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与翰林

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存在着一个带有浓厚学术色彩的官署——翰林院。尽管其地位在不同朝代有所波动，但性质却无大变化，直至伴随着传统时代的结束而寿终正寝。在院任职与曾经任职者，被称为翰林官，简称翰林，是传统社会中层次最高的士人群体。

　　

　　翰林之溯源流变

　　

　　翰林，即文翰之林，意犹文苑。以其名官，则始于唐代。武德时，高祖设立由各种艺能之士供职的翰林院，除文学之士外，医卜、方伎、书画、甚至僧道等皆可入选，以待诏于院，史称“翰林初置，杂流并处”。玄宗时，遴选擅长文词之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诏制，翰林院因此逐渐演变为草拟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任职者称翰林待诏。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另建翰林学士院，将文学之士从杂流中分出，供职者称翰林学士，简称学士。从此，“职清地禁，杂流不入”。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皆曾供职于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初置时，并无员额，后依中书舍人之例，置学士六人。宪宗时，择其中资深者一人为承旨，以统领诸学士。宪宗以后，翰林学士承旨往往晋升为宰相。

　　宋沿唐制设学士院，也称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充皇帝顾问，宰相多从翰林学士中遴选。此外，宋因唐制，另设专掌方术伎艺供奉之事的翰林院。明代是翰林院长足发展的黄金时期。将前代之翰林学士院正式定名为翰林院，而与杂流诸如方术伎艺等供奉之事脱离干系。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皇帝顾问，主官为翰林学士，下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修撰、编修、检讨等官，另有作为翰林官预备资格的庶吉士。明代将翰林院定为五品衙门，翰林官品秩甚低，却被视为清贵之选。翰林若得进入文渊阁参与机密，则更是贵极人臣。

　　清因明制，设翰林院。置掌院学士两人，满、汉各一人，从二品，是侍读学士以下诸官之长，其他翰林官设置多因命制。而自康熙时起。掌院学士历由殿阁大学士兼领，地位更加突出。按清制，翰林官不仅升迁较他官为易，而且南书房行走及上书房行走例由翰林官为之，因而与皇帝、皇子及近支王公有较多接近机会，多蒙优待厚遇。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均由翰林官主持，形成座师制度，文脉与人脉相互交织，使翰林影响延伸至各个领域。翰林在知识界享有崇高声望，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翰林院制度不始于清代而以清代为最完备，资料最为丰富，机构最为庞大，品秩最为突兀，规模最为壮观，是集历代大成的产物。

　　

　　翰林与科举制度

　　

　　翰林院自出现便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发轫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是教育制度和选举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此制尽管有其种种欠缺与不足，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却不失为一项较为公正的选材制度。科举制度给无数栖身社会下层的民间士子带来了出头的希望，为其扶摇直上提供了可靠的阶梯。历代王朝统治者则藉此网罗到大批知识精英，既提高了统治效能，巩固了统治，也消弭了民间可能孕育的躁动与不满，在延长王朝寿命、缓解统治危机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在科举制的发展过程中，翰林院逐渐成为文化层次最高的官僚机构。自唐代创翰林学士草诏并应奉文字之责后，靠科举而晋升者的比例逐渐增加。宋代，科举制度与翰林院制度接轨。至明代，翰林院成为外朝官署，并规定一甲进士三人直接入翰林之制，状元授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授编修(正七品)；还创立庶吉士制度。所谓庶吉士，就是在新科进士中再行选拔，以《尚书·立政》篇中所云“庶常吉士”之简称名之，在院学习三年后再试，合格者留院，称留馆，余者外委为他官。但因曾就学于翰林院，世人对不能留馆之庶吉士也以翰林视之。自此，“非进士不入翰林”。而自明太祖废丞相之后，成祖设内阁，置大学士，与丞相相类。大学士均出自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翰林院成为培育高级文官的摇篮和涵养高层次学者的场所。

　　清代科举，沿袭一甲进士直入翰林之成法，二三甲进士则通过考选庶吉士才得入翰林，称为朝考。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合格者由皇帝亲笔勾定，称“钦点翰林”。为了防止冒滥现象，还在会试与殿试间增设复试，复试合格者方准参加殿试。另外，对已经跻身翰林者，创立大考制度加以监督和激励。制度之严格、措施之细密可见一斑。

　　前人阐述明清科举制度，多囿于成说，只谈秀才、举人、进士三级结构，以考中进士为科举制度的终结。其实，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由进士馆选而庶常，庶常而留馆，加之清朝特创的翰林大考、考差，无不是科举制度的延伸和发展，悄然又于三级结构之上又多出一个层次——翰林。所以明清科举制度实为四级人才结构。

　　由于长期施行科举制度，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不少学术世家。而翰林院制度的完善，使学术世家无论从层次还是规模，都比以前任何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出现了大量“翰林世家”。清代最盛之翰林世家乃六世翰林之安徽桐城张氏。自康熙朝张英始，至来孙聪贤，共6代12人得入翰林，且代无间断，诚为空前绝后之盛事。从时间方面考察，以张英得馆选之康熙六年(1667年)始，至聪贤得馆选之嘉庆十年(1805年)止，该家族绵延于翰林近140年，足见其家风崇文重教之盛。此外，五世、四世、三世、两世翰林之家更多，成为士林一道特殊风景。

　　

　　翰林与民族交融

　　

　　自秦汉以来，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诸多民族交汇频繁，北魏鲜卑拓拔、辽代契丹、金代女真等民族都曾凭借其强大武力入主中原，在中国北部建立政权，而元代蒙古族、清代满族则更是建立起统治中国全境的中央政权。其中，清朝统治时间最为长久，约270年。就翰林院制度而言，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曾首创殿试一甲头名即状元例授翰林院应奉的制度，使翰林与科举不可分割；元代创立蒙古翰林院，始将本民族士人安置其中；而就清代翰林而论，除汉族出身者外，不乏满、蒙翰林跻身其间，还有回族翰林和南方少数民族的优秀士子得选，遂使翰林院成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之所。

　　《易经·益卦·彖》有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清代满族统治者因有翰林培育，汉学功底精深，深谙损益之道。为不伤汉族士人自尊，特定“满不点元”之策，即满族士子例不点状元，颇合“损上益下，民悦无疆”之理；而为提高本族总体文化水准以适应统治需要，自皇帝、皇子至普通旗人，皆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使一个文化层次原本较低、与汉文化体系差异巨大的关外民族，在数十年内便完成了知识主体的根本转换，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上书房的建立，乃专为皇子读书而设。因有培养未来皇帝之责，特延请翰林官为师傅。在皇室表率下，满蒙贵族及官员乃至平民纷纷移樽就教，文风大盛，重师重教成为时尚，对提高满蒙等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颇合“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之旨。有清一代，满蒙文人辈出，名士如云，正是“名师出高徒”的结果。

　　另外，清代还创造了外班翰林之法，即拣选科甲出身(进士、举人)之满蒙官员进入翰林院。满蒙翰林群体不断壮大，总数达600人之多，其对满族蒙古族整体文化修养的提高方面起到过强大的引领和促进作用，文官、武将行列中到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满族以马背民族起家，讲求“文武并用”，翰林院不仅是培养高级文官的摇篮，且有不少将军悍将亦翰林出身。满蒙翰林中，多有持帅印、掌军旅之机会，如雍正朝的年羹尧、嘉庆朝的那彦成等，便是典型代表。此辈亦文亦武，大有儒将风采。

　　

　　翰林与学术教育

　　翰林官自出现之后，便一直是百僚之中学术水平最高的一群。同时，翰林院的职掌也决定了他们必须在学术与教育领域有所作为。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文化进入大总结时期。朝廷为粉饰太平，标榜文治，同时也为扫清专制障碍，加强思想控制，多次以修书为手段，广泛征集民间藏书，在易除大量被其认为应禁毁书籍的基础上，对其余传世文献予以校勘、编辑、重印，汇成类书、丛书，为保存中华文化经典做出了一定贡献。比如，明成祖朱棣命翰林官解缙等纂修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佚文秘籍资料达8000余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在编书过程中，明代翰林官起着中坚作用。清代，修书规模更显恢弘。如康熙朝时，翰林官陈梦雷奉旨编辑《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至乾隆朝，高宗好大喜功，决定启动中国历史上最为浩大的文化工程，即编辑《四库全书》。主持者为翰林官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历时十载乃成。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503种，79309卷，存有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约1O亿字。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44倍。清乾隆以前的中国重要典籍，大多都收于其中。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乾隆编修此书的初衷虽是“寓禁于征”，但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在编纂过程中，翰林官一直是主体，充任总纂官、总校官、纂修官、分校官及监造官等，为此事完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翰林的另一贡献，是桐城派古文之造就。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均系安徽桐城人，故名。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以作家人数众多、播布地域广阔、绵延时间长久，为中国学术史所仅见。而其形成与影响，与翰林院关系甚大，翰林于其中贡献至多。其奠基人戴名世，乃一甲榜眼；而方苞、刘大樾、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方苞、姚鼐乃翰林。桐城派于清代文坛影响极大，自康熙朝兴起，便势不可当，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海内。桐城派之“载道”思想，与“学以致用”的儒家理念颇相符合，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故长盛不衰，对后世乃至当今的行文风格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

　　清代中后期，为适应朝廷的政治高压，学术界转入对古籍之考订与正误，形成乾嘉学派。而学术大师如戴震、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等，多出自翰林。他们以“实事求是”为圭臬，潜心学术，孜孜以求，务实之风大盛。乾嘉学派诸大师及其传人于不自觉中与西方科学精神暗合，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学术架构，为西风东渐后中学与西学的接轨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明清时期，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国子监，其主要官员如祭酒(校长)、司业(副校长)等官缺也被纳入翰林官系列，使翰林与学校教育直接接轨。同时，不少失意的翰林官充任各地书院山长(校长)或主讲，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翰林之流韵遗响

　　

　　整个清代，约有6000人得入翰林。这样一个高层次的庞大知识群体，对社会影响之大不言而喻。清代，靠无限专制的政权维持统治的模式的潜力已发掘殆尽，所谓“康乾盛世”无疑是中国传统文明模式的回光返照。与此同时，一种崭新的文明模式在西方崛起，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西方文明扣击国门之时，我们所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自此，西风东渐，事变日及。翰林群体也必然出现分化。虽其中大部分理所当然地成为保守官僚，但仍有不少人以天下为使命，以自强、求变为取向，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中坚作用。从林则徐到曾国藩，从李鸿章到张之洞，在救亡图存的行列中，到处都活跃着翰林的身影。

　　辛亥鼎革，清朝祚终。翰林院也与之偕亡，但翰林群体仍在。民国初年，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仍不难觅得翰林踪迹。譬如，学界翘楚有教育总长蔡元培，政界首领有北洋总统徐世昌，商界巨擘有民族实业家张謇，军界名将有湖南督军谭延闿，外交领域有外交总长颜惠庆等。

　　由于学术世家的形成，翰林后裔的文化优势也不容低估。民国时期，活跃于文化界的精英中，不乏翰林传人。如清代首科状元傅以渐后人，著名教育家傅斯年；翰林吕凤岐之女，女子教育前驱吕碧城：翰林张佩伦之女孙，著名作家张爱玲；庶吉士周福清之孙，著名作家鲁迅(周树人)和周作人等。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翰林后裔仍不乏各界翘楚。如末科探花商衍鎏之子、国学大师商承祚，学术巨擘俞曲园曾孙、红学大师俞平伯，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孙、社会史大家瞿同祖，嘉庆状元赵文楷后人、佛学大师赵朴初，宗室翰林毓隆之孙、国学大师兼书法大家启功，溥仪帝师陈宝琛侄孙、经济学泰斗陈岱孙等，体现出翰林世家明显的文化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