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铁军威名扬

敢打敢拼血战到底

  

  “在八路军、新四军面前,日军是无法敌得过的,国民党军队也不是人民军队的对手。”(《一个日本老兵对侵华战争的反思》原日军少尉阿村太英雄)

  1937年9月25日,山西东北部已是狼烟四起,而内长城附近的一条峡谷却异常平静。上午7时,千余名日军乘汽车、大车进入了这条狭长的谷底土路,刹那间山谷两侧弹如而下,枪炮声、冲杀声震撼山谷,平型关战斗打响了。

  平型关一战意义重大。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是自1598年露梁海战以来,中国对日本军队的首次胜利。不可战胜的神话何来?在于日军深受武士道精神的毒害,再加上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因此野蛮凶悍,能征惯战。此战被歼之敌系日军第五师团辎重部队,该师团更是精锐之旅。曾任115师教导大队大队长的孙毅将军感叹道:“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体遍野,却捉不到活的。”

  打铁全靠自身硬。面对自诩“钢军”的第五师团,我八路军115师在装备简陋、弹药稀少之下,勇猛冲杀,刺刀断了用枪托,枪托断了用石头,就连伤员也抱住敌人伤兵厮杀。这场恶战共歼敌一千余人,我军也伤亡了一千余人。

  人民军队一向不畏强敌,敢打敢拼。在抗战中,“国军”整师整军地投降当伪军,而我军(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等)却无一个建制班投降日军。“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众所周知,实际上我军官兵在战斗到最后关头时,跳崖、蹈海、投江的壮士举不胜举。巍巍蒙山,更见证了八路军的英勇无畏。

  一次反“扫荡”战斗中,某连坚守对崮山一天,直至弹尽粮绝时,营长带领仅存的13名战士跳下深谷,7人牺牲;在另一次战斗中,死守苏家崮阵地的三十余名战士弹药打光后,抱着敌人投向悬崖,全部壮烈牺牲。

  在抗战中,我军(除东北抗联外)也有数个整连及个别整营全部或大部牺牲之战例。如新四军某部一营遭顽军包围,弹尽后除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分牺牲。冀鲁豫边区反“扫荡”中,八路军某部为掩护主力,两个连全部战死。还有新四军某部4连(刘老庄连)、某部6连、某部2连(剩一人),八路军某部10连等部队,都谱写了一曲曲宁死不屈的英雄赞歌。

  一往无前,不怕牺牲和战术高度灵活,使我军在抗战中的进攻战斗几乎无往不胜,而进攻的基本样式则是袭击。

  

  神出鬼没 奇袭强敌

  

  “……刹那间,毫无防备的木下中队自中队长以下的五十余人就被全部击毙了。接到紧急报告的我们第三中队立即乘坐卡车前往现场支援,傍晚前后赶到现场的时候,已经连对方的影子都看不见了。村子前的壕沟边上杂陈着日军的尸体,他们的武器早已被全部夺走。日军没有任何开枪还击的迹象,完全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受到了出其不意的打击。(日《中国战线从军记》原日军大尉藤原彰)

  1938年3月16日上午9时, 日军大队人马来到山西黎城、潞城之间的神头岭山路上,只见一支三十余名的骑兵离开了大路,走到一道深沟旁向远方东张西望,随即放心地策马掉头而去。骑兵搜索队根本想不到在这种毫不险要的地形会有埋伏,更想不到他们的马蹄差点儿踩着伏兵。敌人都进了包围圈。陈赓旅长一声令下,千百颗手榴弹在敌人队伍中炸开了花,平静的山梁顿时成了一座火山。手榴弹一爆炸,我386旅的3个团指战员就跃出隐蔽处,端着刺刀、红缨枪冲向敌人奋勇拼杀。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共歼敌一千五百余人,俘敌八十余人,我军伤亡二百四十多人。

  神头岭伏击战堪称八路军的一个战术典范。战斗中漏网的日本《东亚日报》随军记者写了篇报道,哀叹神头岭伏击战“大伤皇军元气”,称八路军的灵活战术实在令人难以捉摸。

  面对装备超强之敌,且在异常艰苦的敌后作战,袭击则为我军作战之基本形式,并以出其不意的奇袭为主。奇袭之敌,多则一个联队(团),少则一个班,不战则已,战则全歼,从而实现了取之于敌、以战养战,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目标。

  尽管我军的大量作战呈小规模战斗,但达成歼灭战,仍须要尽可能增大突然性、提高速决性,于是,近战夜战成了我军的一大法宝。

  

  刺刀见红 威震敌胆

  

  “……中国政府军打仗是枪炮齐鸣,他们往往拉开很大的架势。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我所认识的鬼子兵》原日军士兵山田)

  1937年10月间,雁门雄关,黑云压城,四处烽火连天。10月18日上午10时,一长串敌军车从雁门关上盘旋而下,沿公路开进了狭窄的山沟,突然间,枪声大作,敌弹药车被打着了,爆炸声响成一片。日军经过一阵混乱后,整顿了一下企图反扑。独臂团长贺炳炎随即大吼一声,率部冲上公路,只见他单臂持枪上去就捅死一敌兵,指战员见状士气大增,一场惊心动魄的白刃战展开了。指导员胡觉三挥舞大刀连劈六敌,被趴在车下的鬼子开枪击中牺牲。这场伏击战消灭日军五百余人,烧毁军车二十多辆,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忻口战役。

  奇袭就是打近战、夜战。近战就是靠刺刀、手榴弹解决敌人。为节省弹药、全歼敌人,让敌飞机大炮失去用处,优势火力无法发挥,我军在抗战中素以敢和日军拼刺刀著称。辽阔的敌后战场刀光剑影无处不见,重演了无数次冷兵器时代殊死鏖战之场景。

  神头岭之战前,我部补充团有些连队还是清一色的长矛,战士们就写了一个“矛子枪换鬼子三八式”的小条子挂在梭镖上,一仗下来,不少战士的长矛果然换上了“三八枪”。

  梁山战斗中,敌企图突围,我军即端着刺刀从四面压上去,经过4小时白刃战,将敌全逼人一个大院内,最后全歼了这个拥有3门大炮、装备精良的日军大队。

  经过多次作战,我军的刺杀技术明显提高。七亘村一战,12连战士杨绍清左刺右挑,一连刺死了6个鬼子。战斗英雄任常伦在一次战斗中子弹打完了,带领全班端着刺刀杀向敌人,他一人就刺死5名鬼子,全班终于守住了山头。在黄崖洞守卫战中,战士李天光独守悬崖,用刺刀挑死十几个鬼子,战后荣获“刺杀好手”的称号。邵家庄之战中,苗族战士王有才,一口气刺死几个鬼子,刺刀都刺弯了。此次战斗,我军用半小时白刃战就歼敌大部,整个战斗歼灭日军三百多人。

  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从弱到强,同样用刺刀杀出了威风。在黄桥战役中,我军与不打鬼子、反共害民的国民党韩德勤部相遇时,面对敌精锐117师,我军在关键时刻反复拼刺刀,刺杀敌人上千名时,敌始胆寒,纷纷跳河,敌军长也被乱兵拥人河中淹死。

  近战歼敌,刺刀见红,方显我军的英雄本色。美国陆军前些年恢复了刺杀训练。他们认为,刺杀技能既符合实战需要,且有助于提高部队士气,增强身体素质。可见,在现代战争中,我军仍须具备短兵相接的勇气和技能。

  敢打敢拼、斗智斗勇的结果,使我劣势之师与日寇苦战多年,终于打得强敌甘拜下风。

  

  骁勇善战 名扬天下

  

  “日军在千百次大小围剿作战中基本上没有给中共军队以重大打击。与此相反,在围剿中日军司令部、小部队和后方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事例不胜枚举。”曾任日寇华北方面军参谋的冢本政登这样感慨道。(转引自《中国抗日战争史》)

  平型关的硝烟刚散,八路军的一系列袭击就相继打响了。1937年10月26日上午,敌辎重部队在步兵掩护下向七亘村蠕动而来。日军沿正太路西犯多日,未受到任何打击,故毫不在意。不料我129师已在这小村子给他们挖好了葬身之地。一场激战,某部三营歼敌三百余名。

  令人叫绝的打法上演了。刘伯承师长判断此处为日军必经之路,定会近期重走,遂决定反用“战胜不复”之兵法,在此再设伏。他即令部队当敌来收尸时佯装撤退,绕一圈后又悄然进村。28日上午,敌军果然顺原路来,一路严密搜索,快进村才松弛下来。此时三营突然猛烈开火,又毙敌一百余人。两次战斗,我以伤亡30人的代价歼敌四百余名,缴获大批骡马及大量物资。

  七亘村之战,我军于同一地点三日两伏并胜之,在抗战史上创造了一个战术奇迹。

  与我军高度灵活机动之战术相比,国民党军队则多打堂堂之战,常分兵把守,消极防御,战术死板,故其数百万大军中虽有少数部队战斗力尚强,也多有坚决抗战之将士,但多数战役战斗之结果不理想。抗战中多见日军一个大队(相当于营,一千余人)击败“国军”一个师(七八千人)。到抗战后期的豫湘桂会战中,“国军”在美国空军占有制空权优势下,以100万大军对抗51万日军,仍损失过半至大败,而日军伤亡不到10万。

  我军多以优势兵力歼敌,但也常以同对方相近的兵力与其作战,而用少量兵力抵御数倍乃至数十倍之多的战斗亦多见。梁山一战,我军即以1:1的兵力歼敌一个大队。一次反“扫荡”作战,我八路军某团千余人突遭三千五百余敌军围攻,经16小时战斗,我以伤亡近百之代价,毙敌四百余名,并突出重围,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

  原日军士兵山田总结道,“日军如果遇到正规军,他们3000人,我们2000人,我们也会坚持攻击。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以少胜多的例子很多,地方军就更不成了。但1000日本兵和800八路军打起来就很麻烦。八路军非常顽强,在顽强的军队面前,我们的士气很低落。”

  由于我军奋勇作战,机动灵活,因而越战越勇,战斗力不断提高。在抗战中,平型关大捷,我军首创中国军队于一次战斗歼灭上千日军和全歼一个大队之战例,我军一次歼灭日军近千或上千人的作战,还有神头岭、长乐村、王家池、方太口、陈庄、陆房、黄土岭(歼敌900多人)等战斗,其中长乐村一战消灭日军二千二百余人,敌117联队大部被歼。一次歼灭日伪混编千人以上的战斗则更是难以尽述。另据不完全统计,我军一次全歼日军一个大队(营)的战例约有二十余次。反之,抗战中我军(除东北抗联外)在一次战斗中损失一个建制营之例则十分罕见。

  我军作战效能之高还表现在抓俘受降方面。众所周知,日军无比残忍,极端凶悍,宁愿战死也不投降。在缅甸战场上,日军被俘与战死之比达到1∶120。平型关一战毙敌上千,仅俘虏一人(后被农民打死)。然而,随着我军越战越强,日军越战越弱,其被俘投降者也逐渐增多。仅举几例:1939年的梁山一战,我俘虏与毙敌之百分比超过4%;1944年3月的车桥战斗,毙日军465人,俘24人,其比例为5.1%;同年6月的耙齿凌遭遇战,为14%;1945年2月的叶圩子之战,超过23%。到我军展开大反攻时,日军已成批乃至大批被俘投降。如我新四军8纵攻克高邮之役,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其中俘虏了九百多人。

  八年抗战,血流成河,神州变色。血泊中幸有人民军队奋起,逆强敌刀锋而上,由4万之师于鏖战中练就百万雄兵,为我国一扫颓势、继而在军事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了坚实基础。

  血海染成的抗战记忆永志不忘,四百万英烈生命铸就的抗战军事遗产弥足珍贵。在东邻“武士”阴魂不散之际,我们总结历史,旨在以史为鉴,制止强盗,保卫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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