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的一族二姓（下）

萧氏的由来

　　

　　萧氏本是汉族姓氏。在宋朝人编纂的《百家姓》中，有“和穆萧尹”之句。郑樵《通志》称，宋国微子启之后人大心，在平息南宫长万的叛乱中有功，被封于萧，建立萧国，故其子孙遂以萧为姓。清代学者张澍认为：“箫姓即萧也，古人往往萧为箫，系借用字。后世不学者遂以箫为姓，犹苻、符互易也，或为指箫为姓。”

　　辽代后族姓萧，是借用汉族姓氏。契丹萧氏的出现，比耶律氏晚得多。至于契丹萧姓之由来，却有两种不同说法，始终难以统一。

　　

　　1．辽太祖改后族为萧

　　《辽史·后妃传》称：“后族唯乙室、拔里氏，而世任其国事。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氏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乙室又作乙室已，辽内四部族中有“国舅帐拔里、乙室已族”可以为证。又，辽太祖二十部中有乙室部，其部始建于阻午可汗之世。部与族有所不同，部是部落，族是家族，乙室已族或为乙室部内之家族名。

　　乙室已、拔里二族，早在遥辇阻午可汗时代就存在了。《辽史·营卫志》记载：“涅里相阻午可汗，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三耶律：一曰大贺，二曰遥辇，三曰世里，即皇族也。二审密：一曰乙室已，二曰拔里，即国舅也。”据此可知，乙室已、拔里属于二审密。当时，二审密为耶律氏通婚对象，故有国舅之称。

　　乙室已、拔里为氏族之名因何而来?古代许多姓氏来源于氏族之名。故疑乙室已、拔里是国舅即后族最初的姓氏。当时，耶律氏是人口众多的大姓，乙室已、拔里两个姓氏集团分别与其通婚，是完全可能的。

　　在辽建国前，中原汉儒就已进入契丹人中，辽太祖非常了解汉族文化，会讲汉语，由于敬重刘邦，将耶律氏“兼姓刘氏”，由于羡慕萧相国，将后族乙室已、拔里改为萧氏。宋朝人庞元英在《文昌杂录》中也有相似的记载。阿保机用改姓的办法来激励皇族和后族，可谓用心良苦，老谋深算。

　　不过仔细推敲《辽史》的文字，耶律氏只是“兼称刘氏”而已，兼称即别称，并没有完全改成汉姓，只有到了金代耶律氏才改为刘氏。不过乙室已、拔里“遂为萧氏”，倒是真正改用汉姓了。

　　

　　2．辽太宗时代改为萧氏

　　契丹人萧姓的起源，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说法。“有谓述律皇后，兄子名萧翰者，为宣武军节度使，其妹复为皇后，故后族皆以萧为姓。”这种改姓始于萧翰之说，虽然为陈大任所撰《辽史》所不取，然而在《契丹国志》中却有记载：“太宗皇后萧氏、涿州人……后入宫，正位椒房，凡后族皆以萧为氏。”“其妹复为太宗后，翰始以萧为姓，自尔契丹后族皆称萧氏。”《新五代史》记载：“以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号阿钵，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钵本人无姓氏，契丹呼翰为国舅，及特以为节度使，李崧为制姓名日萧翰，于是始姓萧。”李崧大概已经知道了辽太祖改后族为萧氏的消息，故而改阿钵为萧翰。

　　

　　前萧氏与后萧氏

　　

　　据史书记载，辽朝后族改姓萧氏共出现两次。第一次是辽太祖时代改乙室已、拔里为萧氏：第二次是辽太宗时李崧为阿钵改名萧翰。为了记述的方便，不妨称作前萧氏和后萧氏。

　　前萧氏和后萧氏的血统，是有所不同的。

　　前萧氏即乙室已、拔里，又称二审密，是血统纯正的契丹人，早在遥辇氏时代，就成为与耶律氏通婚的两个集团。遥辇氏部落联盟，始自唐开元年间，一直持续到唐朝末年，直到耶律阿保机继任部落联盟长为止。阿保机任部落联盟长是在唐天佑四年(公元907年)。《辽史》将此事议作“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立皇后萧氏。”旧史家将继任部落联盟长视作即皇帝位，是不准确的。所谓母萧氏、后萧氏，是史家追述之词，在公元907年尚无萧氏之名。

　　后萧氏具有回鹘人的血统。《辽史》记载：“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讳平，小字月理朶，其先回鹘人糯思，生魏宁舍利，魏宁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婆姑娶匀德恝王女，生后于契丹右大部。婆姑名月梳，仕遥辇氏为阿扎割只。”在遥辇氏初期，即唐天宝年问，契丹人曾在回鹘的统治下，“契丹旧为回鹘牧羊”。当契丹强大以后，回鹘走向衰落，有部分回鹘人进入契丹族内，互相融合同化，成为契丹族的一部分。古代以东为左，以西为右，回鹘在契丹之西，述律氏父亲“仕遥辇氏”，故而她出生于契丹右大部。

　　辽太祖改乙室已、拔里为萧氏时，述律平并没有改姓萧氏，《新五代史》、《辽史·后妃传》都称她为述律平或述律皇后，可以为证。不过到了辽太宗时代，具有回鹘血统的后族，一律改成萧氏，皇后主要出自具有回鹘血统的萧氏家族，前萧氏乙室已、拔里家族在后宫中逐渐失势，很少有充任皇后者。

　　

　　奚族萧氏

　　

　　除契丹后族萧氏以外，奚族上层贵族多姓萧。统和年间有萧观音奴，是“奚王搭纥之孙”。曾任右祗候郎君班祥稳，后任奚六部大王，这是专门管理奚族事务的长官。

　　开泰、太平年间，有萧蒲奴，字留隐，是奚王楚不宁的后人。开泰中曾“坐罪黥流乌古部”，后来因功升任奚六部大王。太平中由于讨伐渤海大延琳有功，兼侍中。

　　清宁、咸雍年间，有萧韩家奴，字括宁，是奚长劫鲁恩的后人。曾任奚六部大王，后升殿前都点检，封荆王，赐功臣号。

　　辽末有奚回离保，又称萧翰(与辽初的萧翰重名)，字授懒，奚王忒邻之后人。大安中任奚六部大王，保大二年在燕京拥立耶律淳为天锡皇帝，史称北辽。萧翰知北院枢密使事，在反击北宋将领刘延庆的燕京保卫战中，卓有贡献。金军攻破居庸关以后，他率部下逃往箭笥山，自立为奚国皇帝，改元天复。后为部下所杀。

　　辽朝有赐姓制度，耶律氏、萧氏都可赏赐给外姓人，以激发他们的忠君爱国意识。奚族上层贵族有这么多的人姓萧氏，自然应是皇帝的赏赐，他们自己是断然不敢冒用皇后之姓氏，冒用皇后之姓属于大逆不道，会受到处罚的。

　　

　　不负期待

　　

　　辽太祖改乙室已、拔里为萧氏，抱有深切的期待，希望他们能像萧相国扶汉一样，来帮助皇帝治理好国家，使国运长久不衰。辽太祖时改后族为萧氏，也是寄以厚望。事实证明，后族萧氏不负期待，确实为辽朝作出了巨大贡献。

　　萧敌鲁，“膂力绝人，习军旅事”，是辽太祖最早的侍卫官。在征讨奚族和刘守光的战争中，他“闻敌所在即驰赴，亲冒矢石”，“必胜而止”。辽太祖把他比作不可缺少的“手”。

　　萧阿古只，“少卓越，自放不羁。长，骁勇并善射，临敌敢前。”与萧敌鲁一起“总腹心部。”在征讨奚族、西南夷、燕赵、渤海的战争中，屡立战功，被辽太祖喻为“耳”。

　　萧达凛是有才略的虎将。统和四年，宋将杨继业由代州北伐辽，萧达凛“以诸军副部署，从枢密使耶律斜轸败之，擒继业于朔州。”于是辽军乘胜收复了云、应、朔诸州。统和十一年与萧恒德伐高丽，“高丽称臣奉贡”。统和十五年讨伐敌烈、阻卜取得大胜，“诸蕃岁贡方物充中国，自后往来若一家焉。上赐诗嘉奖，仍命林牙耶律昭作赋，以述其功。”统和二十年伐宋，活捉宋将王继忠。统和二十二年视察澶渊前线阵地时，中伏弩而亡。萧太后“哭之恸，辍朝五日”。

　　萧孝穆，历任北府宰相、知枢密院事、南京留守、兵马都总管。伐大延琳之叛，擒大延琳而归。辽兴宗即位后欲南伐，群臣多顺其意，萧孝穆阻谏说：“自‘澶渊之盟’以后，仅得和好，蒸民乐业，南北相通。今国家比之曩日，虽日富强，然勋臣、宿将往往物故。且宋人无罪，陛下不宜弃先帝之约。”后来，宋朝将瓦桥以南10县割让给辽朝，又增加岁银、岁绢10万两，避免了辽宋之战。萧孝穆的阻谏，无疑是正确的。《辽史》评论说：“萧孝穆之谏南侵，其意何其弘远欤。是岂嗔目语难者所能知哉!……为国宝臣，宜矣。”

　　萧韩家奴，“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辽兴宗以他为诗友，诏作《四时逸乐赋》，辽兴宗读了“称善”。他在应对文字中提出：“愿陛下轻徭省役，使民务农。衣食既足，安习教化，而重犯法，则民趋礼义，刑法罕用矣。”又提出：“增修边防，候尉相望，缮完楼橹，浚治城隍，以为边防。”辽兴宗对他的建议非常重视，将他“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并告诉萧韩家奴：“朕之起居，悉以实录。”他应诏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二十卷，又应诏将《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译为契丹文，以广流传，以供辽兴宗治国参考。萧韩家奴有《六义集》十二卷，刊行于世。《辽史》评论说：“统和、重熙之间，务修文治。而韩家奴对笔，落落累数百言，概可施诸行事，亦辽之晁、贾哉。”晁指晁错，贾指贾谊，都是西汉时代名臣。

　　上述萧氏人物，有的长于武功，有的擅于文治。他们对于辅佐辽朝皇帝治理国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汉代的萧相国(萧·何)相差不多。辽太祖将后族改，为萧姓的目的，可以说是基本实现了。耶律氏、萧氏是辽朝维持统治的两大支柱，缺一不可。萧氏不负期待，辽太祖的谋略是成功的，这就是辽朝历史所作出的结论。

　　

　　结语

　　

　　姓氏与婚姻有关，由于姓氏不同，才便于通婚，利于人口的繁殖。古代地旷人稀，人口的多少直接影响到资源的开发和社会发展。

　　契丹人只有耶律和萧氏二姓，自然会影响到通婚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婚姻的选择性。一些有识之士当时已看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辽兴宗重熙年间，都林牙耶律庶箴曾上表“乞广本国姓氏”，他说：“我朝创业以来，法制修明；惟姓氏止分为二，耶律与萧而已。始太祖制契丹文字，取诸部分里之名，续作一篇，著于卷末。臣请扩广之，使诸部各立姓氏，庶男女婚媾有合典礼。”

　　姓氏之产生，与地方乡里有密切关系。古代的乡相当于今日的乡镇(苏木)，里相当于今日的行政村。姓氏多以山河地理得名，每乡每里都有不同的山、不同的河，成为姓氏起源的主要根据。古代每里、甚至大到乡，常常只姓一个姓氏，《水浒传》中的祝家庄、扈家庄就属于这种情形。今日仍保留有张家庄、李家庄之类村落，原初只是一姓村落，后来由于居民迁移，有杂姓迁入。现在很少有单姓的村落了。

　　创制契丹文字时，曾对各部乡里之名作了记录，这为制定姓氏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辽初忙于战事，未及实行。辽兴宗时耶律庶箴虽然上表提出了这个问题，辽兴宗却以“旧制不可遽厘”加以拒绝，反映出他的昏馈无知。

　　实际上辽代的契丹人，除了上层贵族以外，一般的平民百姓只有小名而没有姓。阿钵在没有被任命为宣武军节度使以前，是无姓无名(官名、大名)的，只是当了节度使，出于处理公务的需要，才由李崧为他起了姓名。今日蒙古牧民，也是只有小名(乳名)，而没有正式的姓名。由于这种原因，重名的现象特别多，蒙古男孩子多叫巴特尔(英雄)、宝音(好小子)之类名字。

　　契丹人初兴之际，特别勇于战斗，可以用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来形容，故而李克用向耶律阿保机结盟借兵。同样是契丹人，在辽朝末年却不堪一击，阿骨打以少数士兵(2500人)就打败了数万契丹军队。其中原因很多，不过契丹人的身体素质下降也是其中原因之一。身体素质与婚姻有关，在不明姓氏的情况下，近亲结婚是难以避免的，自然会影响到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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