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娃和亚当的阴霾

非洲的夏娃和亚当棗中国人的“祖母”和“祖父”?

　　

　　20世纪末，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和最早参加周口店发掘研究的瑞典乌普萨拉研究所将北京猿人的头像从展柜中撤了下去，有的博物馆尽管没有把北京人的头像撤掉，但是，注明为“人类进化的旁支”。

　　在这些地方，北京猿人失去了他作为人类祖先的地位。

　　事情发生在1987～1989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艾伦·威尔逊为首的一批分子人类学家根据对 147名各大洲不同人种妇女胎盘细胞中的线粒体DNA分析，发现有一种线粒体从产生之日起，便通过母系代代遗传，20万年前在非洲生活的一位妇女第一次携带了这种线粒体，这位妇女被称为“夏娃”人类学界又称她为“老祖母”。她的后代在大约 13万年前走出非洲，扩散到世界各地，取代了当地的古人类，成为现代人的祖先。

　　这一观点被称为“夏娃理论”。

　　推算结果认为，中国大陆的人类也是这位老祖母的后裔。这个理论出现之后，立即在世界学术界占了上风，北京猿人的头像被撤掉，就是此时发生的。由于线粒体DNA只通过母系遗传，根据它的突变速率可以测算出不同人群分化的年代和亲疏关系。推算结果证明，不但非洲和欧洲的现代人是她的子孙，连中国大陆的人类也是这位老祖母的后裔。这个理论出现之后，被许多生物学家反复测算，采样验证，结果没有发生大的偏差，不久，在世界学术界和人类学界占了上风。北京猿人在人类进化中的地位被否定了，上述北京猿人的头像被拿掉，或者加以注明“为人类进化的旁支”，来告诉人们，“北京猿人和他们的后裔已经灭亡了，我们都是非洲夏娃的子孙。”

　　但是，遗传学家发现“夏娃学说”有许多欠缺，甚至他们认为的 DNA线粒体只能由母系稳定遗传的说法也不是很靠得住的，因为，起码有一例实验表明，父亲的线粒体遗传到了他的女儿身上。最起码，这个结论没有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支持，在中国一般民众中间甚至当作笑话来讲。

　　这使遗传科学家们十分困惑，于是，他们继续工作，又找到了Y染色体拟常染色体非重组区段的S NP标记(NRY)进行遗传研究。这是由于人体内只存在一份父系遗传Y染色体非重组区，这种染色体可以有效地排除交换重组的混血干扰，更能稳定地遗传，因此可以忠实地记录人类的进化过程。

　　这一成果是2001年斯坦福大学的昂德希尔等人利用变性高效液相层析技术对全球1 062个代表性个体考察分析得到的。这些人中，有21 8个 Y染色体，是非重组区位点构成的，能够稳定地遗传，遇上基因碰撞杂交，也不能重组，每一次遗传，都记录了或者含有它最初的存在形式，然后，加上了本次遗传“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变异。这218个Y染色体构成131个单倍型。研究结果显示，具有明显的群体亲缘关系的人群，都具有来自1 3 万年前同一父系的 NRY，这个父亲被称为“老祖父”，通过严密的SNP上溯推算，这位老祖父也是来自非洲。这个理论被称为“亚当”理论。

　　夏娃和亚当理论共同得出的研究结果认为，世界上人类的各种分支都发生在非洲，而后再分出欧洲人种和亚洲人种。在亚洲人种中又分化出美洲和澳洲人种。

　　

　　中国遗传学家的实验和回答

　　

　　尽管夏娃和亚当理论已经很严密了，但是，在我们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界大多数人基本上还是不信任这个理论。因为，我们发现的人类在中国连续进化的证据太多了。不但人类化石从170万～l万年连续不断，更重要的是，具有完全本土特征的以石器为代表的原始文化更加具有连续性，和非洲、欧洲及中东地区的文化，显示出巨大的差异。外国科学家要想以一种分子的测验和分析这种“软件”来说服我们是非洲智人的后代，是非常困难的。笔者认为，他们这一理论连周口店都绕不过去。可是，在最近，中国最权威的分子人类学家 (其中大多是人类基因组的成员)做出的一项实验，得出了和国外科学家相同的结论，从而，使我们不得不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了。

　　中国科学家从遗传学上得出东亚人和中国人群源出非洲的结论的一篇论文，是在国际一流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的。参加组织这项课题的有德高望重的中国遗传学的创始人谈家桢教授和其他一流的科学家共1 4人。 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承担了联合国人类基因图谱的测试和绘制任务。他们的能力和信誉没有丝毫可怀疑之处。

　　他们的采样和研究是严肃认真的，用了能覆盖绝大多数染色体的微卫星标志(代表人类染色体最微小的能够稳定遗传的基因成分)，对遍布全中国的2 8个群体进行了采样分析，北至黑龙扛鄂温克族，西到维吾尔族，东面一直到台湾高山族的几个分支，南到云南的主要人群，都作了采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另外他们还做了1 5个国际上的参考人群，包括西伯利亚，日本，柬埔寨的，澳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还有欧洲和非洲的几个群体。采样规模达到43个地区和人种。

　　研究的结果认为，今天中国和东亚人群的基因构成主要来自于非洲，时间大约是6万年至4万年，这些通过南太平洋来的非洲人是我们的直系祖先。而6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大陆上的人类在最后一次冰期中全部灭绝了。

　　他们拿到的证据很充分，显示出这些非洲智人是先到了中国南方，再移到北方。时间是在3万～6万年前，逐步迁徙流动，最后占领中国大陆的全部。

　　这个研究成果一经公布，马上使中国古人类学陷入了被动。但是，事实是不是就是他们说的那样呢?占人类学家们从1 921年在周口店发现最原始的人类化石，1929年发现完整的头盖骨，第一次实现了将基督教的亚当从人类的始祖地位上拉下来的“达尔文愿望”，现在面对来自非洲的亚当，而且和夏娃结伴宣称是所有人类的祖先。

　　问题比当年还复杂。

　　在中国大陆，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公布和研究了11 00多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可以说，没有发现进化断层和人类灭绝的迹象。那么，分子人类学家认为的中国10万～5万年前，即最后一次玉木冰期的人类灭绝，缺少标本的事情是否存在呢?

　　这就要说到200 3年年末的一次旧石器考古学的重大事件了。

　　

　　鄂尔多斯人有7万年至1 4万年的历史

　　

　　2003年12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召开了“纪念‘河套人’发现8 0周年学术座谈会”，这个发现是80年前法国科学家桑志华和德日晋发现的。中外人类学家聚集——堂，首先纠正了中文文献将“ordos”鄂尔多斯的英译误译成“河套”，将“河套人”正名为“鄂尔多斯人”。同时根据最新研究出上的人类化石和石器等遗物，中外科学家经过最先进的手段测定，证实鄂尔多斯人(河套人)生存的年代，是距今7万～1 4万年前。那么，认为中国大陆上的人在10万～5万年左右就灭绝了的理论就不攻自破了。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美籍的犹太人类学家魏敦瑞就曾指出， 50万年前的北京人的一些骨骼和牙齿特征与现代中国华北人之间存在着演化上的连续性，前者是后者的直接祖先。1978年，中国古人类学者吴新智、张银运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学说”，是真正能说明中国大陆人类进化的科学理论。

　　“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学说”的重要依据是发现了800万年前的禄丰古猿、200万年前的巫山人、115万年前的蓝田人，50万年前北京人以下的还有30万年前的安徽和县人和南京汤山人的文化已经很进步了，这种文化一直延续到l万年前，范围不但普及在中国大陆，而且延伸到北美和北极。所有中外人类学家都认为，北京猿人代表的直立人发展到智人阶段是没有中断的。而在中国，属于早期智人的有20万～10万年间的辽宁金牛山人、陕西大荔人、山西丁村人等；属于晚期智人的有4万—1万年间的北京山顶洞人、云南丽江人、四川资阳人等。这说明中国人的进化具有不间断的连续性。这属于不争的事实，或者说是人类学研究的硬件。当然，非洲起源论和亚洲起源论争论的实质，并不是要争夺人类发源地的“专利权”，而在于要搞清楚各种不同人种存在着体质特征、遗传基因、文化形态等显著差别，探索现代人类生命起源的奥秘，从而建立科学的基因库，对于避免许多遗传疾病，优生优育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甚至有些人认为，未来世界的发展，究竟哪个民族能走在前面，就取决于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成果。

　　但是，持亚当、夏娃理论的人认为，鄂尔多斯人只是一个孤证，并不能说明全部中国人的遗传现象。

　　

　　对周口店山顶洞的研究证明非洲来人在遗传上是失败者

　　

　　此时，从他们极力否定的对周口店北京猿人至山顶洞人的研究中反映出来的成果，更加证明，亚当、夏娃理论不适应中国人的进化模式。

　　笔者曾经长时间研究周口店山顶洞的遗物和同时期的其他晚期智人遗址的遗物，又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收集研究了非洲、中东、欧洲、南太平洋的石器。中东和非洲地区早期和晚期智人的石器，大多是几何形的，三角形、梯形、斜长方形等等，其中代表性的石器是一种先进的手斧。这种手斧始终没有在我国发现。难道他们单单是人来了，却把他们先进的石器技术给忘掉了?最近，在广西百色盆地和湖北郧县都发现了8 0万年的手斧，那是旧石器早期的遗存，和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没有关系。只不过证明，中国大地上的早期原始人类并不比欧洲和非洲人的智商低。

　　为了获取关于石器的全面的资料，笔者对中国早期至晚期智人的石器进行了全面的检索，也就是说，对 10万年至3万年前的石器检索了一遍，发现只有两处遗址含有中东和欧洲石器的特点，一个是位于宁夏的水洞沟遗址，在时代上稍晚于萨拉乌苏。它的上层文化也是法国科学家发掘并进行研究的，几种断代方式证明，水洞沟上层的时代，距今大约为 35000年左右。这个遗址的文化性质和欧洲的莫斯特文化以及奥瑞那文化相近。除了没有手斧之外，三角形、梯形和半月形的石器都发现了。除了水洞沟之外，在西藏定日县的苏热也发现了以片麻岩为主要原料的石器，大多呈三角形、矩形或者月牙形，有一件心型尖状器和中东同时代的石器十分相近，但是，仍然没有手斧。苏热石器加工方法成熟，器形稳定，时代正好在5万年以前，也就是分子人类学家们估计的非洲人到达中国大陆的时间。但是，这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文化，没有找到它扩散发展的迹象。而围绕着苏热地区，大量的旧石器和新石器地点，几乎全部是周口店一一峙峪型的细小石器文化。前年和去年由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部门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第五次发掘，出土石器5000多件，其中有8件纽扣大小的磨制装饰品，相当精美，其技术和艺术水平远远高于山顶洞的穿孑L小石珠，而时间上又早于山顶洞，所以，又一次证明，水洞沟文化是外来的先进文化，但是，她自生自灭了，而临近水洞沟不足 1 00千米的萨拉乌苏文化(周口店一一峙峪型小石器文化)，在北方地区则有大量发现，发展序列也清楚。在相同的环境，相同的材料情况下不可能想像只有人种和基因的遗传，而放弃自己先进的文化。从苏热的情形来看，苏热文化单独存在了一个时期后也消亡了，或者是被本地文化取代了。在江苏双沟醉猿遗址发现了距今 5万年的晚期智人化石，虽然没有头盖骨，但是，其蒙古人种的特征也十分明显。

　　中国晚期智人最有代表性的是周口店的山顶洞人，经过两种先进的方式检测，他的早期有4万年，晚期到17000年。可以代表八个个体人类，而且有三个完整的头盖骨。笔者经过研究得出来的结果是：从非洲来的智人在遗传上是失败的，他们或者是彻底消亡了，或者是融入了中国大陆的原始人群中了。

　　1933年，山顶洞人出土之后，国际上公认的最权威的人类学家魏敦瑞就比较详细地研究了那三具完整的头骨和八个个体人类化石。他在1939年研究山顶洞人的人头骨后，将研究结果发表在《东亚发现的现代人最早的代表》一文中。他认为那个在山顶洞地层隆重埋葬的男性老人是蒙古利亚人种，也有接近日本北海道的阿伊努人的特征。而中年女人类似爱斯基摩人，青年女人像美拉尼西亚人。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韩康信研究员专门到日本观察了阿伊努人遗留的骨骼，认为和旧石器时代从东亚大陆的蒙古利亚人种相似。这件事情发生在“夏娃”、“亚当”理论提出之前。当然，和我们临近的日本在4万年至 1万年时，是能够在陆路相通的，所以，日本人具有蒙古利亚人种的特征丝毫不奇怪。

　　在，人类学中，黄色皮肤的小国人被称为蒙古利亚人种，除了中国大陆之外，东亚的日本、朝鲜，西伯利亚、北美的印地安人和北极的爱斯基摩人，都属于蒙古利亚人种。

　　这样，那个美拉尼西亚人就显得格外惹人注目了。

　　美拉尼西亚人是非洲之外的最大的非洲人种群。美拉尼西亚是指现在大洋洲一带，位置在南太平洋中，东起新几内亚，西到斐济群岛，他们在冰期时代，进入南中国大陆很方便。在山顶洞发现了美拉尼西亚人，证明非洲晚期智人在6万～3万年确实通过南太平洋来到了中国。也就是说，分子人类学家所认为的非洲智人通过中东地区来到了中国的南方，然后继续向北方发展的推测，不是空穴来风，确实是有根据的。在山顶洞发现的这个美拉尼西亚人无疑就是来自南方。笔者研究了在山顶洞中遗留下来的3枚穿孔的海蚶壳，出土位置是在墓中老年人头骨的左侧，而这个老年人是明显的蒙古人种。这种海蚶壳只产在东南沿海，距周口店最近的直线距离也有400多千米。如果说它们是辗转交换过来的，按照当时生产发展水平和交通道路环境，那个时代不可能有这样的交换，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它们是北进的美拉尼西亚人带来的。也就是说，确实有特征明显的从南方来的、头骨构造不同于蒙古利亚人(爱斯基摩人和蒙古利亚人特征基本一致)的外来的非洲人种。

　　冰期时代，可供食用的植物很少，只能以捕食动物为主生存，山顶洞人在不断追逐猎物的迁徙和遗传中，其中向东北方向的一支，从山顶洞下来，第一站就是到了现在的北京市王府井东方广场，遗憾的是没有留下人类化石。然后到了河北遵化的：孟家泉，留下了人类遗骇，然后是迁安的爪村人，进入辽宁的有建平人、小孤山人，吉林的榆树人，黑龙江顾乡屯人，一直到中国最北部扎莱诺尔人。这一路上，蒙古利亚人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笔者最近专门去了海拉尔民族博物馆，和内蒙古学者一起确认了扎莱诺尔人是山顶洞人的直接后裔，表现出来的完全是蒙古利亚人种的特征。在整个过程中，美拉尼西亚人的特征基本消失了。在山顶洞人时期还有来自非洲的特征明显的美拉尼西亚人，到了扎莱诺尔，中间相隔一万多年，不但没有分子生物学家所说的是“外来的先进遗传因素”取代了本地的人种，反而他们的人种特征消失厂。为什么消失，无非两条渠道，一个是灭绝了，被当地的蒙古利亚人消灭了；另一个就是通过遗传，融入了蒙古利亚人里面。所以说，中国人种以本地延续发展为主，外来基因碰撞杂交为辅的提法，和化石标本是相符合的。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产自非洲“夏娃”和“亚当”的血缘遗传基因，对中国人的影响有一点，不大。来到中国的夏娃和亚当的后裔，基本上还是融合到中国本地的血统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