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

张献忠是明末清初与李自成同时的一支起义军的领袖，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清代以来包括《明史》在内的众多史料有张献忠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的记载，四川民间流传有很多张献忠的传说，也大多是关于他嗜杀成性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界对张献忠的定位是农民起义领袖，因而在研究中回避了他滥杀无辜的史实，80年代以后才陆续有学者对这桩旧案做更深入的研究。笔者在这篇文章中谨根据现代学人的研究成果，撮其要略，粗陈梗概，以期引起读者对这段历史的思考。

　　

　　其人其事

　　

　　张献忠，延安人，生于1606年，与李白成同岁。张献忠粗识文字，身材魁梧，曾当过捕快，后来犯了法，险些送命。天启末年，陕北大旱，继以虫灾，推翻明王朝的农民起义就率先在陕北地区爆发了，先后有饥民王二起义、府谷王嘉胤起义、安塞高迎祥起义等。崇祯三年(1630)，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自号“八大王”。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张献忠的起义队伍在转战中壮大。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占领武昌，在武昌建立大西政权，称“大西王”。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攻占成都，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称成都为“西京”。这一年在明末历史上是天翻地覆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李自成攻进北京城，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同年，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的农民军败走，多尔衮迎顺治帝入关，在北京即位，定都北京。这一年中国境内有5个皇帝：明崇祯帝朱由检、清顺治帝福临、大顺永昌帝李自成、大西大顺帝张献忠以及南明弘光帝朱由崧。

　　大顺三年初(1646)，清朝派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攻蜀。9月，张献忠兵败率部离开成都。11月，张献忠中箭死于凤凰山。死前从容拔箭视之，向阵大言：“咱生在燕子岭，死在凤凰山。”

　　张献忠嗜杀成性。他称自己梦中曾得天启，上帝赐天书命他杀罪人。《蜀难叙略》记载，张献忠曾向天祈祷说，下界的人民又多又狡诈，如果靠我自己不能把他们杀绝，就请天降灾殃，灭其种类。当时的民谚说：“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鲁迅曾分析张献忠嗜杀和滥杀的原因，先是因为李白成占领了北京，后是因为满族军队入主中原，自揣江山没了自己的份，干脆把百姓杀绝。“我坐不成江山，你也别想坐江山”。

　　张献忠杀人是不讲理由也没有选择性的。不仅杀平民也杀大臣和士兵。张献忠派心腹去士兵中间窃听，士兵偶有怨言就会全家被杀。有一次张献忠问他的礼部尚书江鼎镇在典礼中应该走哪个宫门，江鼎镇回答，走东门，这令把国号定为“大西”的张献忠很不高兴，问他出于何典，江鼎镇回答，出自《大明会典》。结果这位礼部尚书就因此被满门抄斩。有时朝会，张献忠牵出数十巨獒，让獒犬去嗅满朝大臣，只要獒犬嗅谁，谁就会立刻被推出斩首，名为“天杀”。

　　张献忠杀人甚至连自己的妻妾和子女也不放过。张献忠定都成都后，封陈氏女为后，然而不过十日，皇后被赐死，其兄也受极刑。最不可思议的是他无缘无故地杀死自己的幼子。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他的幼子经过堂前，张献忠呼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早晨起来后悔，召集妻妾责问她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待到后来，在清兵的围剿中，眼看大势已去，张献忠开始大杀自家兵士。据《蜀难叙略》记载，清军进剿追击，张献忠兵败弃成都逃到西充时，已无百姓可杀，乃自杀其卒。每日一二万人。初杀蜀兵，蜀兵尽，次杀楚兵，楚兵尽，后杀同起事之秦兵。130多万人马，两个多月，斩杀过半，以此减负逃窜。张献忠责其下属杀人不力，骂曰：老子只须劲旅三千，便可横行天下，要这么多人做甚!

　　张献忠对待读书人更远甚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张献忠是个大老粗。《古今笔记精华》辑有《奇文》一篇，录张献忠祭奠道教神仙张亚子的文字：“咱老子姓张，尔也姓张，咱老子与尔联了宗罢。尚飨。”可见他是没有多少文墨的，没有多少文墨的张献忠开了6次科考，几乎每次都将考场变成了屠杀文人的屠场。据《蜀碧》记载，张献忠曾召集生员，拿一面100平方尺的大旗，令其在上写一“帅”字满幅，且一笔书成，能者免死。有夹江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浸大缸墨汁3日，直书而成。张献忠仔细看后曰：“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必尔也!”即刻杀死祭旗。张献忠占领成都后开科取士，严逼各州县士子前来考试，不来者杀头，并连坐左右邻居10家。他在成都贡院前设长绳离地4尺(约1.3米)，让考试的人依次过绳，凡身高于绳者，全部赶到西门外青羊宫杀害，共杀害儒生万余人，死者留下笔砚堆如山，张献忠前往观看，抚掌开怀大笑。据说张献忠还开招武举人，把候选人都撵到操场里，再撵出千余匹劣马，让各选武举们自己去找一匹骑上。然后，旁观的献军士兵齐声鼓噪，金鼓齐鸣，群马受惊，狂跃奔腾，马上的人都被捧下来踏为肉泥。

　　张献忠杀人的手段极为残酷。他仿效商纣王，剖开孕妇的腹部，验证胎儿男女；为了喂养战马，在杀人剖腹后挖去脏腑，然后用人血浸过的米豆喂马，使马长得十分肥壮；后期兵败溃退，粮草匮乏时，杀妇女腌渍以充军粮。又创造出“雪鳅”和“贯戏”的暴行，把婴儿抛到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呼号挣扎取乐，名为：雪鳅，稍大一些的儿童，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在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哭喊奔走以助兴致，名为：贯戏。最残忍韵是剥皮的酷刑，被剥皮的人往往不能立刻断气，还要受很长时间的折磨。如果受刑的人在行刑时就死了，没有受够折磨，那么刽子手自己就要被剥皮。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热衷于剥皮，因此鲁迅先生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

　　关于张献忠的嗜杀成性，《蜀碧》、《蜀难叙略》、《圣教入川记》等书中还有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记载。鲁迅曾说：“讲张献忠祸蜀的书，其实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

　　

　　记载与真伪

　　

　　据《明会要》记载，明代后期(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省有二26万余户，310多万人口，而据清代地方志《四川道志》记载，清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川只有“一万八千零九十丁”，人口减少了300多万。繁荣的天府之国，变得“千里无烟，空如大漠”。从清康熙年间开始，从湖南、湖北和广东等地大量移民进入四川，此后的四川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代，如中国近现代许多四川籍的著名人物朱德、陈毅、邓小平、聂荣臻、郭沫若等都是清初湖南、广东、福建等地移民的后代。

　　清代的记载完全将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归咎于张献忠在四川的大屠杀，但近代以来也有很多人提出质疑。一是有些清代的记载明显夸大其词，如《明史》记载张献忠屠杀四川人“六万万有奇”，而当时全国的人口也不到6亿。二是张献忠死后，余部继续转战四川各地，直到13年后的1659年清军才彻底平复四川。在清军攻陷渝城(重庆)后，因在渝城遭遇了顽强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这也是清军在占领中原过程中常有的做法，可以说清兵的铁蹄是一路屠城南下的。1649年清军进入四川时就有一份文告“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可见张献忠死时，四川并未到“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三是在民间传说中，张献忠有一块刻了7个“杀”字的“七杀碑”，全文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充分显示了其恶魔本性。然而。根据出土实物看，这块“七杀碑”并不存在。目前国内所存的所谓“七杀碑”有两块，一块在清代时存放在成都一座官衙里，严禁外人靠近，据说谁摸了它就会引起火灾，辛亥革命后才开放，放在少城公园供人参观。这块“七杀碑”是残缺不全的，只有前半句“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后面的字难以辨认，只有一个完整的“自”字，没有象“杀”字的笔画。在这块碑被安放在少城公园时，有一个“陈列说明”：“献忠碑，世传之七杀碑”。另一块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展示。这块碑是完整的，全文“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与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相同。所以民间传说中的“七杀碑”极有可能只是以讹传讹，实际上并不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将张献忠定位为“农民起义领袖”，众多关于张献忠滥杀无辜的记载，被认为是地主阶级和满清统治者的捏造，对张献忠的研究突出农民起义的进步性，而对他造成的生灵涂炭、民生凋敝避而不谈。

　　清代有严苛的文字狱，凡不利于满清的言论几乎都被消灭了痕迹，记录清兵屠城暴行的《扬州十日记》直到近代才由留学生从海外带回，所以利用清代史料是要小心的。“七杀碑”实物的面世说明民间传说也有以讹传讹、添枝加叶的可能。明末清初，张献忠起义军、李自成起义军、清军、明军、还有当地的地主武装，在四川境内连年混战，再加上瘟疫流行，造成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惨况，不能说只是张献忠杀光了四川人。但是，张献忠的嗜杀和残暴绝不是无中生有，《蜀碧》的作者彭遵泗就是当年一笔写成100平方尺的大“帅”字，又被张献忠杀害的王志道的曾外孙。而《圣教入川记》的作者是西洋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曾被张献忠封为“天学国师”，也是张献忠屠城的目击证人。不能因为这些记录有夸大和不实之处，就把它们全部抹杀，认为全是子虚乌有和凭空捏造的。为张献忠翻案也大可不必，纵然有所夸大，但只要这些记录里有一条确实，也足够骇人听闻了。

　　农民起义在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过程中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是历史上的很多农民起义也给所到之处的人民带来了滥杀和抢掠。韦庄《秦妇吟》记述唐末黄巢起义军以人肉为军粮，“夜卧千重剑戟围，朝餐一味人肝脍”，进入长安后，长安城几乎成为一片废墟，“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军队军纪败坏，乱杀人，刮地皮。毛泽东在谈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李自成进京后“忘记了人民”，“失去了民心”。正确评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已经成为近年来很多学术会议和学术文章的主题。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虽然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却都是从当代出发的。没有人生活在真空中，每个人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价值判断，每个人的爱憎、好恶都是时代赋予的，任何人在回顾历史时都无法放弃自己时代的立场。对张献忠的历史评价就是一部引人深思的张献忠的“当代史”。清代史料、民间传说、以“农民起义领袖”为定位的研究和近年来的重新评价，是几种不同的声音。历史是复杂的，其中的任何一个小事件，人们对它的评判也不会众口一词，这正是历史值得研究和思考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