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以后，日军迅速侵占东南沿海地区，国民政府被迫西迁。1938年6月，耗时近半年的武汉会战拉开序幕，战事波及豫、皖、赣、鄂、川5省，成为抗战防御阶段的关键性一战，直接关系到大后方的安危。正当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之际，一批国际友人不远万里，远涉重洋来到大后方，投身于抗战洪流之中。他们搏击长空，血洒疆场，扶危济困，战地救援，将热血与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不朽的抗战事业，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远涉重洋 投身抗战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悍然侵占东北三省，并扶植前清逊帝溥仪成立伪满洲国。日本在东亚的军事扩张引起了苏联的高度警觉。日苏双方的军事对峙，导致北起漠河、南至图们江口的边境摩擦与日俱增。仅1932～1934年，日苏在东北边境地区的纠纷共152起，1935年增至176起。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日苏在吉林珲春张鼓峰地区、内蒙古哈拉哈河诺门罕地区先后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投入兵力之多、耗时之长，令人震惊。苏联高层越来越担心远东地区的国防安全。与此同时，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德国剑拔弩张，大有鲸吞苏联之势。为避免可能产生的两线作战，苏联希望通过军事上援助中国，以最大限度地牵制日本。缘于此，苏联秘密派出援华志愿兵与军事专家，亲赴中国支援抗战。日本在东亚肆无忌惮地军事扩张，同样引起了英美诸国的惴惴不安，有以陈纳德、林迈可为代表的民间反战人士驰援抗战。
抗战爆发以后，世界反法西斯人士齐聚伦敦成立了“国际医药援华会”，主要任务是向中
国提供医师、医疗器械和药品等。1939年初，“国际医药援华会”招募了一批来自波兰、德国、罗马尼亚、奥地利、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苏联8国，共计26名志愿者组成的援华医疗队;9月，担任“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宋庆龄在香港亲切接见了这批医疗队员，之后，他们历经艰险，最终抵达大后方。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驻跸贵阳图云关，他们抵达图云关后，编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这里与中国人民生死与共，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前线还闪跃着一群外国记者的身影。他们挥动如椽巨笔，舒展正义之喉，向全世界揭示日本法西斯的狰狞面目，其中尤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最为有名。
不少海外科教界人士也积极投身中国抗战事业。1937年，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与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等在上海发起工合运动，组织因抗战失业的工人与难民开展生产自救，支援抗日前线，成为全国颇具影响力的群众运动。1939年，艾黎在香港创建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争取海外援助，支持工合运动。艾黎还肩负着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技术顾问，亲赴皖南新四军驻地，协助兴办兵工企业。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的公益活动一直持续至建国初期。1987年，为配合国家的改革开放战略，“工合国际”得以复创并持续至今，因此成为国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和国际性社团组织。英国的林迈可、班威廉、克兰尔夫妇等科教人士则在无线通讯、军事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中国莫大的支持。日本反战人士绿川英子、鹿地亘夫妇等也积极投身到大后方的抗战文化工作中，特别是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谩骂为“娇声卖国贼”的绿川英子，用柔美的声音发出反战的呐喊，极大地挫伤了日军士气。
雄鹰翱翔 搏击长空
苏联直接支援中国抗战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当时，苏联派出飞行大队于11月下旬飞抵南京。据时任空军南京总站长的丁普明在《抗战初期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记略》中记载，第一批飞抵南京的有C-B型轻轰炸机和E-15、E-16型驱逐机，此外还有空军志愿人员与地勤人员等。他们在南京光华门外飞机场起降，与日军在空中展开拼命厮杀。日本出版的《大阪朝日新闻》于1937年11月24日刊登了一则《苏联飞机终于登场，南京全力进行防空》的报道，指出“这次敌机跟以往敌机不同，不仅速度快，而且飞行技术非常巧妙”。
武汉会战后，日本凭借空中绝对优势，对重庆、成都、桂林等大后方城市采取焦土政策，实施狂轰滥炸，造成中国军民极大伤亡。尽管中国空军奋力迎击，但终因实力悬殊、寡不敌众，损失惨重。临危之际，苏联政府再次派遣空军志愿人员驰援中国。一支别具传奇色彩的雄鹰飞行队，展翅翱翔在大后方的晴空之中。他们比美国陈纳德所率领的飞虎队更早出现在重庆上空，协同中国空军与日机展开激烈空战，被中国军民亲切地冠以“斯大林之鹰”之名。
这批空军志愿人员主要由库里申科与考兹洛夫率领，驾驶的是空战性能更优的“达沙
式”轰炸机。库里申科抵达重庆以后，不知疲倦地向中国飞行员讲解飞机特性，并将最先进的操作技术与战术技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飞行员;他身先士卒，曾多次过宜昌、穿沙市，飞抵日寇占领的武汉，精准轰炸日军军事设施，并人机安全返回。
1939年10月3日，库里申科接受上级一项任务，要求率领飞行大队轰炸日军武汉军事基地。突袭任务圆满完成，共炸毁日机60余架。10月14日，晨曦渐起，库里申科再次率领飞行大队奇袭汉口机场，日军4名校官和一名尉官当场炸死，曾指挥轰炸重庆的日本第一联合航空大队司令冢原二四三少将的左臂被炸掉，共炸毁日机103架，击落驱逐机6架。
正当胜利曙光来临之际，库里申科所驾驶的左翼发动机被敌人击坏，只得被迫返航。库里申科用单个发动机冲出重围，沿着长江一路向西飞行。当飞抵万县陈家坝境内时，机身失去平衡，已无法再飞了。为了保持飞机的完整和万县居民的安全，他驾驶飞机平稳降落至流经万县的长江之中。飞机尚未沉没时，他叮嘱同机的轰炸员和机枪手脱掉飞行服游向江边，并命令他们记住岸边特征标记，以便将来打捞。库里申科本人则因疲劳过度，被浪头顷刻间卷入江底。得知援华空军英雄在万县坠落，万县千余名百姓自发沿着长江边进行打捞营救。飞机上的战友已游至岸边脱离险境，库里申科却永远长眠于滚滚江水之中，年仅36岁。11月3日，人们在长江下游猫儿沱发现了他的遗体，库里申科所驾驶的飞机也被完整打捞上来。11月9日，万县数千民众按照中国传统习俗，为库里申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葬礼，并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城郊太白岩山脚下。
英名不昧 浩气长存
相较于美国飞虎队的赫赫威名，苏联援华航空志愿兵的故事始终鲜为人知。抗战初期，基于种种原因，苏联不愿公开介入中国抗战。缘于这一背景，“苏联援华航空兵”的存在就属于高度机密，该项任务在苏联内部被称为“Z作战”。基于保密的需要，航空队员均使用化名，苏联国内严禁报道此事。来华的航空队员也处事低调，甚至对家人也缄默其口。库里申科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只是淡淡地写道：“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的人对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库里申科牺牲时，他的妻子在国内只是接到苏联政府的一纸阵亡通知单，被告知丈夫在一次演练过程中不幸遇难，至于丈夫牺牲的具体细节与葬身地点则全然不知。
直至1954年，中国学生朱育理到莫斯科留学，班上有一位名叫依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库里申科的女孩。一听库里申科这个名字，朱育理就联想到英雄库里申科的故事。一经询问，依娜很快确定中国留学生口中的飞行大队长正是自己去世已久的父亲。
万县人民也始终没有忘记这位英勇的国际主义战士。1958年7月7日，万县人民政府决定将位于太白岩脚下的库里申科陵园迁至西山公园内。每逢清明节和库里申科的祭日，万县人民都按照中国习俗，抬着花圈来到墓前祭奠这位为中华民族自由解放而牺牲的英雄。1958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库里申科的妻子塔玛拉和女儿依娜来华吊唁，并应邀参加国庆观礼。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高度赞扬了库里申科来华支援抗战的事迹。拂去历史的尘埃，库里申科再次引起了两国人民的瞩目。
据资料显示，从1937年11月南京上空秘密参战，到1941年初基本从中国战场撤出，苏联有8个航空兵群，先后有2000多名飞行员参加中国抗战，其中700多人直接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重庆、兰州等地的25次战役。很多援华青年没有等到抗战胜利回国就牺牲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他们像库里申科一样，把中国的领土当作自己的国土来捍卫，把中国人民当作自己国家的人民来保护。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勇士们！
【责任编辑】王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