民国二年(1913年)，他旅居上海时，穷困之极。除夕之夜，街里爆竹喧喧，通宵达旦，而他却兀坐室内，一灯荧然，精心研读，不知困倦，直到晚年临终前。一面吐血，一面坚持将《唐文粹补遗》圈点批校完。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序》中说：“吾游学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奥旨，启发无遗”。贵州大学教授张汝舟回忆民国十七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时的情景说：“黄先生讲声韵学的确是很别致的，他的教材教法，不守常规，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使听者忘倦。” 黄侃主张治学先从继承入手，然后“入室操戈”，走出自己的路来，并须“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远大为贵”，即是“师古而不为所囿，趋新而不失其规”。他生平圈点和批校之书共达数千卷，都是一丝不苟，从不稍懈。故他施教则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著书则远绍汉、唐，近承乾、嘉，而且能独辟蹊径，特别是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蔚成一家言。黄侃去世时年仅49，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程千帆说：“但老师是中外学术界公认的大师之一。……大师之大，大在何处?……我觉得季刚老师的学问是既博且专的。无论你用经、史、子、集、儒、玄、文、史，或义理、考据、词章来分类，老师都不仅有异常丰富的知识，而且有非常精辟的发明。他在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

　　

　　别具一格的老师

　　

　　黄侃特立独行的性格也体现在教学方法和选拔弟子上。

　　当年杨伯峻在北大求学，向叔叔杨树达请教如何学到真经时，杨树达对他说，要想学到真学问，一定要拜师，还指名要他拜黄侃。并对他说，要拜黄侃为师，一定要用红纸包上十块大洋作为拜师礼，而且要当面给他叩头。受到新思潮影响的杨伯峻实在不习惯这种老派做法，显得犹豫不决。叔叔便教训他，过去拜师都这样，只有这样才能表示诚心，否则谁愿意把自己10年苦读学到的真学问教给你?后来杨伯峻照叔叔教的做了，黄侃果然十分高兴，对他说，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门生了。据说以这种传统方式拜黄侃为师的有十多人，黄侃也认真地给他们传道授业解惑。

　　据当时的北大学生冯友兰回忆，黄侃“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虽然有些夸张，但却颇能反映黄侃的性格。 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黄侃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日“量守庐”，藏书满屋，怡然自乐。他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因此人称他为“三不来教授”。

　　黄侃教学不拘一格，常常利用郊游吃饭喝酒的机会，畅谈学问，海阔天空，于闲谈中给学生莫大启发。他讲学也是天马行空，没有章法，讲到哪里算哪里，但又处处都是学问，非一般人能理解。黄侃在北京时，经常陪同他游玩的是孙世扬、曾缄二人，人称“黄门侍郎”。孙世扬曾说：“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唯扬及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坼，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亦乐为点窜焉。”

　　陆宗达因能喝酒能抽烟，深得黄侃喜爱，常和他一边吃一边论学，有时一顿饭要吃四五个小时，陆从中学到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古典文学学者程千帆对此也有同感：“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纭，深受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