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岩崎家的收藏

俄军士兵手中的AK-47突击步枪

　　引言：1907年3月28日，静嘉堂文库长重野安绎出访欧洲途中，停泊上海，与陆树藩会谈，订立协议，静嘉堂以10万清朝银元（约12万日本元）全部买下陆氏藏书约4.4万册。是年6月，三菱海运的一艘轮船把这4万多册中国古书运至东京。

　　三菱基业的暂时接管人

　　正如2009年大河剧《龙马传》剧情那样，追随坂本龙马的土佐藩“地下浪人”岩崎弥太郎凭着一腔“所奉为公”的浪人精神，于1870年开创了九十九商会（后改名为“三菱商会”）。岩崎弥之助年幼其兄16岁，是家里老幺，按照父兄的设计，按部就班地成长。

　　18岁的弥之助从土佐藩来到大阪，投入重野安绎开设的成达书院研习汉学，受到这位日后开创东京帝国大学国史学的大学者之赏识。1872年4月，弥太郎认为国际海运必然要求精通外语的接班人，遂安排弟弟远赴纽约留学，翌年11月，回国奔父丧的弥之助以相当于副总裁的身份进入三菱商会，时年仅22岁。

　　此后数年，三菱的海运事业由于承揽台湾出兵和西南战事的军事输送而获得政府的极大信任，成为垄断日本海运的霸主。物盛则衰，1883年，庇护三菱的大隈重信等政治家失势，明治政府对待三菱的态度忽然严厉起来，屡次要求三菱与另一家海运公司合并。岩崎弥太郎在这场与政府的拉锯战中殚精竭虑，1885年因病含愤辞世，年方50岁。34岁的弥之助临危受命，一方面向政府递上白旗，接受合并；一方面逐渐将三菱的经营重点从海上转到陆地，着力开拓采矿业和造船业。

　　岩崎弥太郎是长兄，是洒脱豪放的创业者。岩崎弥之助是幺弟，生来便是守成者，恩师重野安绎评价他“温厚顺良，以忠实服侍兄长为务”。

　　可以说，三菱百年基业的框架，是在弥之助的手上完成的。仅仅8年间，三菱会社在九州、冈山等地开发了煤炭、铜铁等矿山，铺设运送物资的坑道铁轨，又在长崎设立“东方最大的造船厂”，乘机从生产流通领域进入金融业，开设了三菱银行。1893年，岩崎弥之助把三菱总裁的位置让给28岁的侄子岩崎久弥（岩崎弥太郎的长子），此时的三菱财团，已经是紧紧纂住日本命脉的独一无二的经济实体。

　　陆树潘家的藏书

　　社会动荡的大变革时代，往往出现大收藏家，岩崎弥之助就是这样的“国家不幸藏家幸”典型代表。从1870年开始的30年间，锐意“脱亚入欧”的明治政府推行一系列“废佛毁释”政令，许多佛教大寺院被占为神社，寺内文物被豪取强夺。在这场文化浩劫之中，就连奈良法隆寺这样显赫的大佛寺，也要采用主动上缴寺内宝物献给天皇（即今日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法隆寺宝物馆所藏），以求躲过一劫。另一方面，失去了社会身份地位的大名家、武士家为解生活之困，也在不断地低价抛售旧藏。

　　可以说，那30年间，日本传统古物的多舛命运。而在当时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明治社会，洋风洋物更受本国收藏家喜爱，反而欧美人士甚至中国学者涌至日本搜集文物，当时赴日的黄遵宪、缪荃孙、杨守敬等就收集了许多善本秘籍回流中国。一向“尚古”的弥之助有感于斯，立愿“东洋之物，留于东洋”，1885年执掌三菱之后，更以“寻访东洋名物”为自己的社会责任。仙台藩的藩主伊达家，祖上保存着一套10件的茶室道具，其中有宗师千利休的双手摩挲过的茶入与茶碗，更有南宋著名禅僧——虚堂智愚（1185～1269）的亲笔墨宝，1888年冬天，伊达家意欲善价出让的消息一传出，弥之助连夜从大阪赶往仙台，以外人所不知的天价购入这套茶道具。

　　1893年，弥之助最敬重的恩师重野安绎，从东京帝国大学退休之后全力编纂国史，弥之助为了“直接援助恩师之修史事业”，在东京神田设立静嘉堂文库，开始进入古籍收购。当时日本古书商人皆知，如有完整的私人藏书希望完璧售出，找静嘉堂准没错，因为弥之助定下静嘉堂收藏宗旨是，“把握旧藏者藏书之全体像”。中村正直的1.5万册旧藏，竹添光鸿的8000册古书……1894年至1905年的11年间，几乎当时日本辞世的藏书家之全部旧藏，尽收入静嘉堂库中。

　　因此1905年，当日本驻苏州领事白须直将清末四大藏书家的湖州陆氏意欲出售陆心源皕宋楼、十万卷楼等藏书的消息告知静嘉堂文库，岩崎弥之助立刻表达了收购意愿，但就陆树藩开出的50万元天价，颇为踌躇。先前陆树藩谨遵家藏图书“切勿散佚”的家训，多方联系国内藏家，打算集中出售和转赠，竟无愿意接受之合适单位；后又希望在保持藏书完整性的前提下悉数折价售与国内藏家，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张元济等文化人亦多次建议政府和文化机构将陆氏藏书买下，然而两年间，陆树藩急需偿还日益高筑的负债，因陆氏藏书售价太高，国内竟无一购书意向。陆树藩其时认为，与其逐渐拆分择精售出、忍见藏书在自己手上一散再散，不如集中售与日本藏家，至少保证了旧藏的完整性，不违先人遗训。

　　1907年3月28日，静嘉堂文库长重野安绎出访欧洲途中，停泊上海，与陆树藩会谈，于是有了前面引言中讲的一幕。出资的岩崎弥之助，还来不及细览这些泊来珍籍，就在第二年（1908年）3月去世，享年58岁。

　　财富的福音

　　静嘉堂收购皕宋楼藏书一事，在之后百年伴随民族仇恨

　　逐渐发酵，直至近年被称为“20世纪中国文献典籍被外人劫掠之重大惨祸”。陆树藩的曾外孙徐桢基坦言，“当时中日民间书籍购买互有往来，买卖自由，加之系私人藏本，清廷未加干涉，也无暇顾及，他人亦无可奈何。但上世纪30年代后，随着中日关系恶化，售书日本之事的严重性越来越凸现。此举虽保持了陆氏旧藏的完整性，但却使我国大量宋元善本流入日本，无价国宝永离故土。欲避免藏书散失之陆树藩，反而因此背上不肖子孙之骂名，这是陆树藩生前所预料不及的。”（徐桢基口述《陆树藩其人与皕宋楼藏书售日事》，《史林》2007年增刊）

　　陆树藩未必预料其背负的身后骂名，岩崎弥之助却是完全掌控着其一生收藏的身后命运。弥之助遗愿将生前所藏悉数捐给静嘉堂，1910年，长男小弥太遵照父亲遗愿，在东京郊外的北多摩郡建造了灵庙作为“纳骨堂”（骨灰冢），同时在高轮的岩崎邸宅盖造日本首座钢筋水泥书库，以收藏静嘉堂文物。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导致东京城中的岩崎家建筑受害惨重，小弥太决定将父亲的古物都转移到郊外，翌年于灵庙之旁加盖了静嘉堂文库的洋馆建筑，这一次转移，恰好躲过了20年后的东京大空袭，实为文物之万幸。静嘉堂的20万册古籍可以说皆係岩崎弥之助的生前私藏，后来又具有“供品”的象征意义，可是除了一本19世纪日本《名刀源秘录》之外，全部图书皆未见弥之助的个人藏书印。书过留印，每一部古书无不留下历代拥有它的主人之私章，这是中国古往今来私家藏书的习惯。岩崎弥之助不留私章、身后又将全部收藏捐出，可见其走出私家收藏的旧时代、将静嘉堂收藏事业当作公共慈善事业来经营的立意。

　　1899年访美期间，弥之助购入钢铁大王卡耐基刚刚出版的《财富的福音》一书，对此书提倡的公共慈善理念产生了极大共鸣，回国之后即延请早稻田大学商科教授的伊藤重治郎着手翻译。1903年实业日本社出版了日文版《富の福音》一书，弥之助亲自作序，极力推崇“财富的福音不是花在自己身上或者传给后代，而是将之贡献于社会”的财富观。

　　无论是西方基督教还是东方佛教，个人私有财产皆被定义为“罪业”之一种。9世纪之后流行的日本大乘密教认为，在家俗人通过施舍财物和供养僧侣便能赎罪获救，因此富人权贵将珍稀的古籍、宝物等当作净财施舍入佛寺，这也是古代公共慈善事业的最大动力。然而从弥之助的所言所行来看，他受“美国精神”的影响比本国佛教更为深远，在《富の福音》序言中，他深深地认同卡耐基代表的所谓“自由慈善主义”：捐赠不是为了有钱人精神上的救赎，而是为了改善受惠者的品性和社会风气。所以，任何捐赠都要精心计算其后果，高度理性化。

　　弥之助一生的收藏事业暗合着《富の福音》的精神：当整个社会抛弃东洋传统的时候，他逆潮流而上，全力收集东洋古物，而在收集古书之时又强调“一揽子买卖”，坚持最具书志学（文献学）价值的藏书完整性。受弥之助影响，他这一支的家族成员在过世之后，生前蒐集的收藏品都会寄赠给静嘉堂。静嘉堂的“岩崎家”印迹，在弥之助身后30年间渐渐淡化，1924年静嘉堂文库开始向全社会公开藏书阅览，1940年登记为财团法人，成为面向社会公开的独立法人代表。

　　因三菱财团在二战期间助纣为虐，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财团被勒令解散，静嘉堂文库被充作国有财产，划归国立国会图书馆的一个支部。1970年，静嘉堂文库又脱离国会图书馆，复归三菱财团经营。时至今日，静嘉堂虽然在财政上由三菱财团支持，但却是公益法人性质，藏书面向全世界开放。中国的学者或普通访客只要提前申请预约，都可以在东京郊外的桃源之处，亲眼觐见百年前渡航而来的宋元古书。

　　“藏家无三代”几乎是中国民间收藏的定律，而漂泊东瀛的陆家4.4万册古书，竟在动荡不安的百年之后完好地存活下来，这不得不归功于岩崎家的文化公益事业经营策略和岩崎弥之助收藏传统名物的胸襟与气魄。

　　【责任编辑】谷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