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初，新年钟声尚余音绕梁，超强寒潮已席卷大半个中国，多地逼近历史同期最低点，开启“速冻”模式。内蒙古出现-47.5℃的罕见低温，江南地区持续雨雪冰冻，就连半个世纪都未曾下雪的广州、南宁等地也突降霜冻，难道科幻影片中的“冰河时期”真的一语成谶？
灾难频现
近年来，亚太地区遭受极端天气渐成常态。据2015年10月27日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在曼谷发布的《2015年亚太灾害报告》显示，2005～2014年间，亚太地区有报道的自然灾害事件共导致约50万人死亡、14亿人口受灾。在此10年间，全球因自然灾害丧生或受影响的人口超半数在亚太地区，各国所蒙受的经济损失占全球总损失的45%。事实上，缘于统计口径的不同，这一数字可能更高。那么，亚太地区为何备受自然灾害“青睐”？
亚太地区泛指东亚、东南亚等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大洋洲以及太平洋诸岛屿，囊括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老挝、柬埔寨、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等近30个国家或地区。亚太地区不仅在生态多样性方面傲居桂冠，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引擎，是全球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囿于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以及常年受季风气候影响，2004～2013年间，因自然灾害死亡的人数与1994～2003年间相比，增长了近3倍，且多数是因遭受极端气候灾难所致。
据统计，在亚太地区近20个中高收入的国家中，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85%，低收入国家所蒙受的损失更为惨重。以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为例，2004～2013年间，两国遭受了500多次自然灾害，致使约35万人死亡。与此同时，中国境内的自然灾害也多达285次。
面对全球经济疲软态势，亚太地区始终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但在自然灾害频发的窘境面前，亚太地区经济长期处于低速增长。2001～2007年间，亚太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在5.2%左右；然而，2008～2012年间，亚太经济增长率却徘徊在3.9%左右。令人惊愕的是，亚太经济低速增长期正巧是极端灾害频发期。
2008年5月2日，代号“纳尔吉斯”的热带风暴奇袭缅甸。缅甸工业重镇、人口稠密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带灾情最为严重。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处大盈江、瑞丽江、钦敦江等6江汇流之地，境内河流纵贯，地势低洼，濒江临海，加之人口稠密，植被开垦过度，致使灾害损失惨重。强风形成了3.6米的巨浪，吞噬了万顷良田。首都仰光的死亡人数逾13.8万人，近840万人丧失生计或住所，80万人无家可归，经济损失约40.57亿美元，占当年GDP总量的21%，号称“世界第八大风暴”。
无独有偶，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再次震撼世界。5月12日14时28分，在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与漩口镇的交界处，发生了里氏8.0级的地震，严重破坏地区超10万平方千米，波及中国中西部绝大部分地区，甚至越南、泰国、巴基斯坦等地都有强烈震感。地震共造成6.9万人死亡、37.4万人受伤、1.7万人失踪，是建国以来继唐山大地震后最为惨烈的一次地震，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451亿元人民币。
2008年6月，第6号台风“风神”肆虐中国南海一带。6月20日，台风“风神”登陆菲律宾中部，造成至少361人死亡，逾3.5万户居民被迫疏散，部分市镇停电，24.64万公顷水稻和其他农作物被毁，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55亿比索。6月21日，一艘名为“群星公主”号的渡轮在前往宿务岛的途中，遭遇台风“风神”所引发的巨浪袭击后沉没。据官方统计，沉没渡轮上有751名乘客和111名船员，其中不乏妇女、儿童，死伤人数高达800余人，成为菲律宾乃至东南亚最惨烈的一次海难事故。
“客”从何来？
环境问题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称之为原生环境问题，主要指地震、海啸、洪涝、干旱、台风、火山喷发、流行性疾病等；一类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称之为次生环境问题，主要因不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使自然环境遭受破坏，以及由城市生活和工业发展而引起的环境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两类环境问题分而视之，实际上两者均与人为因素休戚相关。
厄尔尼诺现象是典型的反常性气候现象。厄尔尼诺本为西班牙语，意为“圣婴”，又名“上帝之子”。19世纪初，被南美洲厄瓜多尔、秘鲁等国渔民发现。往往每隔数年，从10月至来年3月便会出现一股沿海岸南移的暖流，使得浅表层的海水温度明显升高。秘鲁渔场本是世界三大渔场之一，但因遭受暖流影响，性喜冷水的鱼类就会大量死亡，使渔民蒙受巨额损失。厄尔尼诺现象对气候影响尤为深远，随着水温抬升，直接导致西太平洋沿岸地区异常多雨，引发洪涝灾害，有时又会导致降雨锐减，造成严重干旱。
因厄尔尼诺现象，日本、朝鲜、中国东北等地会出现夏季低温、降水过量等异常天气。20世纪50年代至今，世界上共发生了13次厄尔尼诺现象。近年来，厄尔尼诺出现的次数愈加频繁，甚至每两年就出现一次，且没有周期性可言，强度也不尽相同，持续时间也迥异有别。厄尔尼诺之所以猖獗，很大程度在于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类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致使全球气候变暖，诱发“圣婴”肆虐。
近年来，与厄尔尼诺现象相反的拉尼娜现象也席卷亚太地区。拉尼娜源于西班牙语，意为“小女孩”，指的是位于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表温度大范围持续异常变冷。海水表面温度低于气候平均值0.5℃以上，且持续时间超过6个月以上。拉尼娜现象导致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及西太平洋部分地区降雨频繁，也造成中国沿海地区出现冷冬暖夏，即冬季气温偏低、夏季气温偏高。此外，在拉尼娜现象发生的年份，由西太平洋和中国南海生成的热带气旋个数，较常年偏多。伴随工业文明的发展，在产业集聚效应的带动与影响下，城镇人口急遽膨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群呈带状分布，自然开垦无度，致使生态链遭受破坏，环境问题显著恶化。以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城市地质灾害为代表的次生环境灾害，已然给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带来巨大危害。
近年来，中国各大城市网友频发“看海”奇景，城市内涝已成热门话题。据统计，2008～2012年间，近65%的城市遭受不同程度内涝，内涝灾害达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个。2012年的“7·21”北京特大暴雨，至今让人心有余悸。这场60年罕见的强暴雨造成79人死亡、160.2万人受灾，近1万余间房屋倒塌，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16.4亿元人民币。就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有154个城市因暴雨洪水导致内涝，受灾人口多达255万，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1亿元人民币。国内某主流报刊专门就内涝成因问题向公众征询，绝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重地表、轻地下”、城市地下排水系统落后、城市无限度扩张是导致城市内涝的主要成因。如上所述，一方面，囿于城市规划存在缺陷，城市急速扩张，使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导致逢雨必涝；另一方面，具有蓄水功能的湿地资源被钢筋水泥的“森林”所替代，建筑物透水功能偏弱，以致发生强降雨时，洪峰流量增大，雨水积聚过量，造成雨污难以在短时间内排出；此外，城市用水量增加促使地下水资源开采过度，导致地面沉降，也直接降低了城市自我防御能力。毋庸置疑，城市扩张所带来的“热岛效应”改变了大气环流，使得水汽分布不均匀，致使城市内部环境发生改变，加大了城市内中强降雨发生的概率。
良策何寻？
频显淫威的自然灾难，成为亚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拦路虎。各国为应对灾害危机，可谓使出浑身解数。
日本因地震、海啸多发，在防灾、救灾领域颇有建树。日本很早就颁布了《灾害救助法》《灾害对策基本法》《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施法》等法律，作为指导灾害防御体系建设的纲领性文本。日本构建起了首相负责制的中枢指挥系统，在内阁设立“中央防灾会议”，协调各方资源，统筹实施重大灾害应对策略。日本建立了体系完备的灾害预警机制与警报体系，形成了政府、社会团体、企业及志愿者等多方参与的协同防灾救灾应急机制，以期调动全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损失。日本还在全国各府、县、市，建立了由消防、警察、自卫队、医疗机构组成的较完善的灾害救援体系，以确保灾前预防、灾中救助、灾后赈济。此外，日本还十分重视国民防灾教育。入学后，每一位青少年都要系统学习防灾教育课程。入职后，各单位还时常进行防灾培训。政府还经常在公众聚集地或醒目地方发放防灾宣传册，制作防灾宣传栏，并利用电视、网络等公众媒体普及自救知识，各民间团体或志愿协会也积极向大众提供各类救助服务。
新加坡尽管不是灾害多发国，但也高度重视应急防灾，并积极推行民防计划。新加坡专门成立了民防部队，承担消防、救护、营救、强制执行消防安全法规等一系列职能，隶属于内政部。一遇重大灾害或突发事件，政府各部门要全力配合民防部队，提供各项应急服务。此外，新加坡还鼓励民众加入民防志愿者，接受基本的民防技术培训，参与政府应急救援或演习活动。新加坡还成立了民防学院，培训各级正规民防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民防志愿者等。
中国政府也一如既往地重视灾害救助。不仅成立了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的国家减灾委员会，颁布实施了《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等法案，还构建起了中国国际救援队、武警消防、民防志愿团体等多重救助体系。
如今，国际社会已充分意识到应借助国际资源开展防灾减灾合作，并在物资、资金、技术、人员等各方面施以援手和合作。为了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国际社会长期开展拉锯式谈判，最终在日本京都签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京都议定书”；但囿于政治、经济等缘由，美国、加拿大等国先后退出这一公约。由此可见，国际间的合作并非一路坦途，面对灾害的侵袭，各国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王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