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战,人的天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说过这样的话：“人只有死了才能见到真正的战争结束。”而随后的历史也支持了他的观点。“人类会永远结束战争吗?”相信绝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原因无非是：“好战是人性的一部分”、“它存在于人类的基因里”……果真是这样的吗?

　　

　　“人性好战”论遭遇质疑

　　

　　近几十年来，人种学和考古学上的一些研究成果支持了上述大多数人的观点。科学家发现，在拥有职业军队的国家出现以前的很长时间里，部落之间的致命冲突就已经存在了。他们还发现，雄性黑猩猩非常好斗，来自于一个群体的黑猩猩通常会在争斗中将另一个群体的黑猩猩置于死地。这成了好斗来自人类生物学遗传的证据。

　　但有些人并不这样认为，比如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家罗伯特·苏斯曼，他虽然承认在人类的祖先和灵长类动物中存在着大量暴力行为，但他认为，人们对暴力和战争的关注被强化了。从统计学的观点看，人类更普遍的状态是合作，他们更多的时候是谋求和平相处，而不是对立和战争。现在，持有与苏斯曼相同观点的学者越来越多了，这些人的共同看法是，好战并不是人类的天性。

　　

　　远古人类游牧生活是平静的

　　

　　美国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家卡罗琳和梅尔文·恩伯尔的研究涉及全球360个文化群体，有过去的，也有现存的。他们发现，在这些文化群体中，90％都经历过战争，但有些群体的战争是持续不断的，有些则只是偶然，而另外一小部分似乎从未发生过战争。群体被卷入战争的频度各不相同，这表明人类并不是被基因或者某种生物学的特性带入战争的。

　　无独有偶，另一位来自芬兰的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弗赖伊也从事类似的研究，他用自己的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他写了一本名为《超越战争》的书，在书中，他列举了74个“没有战争的文化群体”，其中也包括现存于非洲和澳洲的一些游牧狩猎部落，还有因纽特人等，他们的存在表明，在人类的文化中，战争并不是普遍现象。

　　在人类处于游牧状态时，两个部落之间有组织的争斗，即“战争”其实并不多见，人们多数的暴力行为发生于个体之间，但这种争斗有可能引发两个由朋友或者亲戚组成的群体之间的暴力冲突。这种冲突通常代价高昂，所以持续时间总是很短。研究表明，那时的人类已经拥有了非凡的化解冲突的能力，例如一方通过表决达成一致，然后离开另一方，或者由第三方调停，拿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还有一种情况一一虽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那就是放逐甚至杀掉引发事端的人。

　　一直到现在，人们也没有找到化石上和考古学上的证据证明人类的祖先进行过长达几百几千年的战争，但战争的痕迹是的确存在的。美国罗格斯大学的布赖恩·费格森说，现在发现的证据表明，人类最早的可以称之为战争的事件发生于14000年以前，这些证据是大量的坟墓，里面有破碎的头骨，刀砍和钝器击打的痕迹清晰可见；在澳洲、欧洲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人们发现了描绘战争场景的岩画，画中的人物用长矛、弓箭和棍棒从事战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已经开始了定居生活，他们要用战斗开拓疆土或保卫家园。

　　

　　战争并不像是基因导致的结果

　　

　　科学家认为，战争产生于人类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的时候，它通常和农业的出现密切相关。当人类着迷于他们的土地、粮仓和渔场的时候，麻烦也就随之而来。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定居时代的到来，人们拥有了多余的粮食、财物和通过交换得到的宝贝，但是，他们也不得不因为这些东西而失去更多。为了掠夺财物和保卫家园，他们必须比他们过游牧生活的祖先更频繁地去参加战斗。

　　这样看来，战争并不像是由基因导致的结果，它更像是人类对发生了变化的生活方式做出的反应。但即使如此，这种反应也并非必然，因为科学家们还发现，环境因素和战争的频率之间也存在着联系，这些因素包括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也包括人口爆炸，食物短缺等人为因素，它们给人类带来了饥荒的恐惧。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家史蒂文·勒布朗说，战争绝非人类生物学的冲动，而是他们对环境状态的理性反应。在北美，一些部落曾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前疯狂地燃起战火，掠夺资源，但一旦生态和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战争便“立即停止”了。这说明，人们的确善于根据环境的变化做出调整，也容易在文化的影响下改弦更张。所以，战争并非难以终结。

　　

　　面临战争危险，但非不可避免

　　

　　最令人惊讶的是，学者们的研究还显示，从总体上看，今天人类的暴力行为实际上比过去减少了许多。他们发现，在现代社会，人们死于战火的机率远远低于传统文化支配下的古代社会。在整个20世纪，尽管人类经历了两次大战和其他可怕的暴力冲突，全球死于战火的人数接近总人口的3％，但根据伊利诺斯大学的人类学家劳伦斯·基利的研究，这个比例和人类出现国家以前的社会相比，其男性的死亡率还是大大下降了。而在那个时候，人们不可能使用机关枪和炸弹，他们的兵器仅仅是棍棒、长矛和弓箭。

　　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人类的暴力行为的确减少了。在今天的欧洲，杀人案件的发生率已比中世纪的欧洲降低了10倍以上。战争和暴力事件的减少不能用人性的变化来解释，因为时间太短了，我们只能认为是文化环境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改变了。

　　促使暴力行为下降的几种主要因素包括：首先是人类建立了稳定的国家、高效的司法制度和警察系统；其次是人们对生活的期待日益增强，他们不再愿意铤而走险，轻易地使用暴力了；第三是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它使人类相互依赖，相互影响。

　　不过科学家们并没有否认人类依然面临着滑向战争的巨大危险。在今天，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保留着庞大的武器库，武装冲突此起彼伏；全球变暖、人口过剩、能源危机愈演愈烈，它们都有可能成为动荡和战争的导火索。所以，上述的一系列研究只能说明，战争并非来自于人类的DNA。当然，假若它不来自于人类的DNA，那么它就并非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