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史学界的“奥林匹克”

　　2015年8月23日，又一次“奥林匹克”盛会将再次来到中国。但这次并不是家喻户晓的体坛“奥林匹克”，而是历史学界的“奥林匹克”——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于8月23～29日在山东济南召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性会议，创始于1900年，每5年举办一次。此次会议将是大会百年历程中，第一次走近东方，落户中国。
　　本次会议期间，来自全球的2000余名历史学者将就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化的情绪”“世界史中的革命：比较与关联”“数码技术在史学中的运用”展开研讨。在4个主题论坛的基础上，本次会议还将举办27场专题讨论、18场联合讨论、19场圆桌会议，为中外学者相互交流提供广阔空间，也为热爱史学的普通民众奉献一场文化盛宴。
　　沧桑的百年历史
　　提到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就不得不讲它的百年传承史。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诞生于20世纪的开端。当我们回溯这段历史就会发现，百年前的首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绝不是史学家们的偶然邂逅，而是时代的风云际会将史学家们召唤在一起。
　　19世纪末，蒸汽机的轰鸣还未远去，人类已经昂首迈入了电气时代。就在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同时，社会科学的革命也悄然发生。人类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加追求精确的、经得起验证的可靠知识。时代的进步呼唤着一个全球性史学对话平台的出现。
　　然而，世纪之交，和平的阳光被殖民扩张的乌云遮蔽。在狂热民族情绪煽动下，国际关系处于尖锐对立之中。法绍达事件、美西战争、布尔战争，一系列危机和战争相继爆发。“一切历史都是政治”，部分史学家从民族史出发宣扬种族优越，为侵略扩张辩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大会的奠基者们从一开始就提倡跨越民族和国别的藩篱，希望通过全球性大会探求人类共同的历史以促进世界的和平。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00年塞纳河畔的巴黎见证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首秀。但客观地讲，首届大会并不算成功，到会学者只有100余人，“比较史”的主题在会议过程中被方法论的争议所淹没。虽然首秀不算给力，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经从史学家们心中的蓝图变为现实。随后的罗马大会和柏林大会排除了民族对立情绪的干扰，将大会的制度建设和学术严谨性建设大幅提升。柏林大会更是把“10年之前业余人士的聚会转变为一个井然有序的科学团体”。
　　1913年在伦敦，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迎来空前的盛况，不仅参会人数远超前几届，而且议题突出专门史研究，避免无谓的方法论争论。伦敦大会确定了5年召开一届的规则，并提议建立国际史学大会的常设机构，以便为大会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设置。伦敦大会的成功昭示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经从蹒跚学步的孩童走向成熟。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却挡住了大会前进的步伐。
　　第一次世界大战致使圣彼得堡大会流产，战后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难以抚平的战争创伤为大会带来了新的困难。1923年的布鲁塞尔大会筹备期间，战争受害国致信组委会要求抵制德国学者，大会组织者无奈同意。德国学者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力量，没有德国学者的参加给大会带来了不小的遗憾。但是，瑕不掩瑜，布鲁塞尔大会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历程中发挥了继往开来的作用。本次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在会后经过改组建立了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简称国际史学会），成为负责大会筹备的常设机构。
　　虽然布鲁塞尔大会排斥了战败国，但是大会组织者们没有放弃弥合战争创伤的努力。在美国学者的斡旋下，大会决定下届大会在中立国家举行并重新接纳德国等战败国。科学不分种族，历史跨越国界，正是抱着这种联合与理性的精神，在中立国挪威举办的第六届奥斯陆大会重新汇聚了各国历史学者。可是，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之光如此短暂，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39年的意大利会议被迫取消，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机构陷于停滞。
　　从第一次巴黎大会到二战之前的这一时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学术争论围绕着历史主义及其批判展开。20世纪之初历史主义占据了历史研究的主流。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应该“如实直书”，也就是陈述实际发生过的事情。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胡塞伊所说：“真相，全部真相，除了真相别无其他。”历史主义特别突出史料的真实性，通过史料批判的方式，扫除沉淀在真相上的浮土。此外，历史主义极为强调政治，认为政治是历史的核心。史学家西米昂将历史主义史学总结为三大偶像，即政治中心的政治偶像，英雄崇拜的个人偶像和时间顺叙的编年偶像。批判历史主义最著名的学者是意大利人克罗齐。他围绕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对历史主义展开了激烈批判。克罗齐强调思想创造历史，认为必须将当代人的思想融入历史，历史才能获得生命。编年史只是没有生命的史料堆积，与我们无关，只有当前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的主体是活在当下的人，而不是消逝在历史中的某个英雄人物。虽然围绕着历史主义的辩论逐渐触及到了“历史是什么？”这个历史本体论问题，但是更多的学者显然不希望拘泥于方法论，而是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专门史的研究。因此，方法论争论逐渐转向专门史的讨论。
　　是历史，还是政治？
　　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美苏两级格局取代了传统的欧洲中心，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政治因素为大会的正常进行带来极大干扰，尤其以东西德，朝鲜半岛的代表权问题为甚。虽然困难重重，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还是努力保持着自身学术的严谨性，在对峙中的东西方之间提供一条学术沟通的渠道。
　　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二战前后兴起的新史学开启了史学研究新纪元。以法国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替代了历史主义成为史学的主流。新史学突破传统史学以政治为中心的局限，将史学研究范围扩展为一种人类社会的“总体史”。在研究方法方面则主张“问题——回答”的范式，避免对宏大问题做价值判断，取而代之以细致的功能判断。1950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回归故里巴黎。这一届大会中，年鉴派异军突起，但传统史学并没有销声匿迹，新史学内部的其他流派亦不甘示弱。围绕年鉴派进行的争论构成了巴黎大会的基调。在新旧史学争论之外，意识形态的争论是冷战中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另一个主题。战后，随着苏联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逐渐壮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迅速发展。苏联希望通过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宣传苏联史学成就，对参会抱以十分积极的态度。苏联的参与，对传统西方学者垄断地位构成有力冲击。虽然，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努力提供着理性的讨论空间，但是，意识形态分歧往往演化成为激烈的争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70年举办的第13届莫斯科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作为东道主，苏联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西方也毫不示弱，各派学者踊跃参加。一时间，莫斯科成了史学中心，参会人数、会议规模都超过了历届大会。会议期间西方学者批判了史学研究服务于政治的现象，借以抨击苏联体制，这引发苏联学者的激烈反驳。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争论直到冷战结束才逐渐淡出大会。史学家的视角也随之投向更广阔的全球史领域。
　　历史，让人类走到一起
　　20世纪90年代，两级格局的崩溃，为全球化进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000年奥斯陆大会的主题“全球史的前景：概念和方法论”;2005年悉尼大会的主题“历史上的人与自然”;2010年阿姆斯特丹大会的主题“民族史与历史的全球化”， 千禧年来3次大会的主题设置都十分突出全球史的议题。“历史研究的选题方法和成果评估都要纳入全球化的趋势中进行全盘考虑”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
　　对全球史研究的重视标志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重拾史学共同体理想，德国历史学家厄尔德曼在《走向史家之大同：世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1898～2000》一书中指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国际影响力正越来越大，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学家通过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合作与融通也在不断提升。在悉尼大会上，科尔进一步提出普世史概念，他认为历史学家要具有包容的精神，即尽管存在着历史学家在兴趣 、叙述和赋予历史以意义上的种种不同，但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要通过反对或合作 、说明和比较 、舍弃和识别，使他们能够相互面对和彼此相处，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就是这样一种普世历史的训练场。
　　历史，让中国融入世界
　　中国是史学的国度，历代开国之初必修前史。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不仅属于中国人民，更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直到1985年才第一次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团体会员的身份出席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逐渐消融桎梏中国史学研究的坚冰。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成为中国学者观察世界史学动态的重要平台。1985年的斯图加特大会以“生态、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心理历史学”作为圆桌会议的主题，广泛而多样的课题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大启发。中国学者敏锐察觉到边缘性课题已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年鉴派跨学科研究方法在国内的传播，中国史学界开始突破传统政治史、战争史的狭窄视野，并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迎来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高潮。
　　冷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全球史置于优先位置，作为回应，中国学者从“ 现代化研究”的角度思考全球史。著名史学家罗荣渠教授在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框架。他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采集 —渔猎文明 、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3个历史阶段，而每一阶段都因生产力的大变革引起，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组织形态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形式，并不与固定的社会形态相对应。这种“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框架破除了简单 、机械的 “ 一元单线”的教条，在全球史研究中引发了较大反响 。进入21世纪，中国已成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全球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9届大会“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20届大会“近现代时期的中国与世界”，21届大会“水与中国历史”，无不将中国置于全球史研究的突出位置。与此对应，在国内，全球史也成为一门显学。中国学者在吸收前人全球史研究成果基础上突破“欧洲中心论”和“美国中心论”，加强对亚非拉国家历史的研究，努力建构更具东方特色的“中国学派”。
　　【责任编辑】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