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事件：西方自由主义向何处走？

“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美国前总统罗斯福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人类四大基本自由”。罗斯福对自由的诠释，堪称此前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成果，也架构起此后半个多世纪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与社会选择。2013年6月，美国前中情局雇员、美国国家安全局技术承包人爱德华·斯诺登向《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关于PRISM（棱镜计划）的秘密文档。披露的文件显示，棱镜计划能够对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即时通信和寄存资料进行深度监听，监听对象的范围之广、内容之深举世哗然。在对斯诺登展开的刑事追捕过程中，美国政府需要面对的，不仅是接踵而来的国内质疑与可能发生的外交危机，更重要的是，其作为核心立国理念的“自由”正在受到来自世界的拷问。

　　“自由主义斗士”的抉择

　　舆论对斯诺登的评价，往往在“叛国者”与“自由主义斗士”的两极上摇摆。泄密事件一出，美国政界多以背叛国家为由，对斯诺登展开讨伐，同时，一些美国国内群体在内的社会人士，则以自由主义和反抗精神为斯诺登的行为辩护。在接受《南华早报》的专访时，斯诺登谈到：“我不是叛徒，也不是英雄，我是一个美国人。”以国家身份强调自身行为逻辑的斯诺登，似乎更像是收到了美国传统自由主义信念的召唤。如今，这位年仅30岁的小伙子，正在经历着好莱坞大片式的人生过山车。

　　1983年6月21日，斯诺登出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伊丽莎白市，1999年，少年时期的斯诺登举家搬迁到马里兰州的埃利科特市。据《华盛顿邮报》披露，斯诺登成长的地方正是美国最大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总部的所在地，在一个政府雇员和高安全等级承包者居住的地方，人们总是保持着神秘并刻意避免与人建立过于密切的关系。在这样一个群体环境中，青少年时期的斯诺登喜欢在家中独处，动漫、游戏和技术网站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他甚至很早便习惯于在网络世界中用假名隐藏起自己的身份，他曾在论坛中说到：“我不想让上帝知道我曾去过哪里。”

　　2004年，在争取参加伊拉克战争时，斯诺登表达了他希望帮助伊拉克人民摆脱压迫统治回归自由的强烈意愿。然而，在数个月后的训练事故中，斯诺登因受伤而被除役，青年时期的他失去了一次用责任挽救自由的机会。

　　退伍后的斯诺登凭借卓越的网络知识和电脑技能从一名保安成为中情局信息技术员，并从此开始接触美国政府机密文件。根据斯诺登本人的叙述，在中情局供职的数年间，他目睹并参与了美国政府对国内外公民的多个监视项目，其中，在代号为PRISM（即棱镜）的项目中，美国政府更是直接从谷歌、雅虎、facebook等9个网络公司的服务器上直接收集交流信息。美国政府大面积、高密度的个人信息监控行为进一步点燃了斯诺登为自由权利而斗争的勇气，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过人的天赋与强烈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斯诺登的社会责任感与英雄主义倾向。

　　“自由的象征”牵动大国关系

　　斯诺登泄密事件伊始，美国与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走向便成为持续发酵的话题，从曝光监听计划到政治避难，斯诺登的一举一动数度牵动大国外交。

　　在曝光欧洲公民的通信遭侵犯监听后，美国大西洋彼岸的盟友一片哗然，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维维亚娜·雷丁一度公开表示，希望美国尊重欧盟成员国的基本权利，保护他们的个人信息。在孕育自由主义理念的欧洲大陆，其现代社会更为强调自由作为一种承诺是责任履行与权利保障的统一，公民的基本权利正是履行职责义务的基础，两者在社会价值的平衡中缺一不可。汉娜·阿伦特曾经说过：“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才是新的。”出于对“棱镜”曝光的回应，一些欧洲议员利用欧美合作向美国发出警告：“若美方用这些秘密项目监视欧盟成员国的公民，欧盟将重新审查欧盟之间关于数据共享的协议。”

　　在监听项目之外，更使大国关系扑朔迷离的则是斯诺登的“避难”之路。为躲避美英政府和相关安全部门的刑事追捕，斯诺登选择了承诺保障言论自由及政治异见人士的香港作为最初的“藏身”之所，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治属性与地位，斯诺登此举必然对港美、中美关系产生一定影响。事实上，在此次斯诺登的“避难”过程中，中国政府始终将香港作为法治独立的过渡区域而未过于干涉香港特区政府对是否引渡斯诺登的决定，在香港特区政府的相关声明中，特首梁振英也强调，斯诺登过境并离港符合香港正常的法律程序，香港特区政府无权阻止。

　　离港后的斯诺登选择飞往莫斯科过境，此举进一步深化了美国所面临的外交难题。美俄关系本身具有较高的敏感性，斯诺登将莫斯科作为香港之后的又一站目的地再度将美俄关系的走向推向风口浪尖。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以“自由人”为由对斯诺登停留莫斯科机场作了表态，甚至暗示从公民权利的角度对他表示同情。从某种程度上看，普京的态度为斯诺登的行为披上了道德与权利的保护衣，进而在外部为斯诺登行为作了合法性辩护，这与美国官方的立场大相径庭。无论是以“自由”之名捍卫泄密者的权利，还是对国家信息遭遇侵犯的抗议，俄罗斯与美国政府在斯诺登事件上的立场碰撞无疑为原本敏感的俄美关系增添了新的变数。

　　美式自由主义何去何从？

　　纵观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历史上屡次出现的个人曝光政府隐私事件，当权利遇到国家安全，自由主义的去向便成为不可规避的话题。在美国社会，对自由的诠释代表了政治文明的主流价值选择，国家安全作为政治内涵的一种表达反映了直接而必需的利益诉求，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伴随着美国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1971年，当尼克松政府不惜代价地镇压美国国内风起云涌的反越战示威游行时，《纽约时报》打破数个月的沉默，决定曝光美国国防部官员埃尔斯伯格提供的国防部关于越南战争的绝密文件，并最终在美国社会掀起一连串的轩然大波。在《纽约时报》以调查报告的形式曝光五角大楼文件后，尼克松政府便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相关罪名为由，将《纽约时报》与后续参与的《华盛顿邮报》相继告上联邦地区法院。最终的判决意见使新闻自由战胜了国家安全，其中，84岁高龄的大法官雨果·布莱克用一段经典的话语阐释了自由与安全的关系：“新闻自由的首要职责就是防止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欺骗人民，把他们派往异国他乡，死于海外的热病和枪炮。……安全这个词是一个广泛而含糊的概念，其外延不能被用来损害体现在第一修正案中的基本法。以牺牲信息流通的代议政体为代价来保守军事和外交秘密，并不能为我们的共和国提供真正的安全。”

　　然而，30年后的美国在经历了9.11事件的本土遇袭后，其国家安全理念已经逐渐突破了官僚政治的话语体系而渗入美国社会民众的思维体系中。2010年，维基解密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先后曝光了美军关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机密军事文件，指责美国政府掩盖战争真相的行为压缩了个体自由的空间。他同时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属于新闻自由的范畴，在主张和标榜新闻自由的国家，自己的行为具有确实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然而，来自皮尤研究中心的相关调查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认为阿桑奇的解密行为将对国家安全产生实际的负面影响。与此相似的是，仅有3成民众认为此次斯诺登的曝光监听项目的行为是爱国者行为，近半数民众对曝光事件的态度处于模糊的边缘状态。在亲身经历了9.11事件的危机和创伤后，面对国家安全的号召，传统的自由理念正在前行的道路上徘徊。

　　回顾罗斯福对人类“四大自由”的阐释，我们不难发现，四项自由的内涵正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其中，“免于恐惧的自由”正是建立在言论、信仰与免于匮乏的自由之上，而将整个自由主义体系上升至一个全新的高度。在民主政治的社会中，国家给予民众以自由权利的承诺，正是应该将“免于恐惧的自由”作为最终的目标与归宿。人类最大的恐惧来源于对事物的未知，而一切言论、信仰与免于匮乏的自由都是通过打破人类对信息、道德与物质匮乏的恐惧感来建立起人类隔离恐惧的高墙，知情以避免恐惧，进而达到全面而和谐的自由，这才应该是政治文明所追求的方向。

　　在21世纪的美国，无论是美国政府不顾个人通信自由的信息监听行为，还是阿桑奇、斯诺登等人偏向于极端的自由主义举动，甚至是社会大众在国家安全面前对自由迷惘与不解，都反映了当今美国社会对其立国之本“自由”信念的一种“动摇”，这种“动摇”不仅会使美国在全球的自由主义信用受挫，更有可能使美国社会打破几百年的价值信仰。超越斯诺登事件所引发的种种质疑，回归自由主义的文化土壤与历史渊源，面对现实政治安全危机时恰当处理与公众知情权的关系，方能使美国逐步摆脱自由价值与政治利益诉求的博弈困境。

　　【责任编辑】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