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守城术(上)

城池的构筑历史在中国可谓渊远流长。《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吴越春秋》云：“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虽然这一时期城池只是雏形，由简单的环壕和围墙组成，但也明确地说明筑城的最初动机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军事防御的烙印。城池也就成为保护部族利益、划分势力范围、确立统治权威的最好军事堡垒和权利象征。

　　城池防守的悠久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的战争史也是一部城池的攻防史。几千年来，“攻城拔寨”是历次战争的直接目标和关键动机。随着战事迭起，攻防相生，城池也因此成为最大、最重要的战争舞台。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群雄并起，战争极其频繁，也因此形成了各诸侯国割据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筑城体系，仅《春秋》、《左传》、《国语》提及的城邑地名就达千余座。据不完全统计，仅战国时期较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就有230多次，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和攻城有关。根据《孙子·谋攻》中“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的说法推断，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攻城往往会伴随着极高、极可怕的伤亡率，但这也同时说明当时的守城战术和器具必然非常完备和发达。有“兵圣”之称的孙子认为攻城是万不得以的“下下策”，并告诫道：“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一点，同时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观点，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完美守城攻略”，四处推行自己的“非攻”理念。在他的著作《墨子》中第十四、十五卷就全篇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几乎涵盖了冷兵器时代所有的城池防守之术。

　　从军事博弈的发展脉络看，历代中原统治者之所以特别偏爱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础上的“非攻”军事防御手段，也许正是得益于筑城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城防之术的极高效率。于是，专守待敌、后发制人的“筑城防御”军事思想也因此大行其道，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开始至今，历代统治者对于长城防线的高度重视，都足已说明这种以城墙为基础的战略防御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重要、多么深远。

　　当然，这种“被动防御”的军事思想的形成，除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和平民族性格因素外，还与中原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特征是分不开的。中原民族的农耕经济自然离不开长江、黄河广大流域的沃土滋养，中原民族已经习惯了安乐和富足的定居生活，自然不会、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样游击争斗。而平原之上无险可守，要守卫自己的领土，保护自己的家园，特别是针对游牧骑兵部队搔扰的最好办法，自然是建造坚固的城墙堡垒。同时，高大的城墙还能提供防洪水、防强盗、防猛兽等多重安全功能。“四塞以为固”的中国也因此能够在四四方方的城墙庇护下，从容又体面地延续着一种辉煌而伟大的文明。

　　古代城池的建筑构造

　　中国早期的城池绝大多数是土筑，到了明代以后，各地的城墙才开始大规模包砖。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修筑的城池都是黄秃秃的模样。早在3000年前的殷商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版筑的技术。所谓版筑，就是筑墙时用两块木板(版)相夹，两板之间的宽度等于墙的厚度，板外用木柱支撑住，然后在两板之间填满泥土，用杵筑(捣)紧，筑毕拆去木板木柱，即成一堵墙。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版筑的技术更是大大提高，普遍采用悬版夯筑法，即用木棍穿过两侧夹板，以绳索固定取直，中间填土夯实，《诗经》中“其绳则直，缩版以载”说的便是这种方法。用这种版筑技术筑成的城墙比以往更结实，因此可以取消旧法中两侧的护城坡，从而增加城墙的攀爬难度。当时有的城墙还采用土坯(单块土坯尺寸约为1米×0.4米×0.2米)垒砌，上下交错叠压，以此提升墙体的密度和强度。

　　自春秋以降，中国城池一直采用这种朴素的土筑办法，两千年过后，大名鼎鼎的元大都(北京)城墙依然是由夯土筑成。这种土筑的城墙样子不太好看，而且不太结实，特别是一下雨就会因雨水淋蚀而损坏。当然也有例外，譬如东晋十六国时夏国赫连勃勃大单于修建的统万城，便是土筑史上的奇迹。统万城采用“蒸土筑城”法，即把糯米汁、白粉土、沙子和熟石灰掺和在一起夯筑而成，虽为土城，但具有石头一样坚硬的质地和抗毁力。传说负责施工的叱干阿利大将要求非常严格，他命人以铁锥检验修建好的城墙，凡锥入一寸者，便立刻将工匠杀死，填尸于墙内。在这种疯狂的高压政策下，历时6年修建而成的统万城，建筑质量奇好，“其坚可以砺刀斧”。

　　当然，这只是特别的个例，大多数的土城墙为保证牢固和强度，只能往高大厚实上靠拢。譬如两千多年前齐国的都城临淄，城墙宽度就达20米，楚国都城郢的墙厚也有14米之多。在冷兵器时代，这样厚度的城墙，其抗击打能力足已令人放心。此外，为保险其见，在高大厚实的城墙外，与城墙平行的还有人工挖掘的宽深壕堑(也可以引注河水，成为护城河)。较大的都城城外环周的护沟濠通常宽度达到30米，深度也在4～5米左右。

　　从军事防御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城池的构筑可谓布局精妙、机关重重。在高大的城墙顶部，筑于外侧的有连续凹凸的齿形矮墙称作“雉堞”，又称“垛墙”，上有垛口，可射箭和嘹望，下部有通风孔，用来保护墙体。内侧矮墙称为“女墙”，又叫“睥睨”，一般比垛口低，起护栏作用，防止士兵往来行走时跌下。此外，城墙内部也都修有环城马路和登城道。

　　城墙每座城门的正中央都建有城楼，这是城墙顶上精致美观的高层建筑，平常登高嘹望，战时主将坐阵指挥，城楼是一座城池重要的高空防御设施。而在高大的墙体外侧，每隔一定距离还会有凸出于墙体外侧的一段，这就是“马面”(又称“敌台”、“墩台”、“墙台”)，平面有长方形和半圆形两种，因外观狭长如马面而得名。马面的使用是为了与城墙互为作用，消除城下死角，自上而下从三面攻击敌人。它的一般宽度为12～20米，凸出墙体外表面8－12米。间距为20～250米(一般为70米)。符合宋陈规《守城录·守城机要》中的记载：“马面，旧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减二丈，阔狭随地利不定。两边直觑城角，其上皆有楼子。”在使用冷兵器的时代，这个距离恰好在弓矢投石的有效射程之内。

　　为了增强马面的防御和战斗能力，在马面之上一般都建有敌楼，既可以屯兵和瞭望，又可以储藏武器，使城墙的防御性能发挥到最强。战时既可以利用它外凸和高大建筑的特点，观望敌人和敌情，防止敌人迂回城下攻城，又可以凭借敌楼交叉三面的火力，狙击敌人，随时点线相连，编织严密的高空火力网，这是城墙防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城墙四角的角台各建楼橹一座，名为“角楼”。角楼的朝向与大墙呈135度角，楼的高度、体量介于城楼与敌楼之间，主要用以弥补守城死角即城墙拐角处的防御薄弱环节，从而增强整座城墙的防御能力。战时，角楼内的守御者居高临下、视野广阔，可监控和痛击来自多种角度的进犯之敌。

　　从军事进攻的角度看，一座城池的最薄弱环节自然是城门，因此城池的设计者自然会加大对城门的保护力度，强化正阳门箭楼其防御能力。规模小点的城池一般是设置悬门或吊桥，而大一些的城池则要设置瓮城。瓮城是建在城门外的小城，又叫“月城”，是专为保卫城门而设的小城。《武经总要前集·守城》记载：“其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即便敌军攻破了瓮城城门，还有主城门防御，由于瓮城内地方狭窄不易于展开大规模兵力进攻，延缓了敌军的进攻速度，而城墙顶部的守军则可居高临下四面射击，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正所谓关门打狗、瓮中捉鳖。《诗经·郑风-出其东门》载：“出其(門+西+土)(门+者)，有女如荼。”(門+西+土)(门+者)指的便是瓮城，可见早在春秋时期，城池的城防技术已经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由城墙、城楼、护城河、马面、敌楼、角楼、瓮城等组成的立体城防格局，基本在春秋战国时期都已成熟定型，并一直持续到明清时代。

　　今天，我们在北京看到的正阳门是老北京“京师九门”之一，它集正阳门城楼、正阳门箭楼与正阳门瓮城为一体，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御性建筑。明正统四年(1439年)，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御能力，在京师各城门外添建箭楼，正阳门箭楼也是此时建成。正阳门城楼通高43.65米，正阳门箭楼通高35.37米，在城楼与箭楼之间原有一座巨大的瓮城，南北长108米，东西宽88.6米。瓮城四向各辟一门，均为拱券式门洞。

　　城址的选择

　　一座城池的防御体系强大与否，除去城池的本身建设因素外，也与城址的选择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中国古代城池的选址历来讲究风水，抛开迷信的说辞不谈，借天时地利之便、靠山傍水、求取兵法上所说的“城有不可攻”的优越守势，自然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之下，这一点尤为重要。以宋元时期发生的两座城市保卫战役为例，颇能说明问题。

　　一个是钓鱼城。南宋晚期，宋蒙(元)战争爆发，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为抵御蒙古军队的进犯，采纳播州(今贵州遵义)人冉琎、冉璞兄弟“择险、任人、积粟、驻兵、徙城”的建议，于淳祐三年(1243年)在钓鱼山筑城，徙合州及石照县冶其上，屯兵积粮，控扼三江，以为重庆屏障。钓鱼城依山为垒，山便是城，城就是山。它不但有构筑在陡峭山岩上的内外两道防线，而且还有纵向延伸的水军码头，以暗道出口、一字城墙相连接的给养补给通道和天池泉井、水洞门为代表的给排水系统。在城中的两级台地上，还有良田千亩。粮草充足、水源无忧，加上指挥得法、抵抗有力，使得蒙古大军纵是骁勇无比，可也只能望城兴叹，束手无策。即便是大名鼎鼎的蒙哥汗，也在攻打钓鱼城的战斗中被飞丸击中，命丧黄泉。蒙哥汗战死之后，进军鄂帅I(今湖北武昌)的忽必烈和进攻漳州(今湖南长沙)的塔察儿以及占领了大马士革、正在与古埃及马木路克王朝军队作战的旭烈兀，为争夺汗位而匆忙回师，蒙古贵族集团开始了长期的内部争战。钓鱼城由此在世界中古史上赫然树立了“延续宋祚、缓解欧亚战祸、阻止蒙古向非洲扩张”的不朽丰碑。当时，钓鱼城就以“东方的麦加城”、“上帝折鞭处”：的威名震惊了中外。正是得益于钓鱼城的独特地理位置和以此为基础的山城防御体系，宋军才能在这座小城里坚持抵抗蒙元达36年之久。

　　另一个则是襄阳城。襄阳城和毗邻城市樊城位于今湖北省的北部边界，坐落在汉水两岸，二城隔水相望，汉水在更南部的武昌汇入长江。它们是进入长江流域途中的最后堡垒，守护着通往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东南和西部地区的交通要道。夺取这两座城镇将为蒙古人提供一个基地，可对南部其他地区发起攻击。也正是由于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南宋军队在襄阳依据有利地形，设立了“坚固的城堡、坚实的城墙和很深的护城河”的坚固防御工事，严阵以待。蒙古人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历经5年的围困，才最终拔掉了这根眼中钉、心头刺。

　　席卷欧亚大陆、几乎战无不胜的蒙古军队在南宋城池的强大防御力量下屡屡碰壁，甚至赔上了一位大汗，使得蒙古人对于城池、尤其是最后归顺的南方城池有着一种特别的反感。元世祖忽必烈在征服南宋后不久，便“命有司隳沿淮城垒”，开始有计划拆毁准河流域、长江中游、长江上游地区城市的城墙，只有少数城市因为各种特殊原因而获免，如江西的隆兴城由于滨西江，基于防洪的需要，城墙得以“姑存之”。元代陈大震纂修《大德南海志》卷八(城壕)云：“有州郡则有城池，所以捍御外侮也。天兵南下，平夷城壁，楼橹雉堞一切荡除。以后因之，不复修治。”毁掉还不让重修，可见毁城的目的不仅仅是泄愤，而是希望一劳永逸地削弱被征服地区的防御能力。只可惜到了元代末年，由于义军揭竿而起，四处攻掠，各地形势危急。由于没有城墙，这些城市很难抵御反抗军的进攻，随着攻守形势的转化，元政府又不得不下令重建城墙，开始了另—轮的历史重复。(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