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

在湖南长沙县开慧乡缪家洞，坐落着缪伯英的故居，这里距“永远的骄杨”——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故里仅几十里之遥，黄兴、徐特立、李维汉、田汉等著名革命者的故居也离此不远。缪伯英是中共第一位女党员，1920年在北大由李大钊直接介绍入党，她为中共早期革命事业和中国的妇女运动作出了杰出贡献。

　　

　　初露锋芒

　　

　　缪伯英乳名玉桃，1899年10月21日生于一个书香之家，父亲缪芸是当地知名人士，曾在岳麓书院读书，晚清中秀才，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在父母的影响和支持下，缪伯英于1909年9月进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初小。缪父对缪伯英从小寄予厚望，希望女儿长大后能实现父辈“教育救国”的梦想。1916年7月，缪伯英以优异的成绩从小学毕业，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部。

　　第一女师位于长沙城中心，由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战士朱剑凡先生“毁家兴学”创办，并首任校长。李淑一、杨昌济、周世钊等教育名流先后执教于此，向警予、曾宪植等人相继学成于斯。学校校风端正开明，人文气息较浓。在这里，缪伯英接触到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立志“读书救国”，在校3年，她品学兼优、全面发展，1919年7月，不满20岁的缪伯英，以湖南省长沙地区考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

　　

　　李大钊的得意女弟子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是缪伯英的知遇恩师和革命引路人。中共一大召开前，在53名党员中，仅有2名女党员。一位是刘清扬，1921年1月在法国由张申府介绍入党；另一位就是缪伯英，1920年11月在北京由李大钊直接发展的。可以说，缪伯英虽不在北大求学，却与李大钊师生情义笃深。

　　到北大参加工读互助团后，缪伯英就常在北大参加社会活动和听课(为此事她在女高师的学习还被延长了一年，1924年秋季才毕业)，听得最多的就是李大钊讲授的课程，那些革命的话语，使缪伯英大受触动，下课后，她专门找到李大钊说：“您讲得太好了，我不是北大的学生，但很喜欢听您的课，您能收我做学生吗?”鉴于她热烈、诚恳的态度，李大钊欣然答应。从此，缪伯英常向李大钊请教问题，成为李大钊的得意学生。

　　和许多北大的进步学生一样，缪伯英也是李大钊先生家的常客。据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回忆：“记得有一次，缪伯英到我们家里来，穿着一件红毛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红围巾，手上戴着一双红手套，我们都高兴地喊她‘红姐姐’。父亲听了笑着说：‘你们别再这样叫她了，在学校里人家都说她是个宣传赤化的红党呢!’”“那时候，经常有许多青年男女因事或者开会到我们家里来。他们聚集在父亲的书房里，常常谈论到深夜。父亲总是亲自动手给他们沏茶倒水，耐心地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缪伯英就是这些青年中的一个。”

　　在李大钊的引导下，1920年，缪伯英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据当时和她一起学习、活动的人回忆，那时正与缪伯英恋爱的何孟雄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是缪伯英受李大钊的委托，帮助他转变过来的。

　　李大钊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缪伯英是首批团员。后为充实力量，1920年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从青年团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等优秀分子加入，缪伯英从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共第一位女党员。从此，她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

　　

　　与徐特立，李维汉合作共事

　　

　　1924年6月，党内出现叛徒，在狱中供出了“男党员李大钊、黄日葵、范体仁、高尚德、刘仁静、李骏、方洪杰”，“女党员陈佩兰和缪伯英”。北洋军阀政府命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这样，暴露的中共党员不得不出京避祸，缪伯英在何孟雄的保护下走避家乡。

　　到长沙后，缪伯英前去拜望了母校——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徐特立当即聘请她担任女师附小主事(即校长)。除缪伯英以外，女师附小还有几个共产党员，如她的族兄缪天民，担任附小的庶务。这里是中共地下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经常有一些地下工作者(如滕代远等)化装成贩卖笔墨的商人来这里碰头。

　　缪伯英在第一女师附小的地下工作，得到了徐特立的大力支持。女师附小在她的发动下，曾将师生员工组织成一个模拟的小社会，取名“心田市”。“心田市”设有市代会，并定有各种制度和法规，市代会由各班学生代表会、教师代表会和工人代表会组成，民主管理学校。这些活动引起顽固派的议论，有人向徐特立反映缪伯英很激进，徐特立为之掩饰，说：“她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

　　1925年3月，缪伯英被任命为第一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缪伯英调离长沙以后，由湘区委书记李维汉兼任)，领导全省的妇女运动。据李维汉回忆：“1925年初，我去省立一女师附小访问伯英同志，代表湘区委员会请她担任妇委书记，适何孟雄也在，都是第一次见面。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方面，都做得出色，有显著成绩。她对党忠实，对革命负责，诚实朴素，沉着勇敢，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并能灵活地用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策略。她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工作者。”

　　同时，中共派缪伯英参与湖南省进步妇女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省女联改组后迁至女师附小办公，成为大革命时期领导湖南妇女运动的核心组织，缪伯英便以这个组织负责人的公开身份领导全省妇女运动，参加各类革命活动，在湘掀起了巨大的革命风潮。

　　“五卅”惨案爆发后，在湖南，缪伯英与徐特立、毛泽覃等人被选为“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执行委员，共同领导了罢工、罢课、罢市以及查禁、销毁外货的斗争，以声援青岛、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不仅如此，缪伯英还发动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这些女子光着脚板或穿着露脚趾的草鞋，在长沙街头赤足游行，振臂高呼口号，一时成为轰动长沙的新闻。1926年1月，缪伯英以国共合作的湖南省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二大，在会上怒斥“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回到长沙后，她领导省女界联合会筹备“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邀请陈章甫、周以栗等共产党员登台演说，扩大中共的影响。

　　

　　与丈夫何孟雄共同战斗

　　

　　1921年8月，中共一大刚闭幕不久，缪伯英与既是同乡又是志同道合的战友的何孟雄结婚成家，被誉为一对“英”“雄”夫妇。

　　何孟雄，1898年生，湖南炎陵人，1920年入党。早年在长沙求学期间，曾与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人交好，1918年秋，正是在毛泽东、蔡和森的组织下，何孟雄到北京留法预备学校学习，也由于受毛泽东的影响，结业后他没有赴法勤工俭学，而是进了北京大学政治系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成为北大学生运动的骨干。朱务善后来回忆五四运动时说：“与我同时的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何孟雄、黄日蔡等，都是这个时代的出色人物。”《北京大学校史》也把何孟雄与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罗章龙等同时列入五四时期北大进步力量的主要代表。入党后，何孟雄一直战斗在中共工人运动的最前线，曾历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京绥铁路总工会秘书长、中共唐山地委书记、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长等职。1931年1月，因叛徒告密，何孟雄在上海被捕，当年2月7日遇害，年仅32岁。

　　何孟雄一生为人刚直，宁折不弯，1929年底，因抵制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受到严厉批判并被撤去一切职务，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他被指责是“利用中央的某些错误来实行反中央的活动”，后又因反对王明上台，被王明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代表”等罪名。何孟雄等烈士牺牲后，王明公然将其开除出党，这在中共党史上始无前例。

　　到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结束后，何孟雄终被平反，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了他一个公正的评价。毛泽东在讨论《决议》的一次小组会上，曾这样高度评价何孟雄：“当时谁敢反立三有权的，王明还有个米夫，反他们是很不容易的。”1960年7月，周恩来也作了这样的评论：“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错误，例如批判了何孟雄……三中全会补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有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曾这样赞颂何孟雄：“他一生坎坷，宗旨不改”、“是真正的英雄!”

　　作为“英雄”夫人的缪伯英，在与丈夫共同战斗的过程中，也吃尽了苦头。从结婚那一天起，他们的家(北京景山西街中老胡同5号寓所)就成了党组织的联络站，经常在那里开会活动，陈独秀赴苏俄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从上海途经北京时就住在那里。

　　1922年夏，何缪二人与罗章龙、高君宇等同志在张家口领导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1923年2月，何缪二人又与高君宇、罗章龙等人一起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总罢工。在罢工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后，他们奔赴丰台，成立救援机构，救护受伤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多方营救被捕的同志。高危险、高负荷的劳作，使得二人多次因劳累而病倒。

　　1924年从北京转移到湖南老家后，何孟雄就因身体的原因，单独住在了岳麓山蔡锷墓庐养病，缪伯英则在长沙继续革命。1925年初夏，何孟雄身体恢复后，回到北京，随后担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缪伯英继续留在长沙从事妇女运动，二人因革命需要又一次分开。1925年6月儿子何重九出生后，身边无人照料的缪伯英，只好从老家请来族侄缪卫云帮忙料理家务、照看孩子。

　　1927年7月，汪精卫背叛革命，中共中央迁往上海，10月初，中共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何孟雄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沪西和沪东区委书记，缪伯英是沪东区委的妇委主任。上海的斗争更加凶险，他们当时经常搬家，为了不引起怀疑，缪伯英常佯装与丈夫吵架，遇有紧急情况，干脆把家丢弃，只身走脱，1928年3月，女儿小英出生后，生活更为艰难，有时只得靠典当家产过日子。这样居无定所、食无定时，又兼辛苦劳作，1929年10月，缪伯英不幸患伤寒症住进上海仁济医院。重病之中，缪伯英对何孟雄说：“我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奋斗，直至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持斗争，直至胜利。你若续妻，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后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30岁。

　　缪伯英的灵柩始存于上海扬州会馆，后会馆改建时登报通知各户迁出，时因何孟雄已遇害，缪伯英的遗体不知会馆代迁至何处，两个孩子曾在上海龙华监狱被监禁了一年多，何孟雄遇难后被送入上海孤儿院收养，后失散于战乱，至今下落不明。

　　

　　责任编辑：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