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器：地下的世界

明器是专门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又称冥器或“盟器”。一般用陶瓷木石制作，也有用金属、纸等其它质地制作的。除日用器物的仿制品外，还有人物、畜禽的偶像及车船、建筑物、工具、兵器、家具的模型等。

　　

　　陶制明器的出现

　　

　　中国随葬之物，早在人类早期的墓葬中就有出土。如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下室的洞穴墓葬中，就有随葬的作为生活用具的燧石器。新石器的墓葬中，用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随葬已是普遍现象，在一些墓葬中，也曾出土既不是生活用具，也不属生产工具的陶人头、陶动物、陶屋和陶畜圈模型等。但这些模型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明器，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它只是作为墓主人生前拥有的艺术品或喜爱之物来随葬的，并不是专门为死者随葬而制作。

　　中国最早的明器可追溯到商周时期。商周时期，特别是商代，可以说是个鬼神思想盛行的年代，当时在“万物有灵”的思想支配下，人们相信祖先的神灵能够保护自己，因此，他们对过世的先人“事死如事生”，有时甚至事死重于事生。上层贵族往往把大量的先人在世时使用的金银宝器、车马剑戟、玉和青铜礼器等实用器具随逝者一起埋入地下。受此影响，一些下层贵族为了不让其先人在地下缺物少乐，在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便把死者生时所爱和所用之物做成模型以代实物，与棺椁和少量实用器一起埋入墓中，这就是明器的开端。不过，商和西周时，明器比较简单，数量也不多，常见的仅为仿青铜的陶质礼器。如河南安阳一些商墓中除发现铜锡铅铸造的礼器和武器外，还发现了仿青铜礼器制作的陶明器。

　　

　　驱邪镇恶的镇墓兽

　　

　　春秋战国时期，人殉现象不断受到人们的抵制和谴责。除战国时期出现的仿青铜礼器和乐器的陶明器在北方仍然盛行外，在南方楚国一些贵族大墓中开始出现了作为明器的木质人俑和镇墓兽。如在湖南长沙杨家湾战国楚墓出土的5件木俑，有击鼓、鼓瑟的奏乐俑，也有持铲、持勺的厨俑，还有持物的仆侍俑，意在让主人继续享受在世时的生活状态。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出土的2件饰彩木俑和1件木雕镇墓兽，其中镇墓兽形体高大，双目圆睁，前爪攫蛇含于口中，舌伸出垂于胸前，舌与目均作赤色，周身褐色，雕、绘出鳞甲或云纹，背部浮雕云纹图案，咄咄逼人。湖北江陵天星观战国楚墓出土的1件双头镇墓兽，背向的双头曲颈相连，两只兽头雕成变形龙面，巨眼圆睁，长舌至颈部。两头各插一对巨型鹿角，4只鹿角杈桠横生，意象极为奇异生动。通体髹黑漆后，又以红、黄、金色绘兽面纹、勾连云纹。方座浮雕出一些几何形方块并饰菱形纹、云纹、兽面纹。虬曲盘错的巨大鹿角，对称兽体和稳重的方形底座构成了一个神秘的氛围。

　　镇墓兽是我国古代墓葬中常见的一种怪兽，也是为震慑鬼怪、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而专门设置的一种明器。据《周礼》记载，有一种怪物叫魍象，好吃死人肝脑；又有一种神兽叫方相氏，有驱逐魍象的本领，所以家人常令方相氏立于墓侧，以防怪物的侵扰。镇墓兽是古代人想像中的类似方相氏作用的驱邪镇恶之神。从历代丧葬礼仪和随葬习俗看，亡灵在地下追求的标准是很高的，一是升天成仙，二是能够继续享受在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并且占人深信，死后地下亡魂可能会受到鬼魂等怪物的侵害、滋扰。所以人们将镇墓兽存放在墓葬中，借此希望其可以保护死者灵魂和守护随葬品。从考古发现的情况考察，镇墓兽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在楚国墓葬中已发现数百件用于镇墓避邪的木雕镇墓兽。

　　

　　独具一格的建筑明器

　　

　　在秦代墓葬中出土的明器除少数木漆器和铜器外，以鼎、盒、蒜头壶、盘等组合的陶明器逐渐占据了随葬品主流。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大小如真人真马，是秦代陶质明器制作高超技艺的反映。

　　在汉代，除战国时期出现的仿青铜礼器和乐器的陶明器更加普遍，象征车马的小型车马饰和陶俑开始流行外，甚至连竹木制作的床榻几案等家具和琴瑟等乐器，也常常出现在明器中。反映家赀财富豪华威仪的楼阁庭院、侍卫奴仆、井仓灶磨、车船、鸡狗及圈舍等明器，在汉墓中随处可见。汉代明器是我国明器制作最为发达的时期，特别是在中原地区最为常见的汉代建筑明器，在世界上也是独具一格。许多建筑明器造型奇特，形象逼真，一些明器上的装饰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习俗。

　　如1981年河南淮阳出土的汉代彩绘陶庄园明器，整体由宅院和田园两部分组成。宅院为三进四合院式，分前院、中庭、后院。前院大门为硬山式建筑，门厅两边悬山式建筑为养马厩，院中央设有一马槽。中庭为院落的主体部分，二门上有门楼，两侧有相对称的三重檐四层角楼，角楼又分别与门楼和两边的厢房相通，中庭的主体建筑为二层重檐庑殿式，建于高台之上，前有两个阶梯可通殿内，殿内有6个伎乐俑，分别为弹琴、吹竽、拍手等，俑前置有盘和耳杯等饮食器，这应是供主人接待宾客时的宴饮场所。后院是仓房、正房、厨房、厕所和猪圈等较低的小型日常生活设施。令人惊奇的是，在陶宅院的内外墙壁上，还有色彩斑驳的壁画，多为主人拜谒、出行等场景，极富生活气息。宅院一侧为田园部分，体现了旱田、水田、水井、灌渠沟洫等内容。整个明器内容丰富，结构复杂，形象逼真，是汉代豪强地主庄园经济社会现象的真实反映。1993年焦作白庄汉墓出土的一件七层连阁式陶仓楼明器，通高190厘米。在七层四重檐主楼一侧，有一高台式单檐四层建筑。在两个高层建筑的三层，有一阁道横架其间，使两个高层建筑巧妙地连为一体。它应是汉代“复道行空”、“跨城池作飞阁”高超建筑技术的真实写照。

　　

　　制作精致的人俑明器

　　

　　除高度发达的建筑明器外，汉代人俑明器仍然有很大比重。乐舞俑、杂技俑和劳作俑在中小型墓葬中都能看到。汉代皇帝陵旁的陶俑坑，出土的仪仗俑和侍俑群，也丝毫不比秦代的兵马俑逊色。

　　目前已探明情况并作了考古发掘的，有陕西西安郊区汉景帝阳陵周围的陪葬坑、汉文帝霸陵附近窦皇后陵园西墙外的丛葬坑以及汉宣帝杜陵北的陪葬坑等。其中规模最大的阳陵俑坑已出土陶俑数千件。据估计，尚未面世的陶俑会比秦始皇陵俑更多。不过这些陶俑形体都很矮小，阳陵俑高约60厘米，杜陵俑高约56厘米，霸陵俑高53～57厘米，都只有秦俑体高的1/3。汉俑形体虽小，但其造型艺术较之秦俑有了很大的提高。如阳陵男俑的许多头部造型极为细腻，脸庞的轮廓、五官的布置乃至不同个体的面部表情，都被准确而传神地表现出来。霸陵窦皇后丛葬坑出土的女侍俑制作精致，姿态或立或坐，躯体线条流畅优美，颇显人物仪态之端庄，不再有秦俑造型呆板之感。汉俑的小巧和精致还表现在俑所持的各类器具上。阳陵汉俑手持的矛、戟、剑、弩机、箭镞等兵器以及凿、锯、锛等生产生活用具，都是用铁或青铜制作，尺寸大致是原实物的1/3，与俑的体高比例吻合，且做工极为精致。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长期战乱政局的影响。厚葬之风大为减弱，薄葬之风的兴起给人面目一新的感觉。陶建筑明器在经过两汉高潮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逐渐减少。从两汉兴起的乐舞杂技俑也逐渐被披甲持盾持矛的武士俑和成组的伎乐俑及仆侍俑取代，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陶马车、瓷质鸡首壶、谷仓罐之类的器物模型开始流行。受战乱时局的影响，在秦汉时期不常见的镇墓兽在北朝墓中再度兴起，并多立在墓门旁成对出现。如1979年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共出土4件镇墓兽，造型大同小异，2件为人面，2件为兽面。人首兽身者，作昂首蹲坐于一方形底板上，高鼻大耳，粗眉大眼，双目圆睁，直视前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在明器上有明显区别，北方流行陶质武士俑、胡人俑、伎乐俑、陶牛车，南方流行青瓷明器，其中以莲花尊、魂瓶、虎子(溺器)等最具特色。这也是这一时期明器发展上的一大特色。

　　

　　唐三彩

　　

　　隋唐时期是明器发展的又一高峰，唐三彩的出现，更为明器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并成为唐代明器的主体。在器型中除秦汉以来常见的乐舞俑、仆侍俑及日常生活器皿外，受佛教和文化交流影响，天王俑、僧俑、胡俑、骆驼俑等明器大量出现，莲花莲瓣纹装饰在明器上也成为装饰的主体。据文献记载，在唐代丧葬制度中曾一度有按墓主人的官位和身份，规定使用三彩明器的等级和数量。然而达官显贵们，并不满足于明文的规定，他们往往比官府的规定要增加很多的倍数去做厚葬。官风如此，民风当然也如此，于是从上到下就形成了一种厚葬之风，这也是唐三彩当时能够迅速在中原地区发展和兴起的一个主要原因。

　　

　　渐推渐广的纸质明器

　　

　　从唐末、五代开始，随着纸质明器出现，其他质地的明器在墓葬中的比例逐渐减少。纸质明器的出现，对我国的陶明器随葬风俗冲击极大，因为纸质明器不仅成本低，制作也较为简单，更能在造型上不断满足世人在明器上的创新需求。宋元时期，是我国明器随葬低潮期。宋元明时代在葬俗上的一个特点是焚烧纸明器。宋代墓葬一反唐代用大量陶俑等明器随葬的习俗，仅有少数日常生活的碗、罐之类随葬品。当时很多偶人明器皆用纸扎糊，于葬前焚烧。

　　明代王公官僚墓葬中再度出现大量陶明器，使我国的陶质明器再现了最后的辉煌。在陕西西安出土的一个明代亲王的墓中，人们看到了一批精致小巧的俑器，由几百个墓俑组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仪仗队，中间坐着的就是亲王本人，身旁是他的侍女，所有俑的容貌都很有个性，姿态也各不相同，有的谦恭地作揖，有的拿着笏，有的手里可能拿着木质的物件，他们都是亲王的官员和侍从。这似乎是陶质明器作为随葬品的最后一抹余晖。

　　在清朝以后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变革，我国的丧葬礼俗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明器使用上，陶、木等质地的随葬器物逐渐减少。待墓主人入葬封坟之后，在坟前烧掉后人准备的纸质明器逐渐成为明器的主流。(文章代码：0919)

　　

　　责任编辑　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