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烈火中永生”

对于罗广斌，20世纪50年代的那辈子人是十分熟悉的，因为他的名字和著名小说《红岩》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对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就有些陌生了，尤其是他的生平轶事。

　　罗广斌(1924-1967年)，重庆忠县人，著名作家。读中学时因争取婚姻自主与封建家庭决裂，离家去云南求学。抗战时期投身学生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由于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先后被囚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1949年11月27日在敌人大屠杀时从白公馆越狱脱险。新中国建立后曾任“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曾与刘德彬、杨益言合写《在烈火中永生》等小说。1958年-1961年与杨益言合著长篇小说《红岩》，小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深受读者喜爱，先后发行350万册，并翻译成英、法、俄、日等19种外文发行。“文化大革命”中该书被诬蔑为“叛徒文学”成为禁书，1967年2月5日，红卫兵闯入罗广斌家将其绑架，5天后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身亡，时年42岁。

　　

　　狱中斗争

　　

　　罗广斌出生于一个优越的家庭，完全可以过“幺老爷”的生活，但他抛却了这一切，走上革命道路。1944年，在马识途的帮助下，他离开家庭到西南联大附中读书，1945年，加入党的外围“民青社”，参加“一二·一”等学生运动，1948年，经江竹筠介绍，罗广斌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0日，因叛徒的出卖，罗广斌在成都的家中被捕。

　　本来凭着家庭的关系，罗广斌完全可以不坐牢房。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当时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最初的想法，是想让罗广斌在狱中吃点苦头转变立场。但他没想到的是，经过监狱里的艰苦锻炼，面对特务的严酷刑具，罗广斌对共产主义信念和对党组织更加忠诚坚定，没有后悔自己政治上作出的选择，随时准备用生命来捍卫这种选择。

　　1949年初，狱内党组织曾希望他利用家中的特殊背景出狱，让狱外的党组织了解狱中的斗争情况，但罗广斌这次没有服从组织的决定，他要和同志们留在狱中坚持斗争。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用行动证明了作为一个革命者的伟大人格。

　　

　　《红岩》的诞生

　　

　　1958年，罗广斌被下放到长寿湖农场。这年10月，他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约稿信，要出版他们关于狱中的回忆录。1959年2月，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合作的《在烈火中永生》出版，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

　　1958年11月，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朱语今来到重庆，他敏锐地感觉到“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狱中斗争事迹是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题材，于是便决定向当时在重庆团市委工作的罗广斌、杨益言约写长篇小说。

　　写《红岩》这样规模的长篇小说，不完全脱产，不全力以赴是写不出来的。于是朱语今便向重庆市委提出建议，希望市委支持团的出版事业，给罗、杨提供一切写作方便条件，能让他们先脱产出来写作。

　　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李唐彬都很重视朱语今提出的写长篇小说的建议，决定要把长篇小说《红岩》的创作，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考虑，并指定市委组织部长肖泽宽代表市委负责组织领导小说《红岩》的创作。

　　由于得到市委的支持，因此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比如：准许罗、杨查看有关敌特档案，提审在押的敌特分子。罗、杨终于在众多的敌特档案中，发现了一整套跨度长达15年之久的特务日记，使罗、杨对特务内部互相倾轧、尖锐矛盾、发展变化，以及各种人物的面貌、心理特点，有了更深刻更具体的了解，不仅进一步提升、丰富了罗、杨已掌握的素材，而且加深了罗、杨对敌特人员的感性认识和具体感受，这为罗、杨后来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几个高层的军统大特务的形象，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在《红岩》正式出版前的关键时刻，市委决定了两件事：一要作者依靠专家指点拜沙汀为师；二要他们到北京学习参观。这两个举措，使罗、杨和《红岩》最终走上成功之路。

　　可以说，在《红岩》整个创作过程中，重庆市委对罗、杨的要求，一直是很严格的。在《红岩》没有定稿前，要求他们集中精力写作，不定稿，不准拿出去发表，以免分散精力，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而在《红岩》出版后，在社会各界一片叫好声中，又向罗、杨二人提出：要正确对待赞扬。并向罗、杨提了三点建议：“一、冷静下来，倾听意见，反复思考，暂不表态。二、摆脱《红岩》的具体内容，站在更高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当时的斗争，以此检验《红岩》已经达到的和尚未达到的要求；三、在此基础上，总结写作中的经验教训，使自己思想上、艺术上提高一步，以便今后更好前进。”

　　由此可见，小说的写作与重庆市委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具体负责组织的肖泽宽。当时肖泽宽年仅41岁，作为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组织领导文学创作并非他的本职工作，但他尽心尽力，工作深入，方法得当，有效地领导了小说《红岩》的创作。

　　

　　罗广斌之死

　　

　　长篇小说《红岩》在全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后，罗广斌作为作者之一，又是国民党特务大屠杀后的幸存者，这种经历，自然而然使他成为那个年代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也正是因为他那段特殊的经历，使他的日子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风光。小说《红岩》出版后，他的名气虽然已如日中天，但政治生活却依然遭到诸多限制——1963年团中央提议推选他为访日代表，被重庆市某些人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由否决；第二年共青团召开九大准备安排他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理由被否决。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总是构成让人不放心的历史疑点。因此罗广斌在“文革”之前心情是压抑的。当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时，被压抑了许久的他立即被那种“造反精神”所鼓动，于是，他成为重庆最早的造反派之一，这成为他悲剧人生的开始。

　　在群众组织两派公开决裂时，攻击他的帽子一项接一顶：“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1967年2月5日，建工学院红卫兵将罗从家中绑架并抄家。

　　2月10日，传出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自杀的消息。当年看守罗广斌的人说，罗广斌实在是不堪忍受连续几十小时的精神折磨跳窗而死。罗当时被关押于大坪马家堡后勤工程学院，审讯者揪住历史问题不放，要他必须认真交代1949年“11·27”如何被特务放出监狱。从5日被绑架到9日深夜，连续几十个小时不间断轮番逼供，罗一支接一支吸烟，还将清凉油涂在烟上，神态异常疲惫，痛苦不堪。这样彻夜不眠到了10日早上，罗端着洗脸盆被押到3楼厕所打水洗脸，趁人不备他爬上窗台，高呼“毛主席万岁!”后跳下，坠地后撞在台阶石梯上，当场死亡。 直到1978年秋天，罗广斌骨灰安放仪式在重庆隆重举行，但关于罗广斌自杀的死因，无论是家属还是朋友均表示怀疑。

　　“四人帮”垮台后，家属和许多朋友对其死因均表示怀疑，并提出申诉。据马识途回忆，每次他和罗广斌的爱人胡蜀兴在一起说话，都说到这事。她认为说广斌是自杀而死，实在没有根据。马识途回忆：广斌被造反派抓走后，他的妻子一直不知道下落，在广斌死的前一天，有人送一张广斌亲笔写的条子。条子上说，他一切还好，要她的妻子带钱和粮票去。由此可见，他是准备在被监禁中和造反派长期斗争下去，哪里有一点自杀的迹象呢?罗广斌从小和我相交几十年，他的性格、品德、为人，我是清楚的。他在自认必死的监狱里，还总是那么乐观和活跃，现在不过是造反派抓了他，他凭什么要自杀?

　　据罗广斌的妻子胡蜀兴说，罗广斌死厂后，有人来通知她，说罗广斌跳楼自杀，就要送火葬场，要她去看一下。胡蜀兴闻说大惊，她匆匆赶去。奇怪的是，只叫她在远远的地方看一下，不让她走近，她看到罗广斌的头上有一个大裂口，惨不忍睹。她要求在没有检验尸体，作出结论前，不能送火葬场火化。但是根本不听她的，也不让她跟去，便匆匆地送到火葬场去火化了。这么多的疑点，在平反时应该引起是他杀的可能性来加以考虑，弄他个水落石出，然而没有，这却更叫人奇怪。

　　而且从现场来看，如果罗广斌是跳楼自杀的，一般应该是腿脚先触地，然而胡蜀兴所见的却是头先触地引起的颅脑破裂，这倒可以使人怀疑有这样的可能性，是有人强制把他从窗口掷下去，头先触地而死的。现在事隔40多年，历史已经渐行渐远，人事沧桑，已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去追询《红岩》的主要作者罗广斌的死因之谜，也许它只有神秘到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