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话苏商

无论是在明清时期叱咤商界的十大商帮中，还是在今天风云再起的五大新商帮中，我们都能看到江苏商人的身影。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苏商的商人群体，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历史的脚步，从古代一路走来，审视苏商的辉煌和沉浮。

　　

　　邗沟兴运　吴王煎盐

　　

　　如果要追寻苏商的源头，必然要从那些饱含故事的名字说起，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谋臣范蠡……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大胜越国报了杀父之仇后，便北上中原与齐国争霸，为了解决军粮和辎重的运输问题，它利用吴国先进的开河、造船和航运技术，将长江与淮河之间的湖泊相连，使江淮之水一线贯通，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运河。《左传》记载“吴城邗、沟通江、淮”。邗即今天的江苏扬州。因该运河以邗城为起点，所以被称为“邗沟”。邗沟的开凿帮助吴国打败齐国，更重要的是它沟通了江淮之间的水上运输、促进了物资交流和商业贸易。因此，邗沟兴运可以说是苏商的起步阶段，扬州也可以视作苏商的发源地。

　　就在夫差争霸中原之时，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日夜思量着复仇的计划。他采用谋臣计然的计策，将商业作为强国弱敌的一项重要战略。在国内，做到“平粜齐物关市不乏”。也就是要买卖公平、价格合理，使税收和商品都不匮乏。对吴国，则高价收购其粮草，使其国库空虚。如此，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大败吴国，报了为奴之仇。

　　“吴王亡身余杭山，越王摆宴姑苏台”，举国欢庆之时，勾践的重臣范蠡却急流勇退。作为计然的弟子，他看到商业的重要性，于是和西施“泛舟五湖”(相传五湖即今天的太湖)，以经商为生，十九年间“三致千金”，自号陶朱公。大史学家司马迁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他“忠以报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开启了苏商的先河。范蠡不但有经商的智慧，而且是富而有德的商人。他历次致富，却历次将财富分散给贫困和需要帮助的亲戚邻里，其智慧和德行影响了无数代苏商。

　　

　　江南承平　商贾如织

　　

　　从西汉末年开始，北方历经动荡与战乱，而江南地区则在滚滚长江的屏蔽下祥和沉稳地向前发展。汉朝灭亡后，魏蜀吴三分天下，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都非常重视发展经济。吴国主孙权充分利用吴地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大力发展商业经济。他在位时期，曾多次派人北上朝鲜等地贸易，用江南的特产换取北方的马匹，供战争之需。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扬州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经济的发展加上江南河流纵横、水上交通方便，为商业发达提供了基础和有利条件。建康(即南京)作为长江下游的经济中心，平时“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梁朝时，城内有4个市，秦淮河北有大市和小市十余处。吴郡、余杭等地也是“商贾并凑”。贵族官僚在任期届满时带着大批货物作为“还资”，转贩各地。而许多中小地主和农民迫于土地兼并和沉重的赋税，也从事贩卖活动。商人经营的货物也包罗万象，凡奴婢、马牛、田宅皆有买卖。商税因此成为南朝收入的大宗。

　　隋唐以后，“天下大计，仰于东南”，“赋之所出，江淮居多”。隋朝为了获得江南的财富，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大运河开通后，贯穿了河南、河北、江苏、浙江等省，连结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极大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隋唐时期出现了许多繁荣的商业都会。唐前期位于长江北岸的扬州，是当时南北交通的要冲，商业十分繁荣，“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751年(天宝十年)，一场大风吹翻了扬州码头上的数千艘船只，可见这里停泊的商船之多。而唐后期的扬州作为漕米、海盐、茶叶的集散地，商贾如织，“雄富冠天下”。许多大食、波斯等商人在这里从事珠宝一类的奢侈品买卖。唐代诗人们曾经用“十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碧云”等诗句来形容扬州商业的盛况，时人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富商俞大娘有万石大船，水手多达数百人，船上可以长期居住，甲板上甚至有可种植的菜圃，其航行范围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每年往返一次，所获利润十分可观。

　　经过五代至两宋时期，全国的经济重心已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南宋时期，广泛流行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而到了元末明初，则出现名震全国的大苏商沈万三，其“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是当时“江南第一富家”。如今在南京城，他的名字也几乎是家喻户晓。相传南京城的聚宝门(今天的中华门)也是他出资修建的。

　　

　　钻天洞庭　审时度势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更加发达。据说，苏松地区在明朝正德之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而四五十年后，放弃农业、经营工商业的人数增加了3倍。大量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如粮食、生丝、蔗糖、烟草、绸缎、染料、瓷器等都涌入市场。南北两京是全国最大的都市，“四方财货骈集”，“南北商贾争赴”。苏州的绫罗纱缎“转贸四方”，自“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除有大量的绸缎之外，日用品也是应有尽有。而乾隆时期的苏州，则拥有“十万烟火”，财富“甲于天下”，有的区段“地值寸金”。

　　洞庭商帮正是在商品经济如此繁荣的背景之下崛起的，它是太湖中洞庭东山商人和洞庭西山商人结成的商业资本集团。洞庭东、西山位于今天苏州市西南，原是太湖面积最大的两座岛屿，岛上风光秀美，气候宜人，盛产花果等经济作物，养殖业也很发达。此外，由于东西两山位于太湖之中，环境相对独立，有如世外桃源，民风淳朴，长幼有序，一家一姓世代传承繁衍，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家族。因此，洞庭商人与著名的徽州商人一样，具有强烈的宗族观念，其商业活动往往以家族的形式展开。洞庭东山的商人家族有王氏、翁氏、席氏、叶氏等等：西山商人家族主要有秦氏、徐氏、马氏等。

　　明朝嘉靖、隆庆时期昆山名士归有光说：“洞庭商人，好为贾，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明代小说家冯梦龙也说：“洞庭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贾”，所以江湖上有“钻天洞庭”的口号。“钻天洞庭”形容洞庭商人经营范围广，商品种类众多，经商手段高明。

　　总体而言，洞庭东山商人活动的范围主要在运河沿线，以经营棉布为主，重心在临清。洞庭西山商人主要活动在长江沿线，特别是荆湘一带，以经营丝绸、棉布和米粮为主，以汉口为重心。他们将苏松绸布销往长江中上游乃至内地，同时将湖广‘的米粮销往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因此当时有：“枫桥米艘日以数百皆洞庭”的说法。

　　洞庭商人的商业活动表现出明显的宗族同乡意识和家族色彩。他们以家族为单位开展经营活动，往往是一个或几个家族长期聚集在某个地方经营某种或若干种商品，经营活动的主力不是家族子弟就是乡亲邻里。同时又与其他洞庭商人家族联姻，用血缘关系保证经营的稳定性和商业活动中的信任度，保证经营的规模和资本的数量。对外，洞庭商人则利用宗族和相邻组织的力量与其他商帮展开竞争。

　　洞庭商人还善于审时度势、应时而变，可以说是精而不奸。他们没有与晋商和徽商在典当业和盐业中进行竞争，而是充分利用太湖得天独厚的条件，扬长避短、以经营布帛和米粮取胜。鸦片战争之后，洞庭商人则顺应时代的变化，利用其钻天之术，将重心转移到上海，开始从事买办，经营钱庄、银行等新兴行业。可以说在明清十大商帮中，洞庭商人不是最显赫的一支，但他们却在近代成功转型，从旧式的商人转变为新时代的买办和实业家。

　　他们埋头做事，低调做人，重视教育和人才，遵循“远官僚、亲商人”的古训，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实业救国”，其爱国精神仍然影响着当代的苏商。(文章代码：0924)

　　

　　责任编辑　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