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族传统体育运动

台湾高山族创造了许多传统体育活动形式，其中最常见的，除了我们已经介绍过的“斗走”，还有荡秋千、竿球、射箭和角力等。这些运动项目都是从高山族的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荡秋千

　　

　　秋千起源于何时，亦难于考证。不过，在清代，秋千的活动就见诸文献了。考其形成原因，可能是因为高山族主要居住、生活在崇山峻岭中，他们在狩猎时，“遇山路陡绝处，则循藤而过”（高拱乾《台湾府志·卷七》），捷似猿猴。天长日久，才逐渐形成这荡秋千的运动。

　　高山族的秋千结构与汉族、朝鲜族的秋千不太一样。其基本结构是：4根十几米长的原木柱子斜竖，顶端交叉捆绑，并设一根短横木在其上，下垂一条藤索，犹如临时吊取重物的“葫芦架”。但也有其他形式的结构。同时，秋千的名称因区域的不同而有差异。如日月潭的邵人称之为lalausin，排湾人称之为putiuma，曹人称之为totoxoga等等。据六十七的《番社采风图考》载：“番女有缈绵氏之戏，即秋千也，以缈为飞，以绵氏为天，意以为飞天耳”。故高山族的秋千活动又可以称为“缈绵氏之戏”。

　　荡秋千在高山族中非常普遍，不论是居住在山区的高山族，还是居住在平地的高山族，都有此项活动。它通常是在与农业祭有关的仪式中进行。如曹人在播种祭仪式的最后一天傍晚，上山采葛蔓，挂在树上做成秋千。然后，他们到祭田旁边的田舍里取出火把，点燃持归，携着火把来回荡秋千5次，而后下秋千，持着火把回家，以此火重起灶中之火，为它改火，并以此新火烤猪肉而食之。又如布农人在3月举行的除草祭上也有荡秋千的活动。据达西乌拉弯·毕马（田哲益）在《台湾布农族的生命祭仪》所载，他们的秋千架是用4根3米高的树干架起来的。每边用两根树干交叉捆绑成为三角形的架子，相距约3米，上搁一横杆为梁，横杆的中部垂下两根绳索，各绑在一横板的两头，做为秋千的踏板。在献祭和举行拔草仪式后，他们开始换上盛装娱乐，男子打陀螺，以象征小米能和飞速旋转的陀螺一样迅速成长；接着妇女玩球，她们把麻丝缠成的球向空中尽量抛高，然后接住，以象征小米能长得和上抛的球一样高；接着，妇女还要荡秋千，每人荡3～5次，这才结束仪式。春暖花开的日子里，邵人、鲁凯人也在播种祭的仪式上有荡秋千的活动，以象征当年的谷物能获得丰收。到了秋高气爽时节，一年的辛劳获得丰硕的成果，高山族也会在丰年祭的祭祀仪式上举行荡秋千的活动，表达他们的丰收喜悦并感谢神灵对他们的馈赠。

　　荡秋千不仅在祭祀仪式中举行，而且也在别的仪式里举行。在排湾人的婚礼中，荡秋千的活动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排湾人的婚礼规定，在婚礼的前一天，新郎要邀请其男友到山里砍伐树木数根，运到女家，为女家姐妹搭秋千架。与平常的秋千稍有不同的是：婚礼仪式上的秋千要保留两根主树梢上的树叶，以象征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与幸福；并且在秋千架上还要挂一些木刀、木枪等作为装饰，别有一种风味。成婚之日，女家姐妹盛装丽服，荡漾在蓝天白云下，领受大自然的美妙，欢笑声、歌声在山谷中回响，为婚礼的喜庆增添了许多异彩。

　　

　　射箭

　　

　　弓箭在历史上是高山族狩猎的工具与战斗的武器。清代初年其形制为：“弓则用竹为之，以麻为弦。矢则长锐，无翎毛”（高拱乾《台湾府志·卷七》）。清中叶以后，随着汉人与高山族日益密切的接触，弓箭的形制亦有所变化，但仍然与汉人的不完全相同。

　　高山族使用弓箭有悠久的历史，《太平御览》记载，公元3世纪时，台湾的夷州土人就已“磨砺青石以作矢、镞”，有了弓箭。至迟到了隋代，他们就有了以弓箭射靶的行为，在汉人入台前，高山族有许多部落以狩猎采集为生。他们利用弓箭、镖枪等，射天上的飞禽、地上的走兽、水中的游鱼以维持生活。

　　弓箭不仅是生产工具，也是兵器。清代高山族保留有血亲复仇的习惯，一人有事，则整个氏族、部落为之报仇，这时，弓箭就是最好的武器了。还有，高山族同胞往往也会运用手中的弓箭等与封建王朝和外国侵略者斗争。嘉靖末年，台湾的平埔人对倭寇的侵略进行反抗，他们使用弓箭、镖枪等奋勇抗击拥有精良火铳的倭寇，使其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最后，在弱不敌强、无法固守的情况下，他们举族退入深山老林中，继续据险抵抗，绝不屈服。科亚人也曾英勇地抗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分散埋伏于丛林之中、悬崖之上，利用熟悉的地形，用简陋的弓箭等武器阻击美国陆战队的进攻，使侵略者狼狈败逃。

　　由此可见，在高山族的社会生活与反抗压迫斗争中，弓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高山族社会中，射箭作为社会生产、生活所必要的技能，是每个男子从少年起就必须学习掌握的。由于善射者可以获得更多的猎物，击毙更多的敌人，因而为族人所称颂。故对箭术的精益求精，是每个高山族男子所向往的。这样，射箭比赛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

　　清季以来至现代，在高山族社会生产、生活中，弓箭已渐渐地为枪支所代替，降为次要的地位，从而也成为未进入成年等级的少年练习射击的工具，有时则在某些祭祀仪式中使用，成了祭祀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卑南人从事“猴祭”时，少年公廨长要先引弓向山野射出3箭，唱祝词以告慰神灵，之后才开始祭仪。又如《台湾布农族的生命祭仪》所载布农人在四月月亮稍缺的时候举行的“射耳祭”，除了祭祀外，主要就是射箭活动。他们举行射耳祭的地方通常是在巫师家前的空地上，射靶上排放鹿耳两个，中排放獐耳两个，下排放山羊、山猪耳各一个。射耳的参与者均为男性，女性不得参加与观看。射耳时，先由部落中的男童射，希望他们日后能成为一位神射手。射箭时，由最小的小孩(2～3岁)先来，他们由部落的长老抱着，在距离射靶1米半处引弓射靶，所以通常是每射必中，否则将预示这小孩会夭折。男童射完后，由成人射，他们通常距离射靶7～10米，此时更多的是表演技艺，而没有预示和禁忌的含义了。

　　而在一些年节的仪式上，高山族的射箭比赛已是一种纯粹具有娱乐性的竞技活动了。例如在鲁凯人的丰年祭上，就有射箭比赛。他们在空旷的地上立起一个圆心靶，射手站在数十米外轮流引弓射靶，以射中的圈数多寡论高低，来竞技与娱乐。又如赛夏人的射箭比赛通常在一些年轻人举行酒宴后举办，他们在相隔数十百步之处设立靶子，参加酒宴的人轮流持弓射箭，以较量射技。而曹人则用石块、柚子等为靶，用箭射之；或把柚子投向空中，由竞技者射之，以射中多者为胜。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方面来看，都与现代运动会的射箭项目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弓箭仍为本民族自制，较为简陋一些。

　　

　　竿球

　　

　　 竿球也称刺球，是由猎头祭仪演变而成的。高山族历史上有猎头以祭神灵，馘首者视为豪杰的习俗。有的地方用人头来卜测来年的收成。有的地方特别是台湾南部的土著多视猎头者为“雄长”、好汉，这往往又会引起被杀者亲人的血亲复仇，这种互相残杀不利高山族的人口再生产和增殖。后来，由于与汉人交往日益密切，受汉人影响日益加深，加之一些有志之士的努力，还有清政府三番五令的禁止，猎首的陋习才逐渐消失，有的地方则以猎取动物的头颅来代替。

　　起初，他们猎首回来时，都要用人头来从事祭祀活动，一是告慰亡灵，祈祷被杀的人不要来报复，二是祭祀神灵，以卜测来年的收成。在这一祭仪中，有一项内容是将敌首置于竹笼中，登上祭屋的房顶掷下来，或从地上抛到祭屋的房顶上，让它滚下来，下面的人用枪刺之以测吉凶。后来，不许猎首，则用草、藤、树皮编的球代之进行祭祀。再后来，这种活动才慢慢变为娱乐性的活动。这一变化过程大致都在清代完成。因为在清代的文献中已经记载，如雍正二年（1724年）出版的黄叔璥所著《台海使槎录》就说，台湾土著过去喜喝酒，“酒酣，各衿豪勇，以杀人头多者为雄长；故杀人之案，岁不绝书。今归化生番，习已尽易”。该书还载，南部凤山县瑯墧十八社的土著“收米三次为三年，则大会；束草为人头，掷于空中，各番削竹为枪，迎而刺之；中者为‘麻丹毕’，华言好汉也。各番以酒相庆，三日乃止；与傀儡番略同”。其中“束草为人头”清楚地说明，草球是人头的替代物；由于黄叔璥是在康熙六十年左右在台湾采访，所以这一记载也表明，在康熙六十年左右，有的土著已将猎首刺人头卜凶吉的行为改成以草球代之的竿球活动。而凤山县的傀儡番称竿球为“托高会”，据《台海使搓录》载：“山前、山后诸社，例于五年，土官暨众番百十围绕，各执长竹竿，一人以藤球上掷，竞以长竿刺之，中者为胜，番众捧酒为贺，名曰托高会”。由此可见，竿球的各种形式在清代的康熙末年时都已经形成了。

　　时至今日，竿球仍为高山族较普遍从事的传统体育活动之一。它往往在比较重要的祭仪上举行。如排湾人著名的五年祭的第6天就有竿球活动，他们用柚子当球，或用相思树皮制成球，一般有5个，分别代表丰收、丰猎、健康、婚姻、英雄等意义,刺中哪个球，就表示他们的祖先在未来的6年内，保佑他享有这个球所表示的幸运。举行仪式活动时，由一人把球抛掷于空中，十几个青年男子围着一圈，坐在“刺球架”上，各持一杆长5、6米或长到8米的头带尖刃的竹枪迎空刺之，刺中代表英雄含义的球的人要立即用砍刀把球和竿顶一起砍下，抱回家中供奉，刺中者也将在族中享有领袖地位，而备受族人的尊敬和爱戴。此外，如在体育竞技或娱乐举行的竿球活动中，则多以刺中的次数来决定胜负，并象征吉祥或幸运。鲁凯人则在丰年祭上举行此项活动。即使是表面上和汉人已没有什么区别的平埔人，也仍有人从事这种体育竞技活动。有的地方现在连妇女也参与竿球运动，她们赤着脚，在广场上娱乐，一边刺球，一边还唱着高山族民谣，表现出一种轻松活泼的姿态和新颖熟练的技巧。足见竿球活动是深受所有高山族人喜爱的体育娱乐活动。

　　此外，高山族的传统体育活动还有角力、打陀螺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说。总之，这些体育活动既是高山族社会生活的反映，又能收到健身延寿、娱乐生活之益，确是高山族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责任编辑】刘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