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父”金九的中国情缘

金九（1876年7月11日～1949年6月26日），韩国著名的独立运动家，被誉为“韩国国父”。他原名金昌岩，号白凡，籍贯安东金氏，出生于朝鲜黄海道海州西白云坊基洞的一个农民家庭，是家里的长子。他从小就学习汉语，17岁时参加李氏王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但名落孙山；其后参加反日爱国运动，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奋斗一生。1919年“三一”运动失败后，金九流亡中国，在中国生活和工作长达27年之久。1949年6月26日，金九被韩国右翼分子安斗熙暗杀。他的一生颠沛流离而又曲折坎坷，成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历史缩影，金日成称他为“革命的老前辈”；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也曾说：“在韩国人中，我最尊敬的是金九先生。金九先生是韩国国民最尊敬的人。金九先生到死都坚定不移地为民族的独立和统一而鞠躬尽瘁。”他的功绩也得到了当时中国领导人的认可和尊重，成为了中韩友谊的佳话。那么，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金九在这片土地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际遇呢？

　　义无反顾投身革命

　　1893年，金九加入东学教并改名金昌洙，领导了一次农民起义，失败后有了第一次中国之行，这使他开阔了眼界，了解了国际形势。之后又参加金利彦的反日义军，失败后失望地返回朝鲜。回国后为争取民族独立又做了多方努力，也曾数次入狱。1919年3月l日，朝鲜爆发了波及全国的反日独立运动，史称“三一”运动。这次运动受到日寇的镇压，从此国内形势开始恶化，很多有识之士纷纷奔赴海外。在这种形势下，金九秘密来到中国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民族独立革命活动。金九先生于1919年4月13日来到上海，直至1932年4月29日虹口爆炸案之后离开，在上海的时间有13年之久。

　　1919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金九担任临时政府警务局长一职。虽然临时政府取得了很多的成绩，金九在担任警务局长期间的工作也开展得有声有色，但由于内外的形势和成员们出身和政见的不同，临时政府的成员们为争夺领导权纷争不断，导致内阁频繁更迭，一些人向日寇投降，很多人被捕，还有一些人各奔前程，使得临时政府原本拥有的千余名独立运动者迅速减少到几十名。在经济上，由于日本警察机关的监视和破坏，国内募集的资金很难定期送到，海外侨胞的援助也时常中断。金九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虽然政府的房租是30元，工友月薪不足

　　20元，但也无力拿出这笔钱，因此曾因房租问题与房东发生过几次诉讼。”这一时期，金九及其家人的生活也贫困潦倒。迫于无奈，母亲想让金九出去工作维持生活，金九坚决地说：“我死也不离开临时政府大门一步！ ”由此可以看出金九对于革命的坚定。

　　在这样的情况下，1926年12月，金九出任临时政府国务领，他通过以下措施使临时政府摆脱了危机：1.通过修改宪法，改革临时政府的组织领导体制，改国务领制为国务委员制，每个国务委员的权利和义务平等，主席由国务委员们轮流担任，从而消除了从前的纷争。2.以书信方式广泛联络海外侨胞，争取他们在经济上的支援。3.秘密组织“韩人爱国团”，制造了李奉昌在日本东京阻击日本天皇的“樱田门事件”和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投弹炸死日本驻上海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等日本军政要员的“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这些措施不仅使临时政府摆脱了危机，也唤起了很多侨胞的爱国热情。虹口公园事件发生之后，为了避免连累无辜，金九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声称此案由他一人策划，之后日本悬赏60万大洋捉拿金九。迫于形势，金九从上海转移到了浙江。

　　逃亡辗转 继续奋斗

　　为了避难，金九先后经过了中国的杭州、嘉兴、南京、长沙、柳州、重庆等地，最后在重庆地区的活动大约持续了7年时间。在避难转移的过程中，同盟会元老、曾任浙江省主席、上海抗日后援会会长、上海法学院院长的褚辅成先生对其帮助最大，正是由于他对金九的无私帮助，1996年韩国政府授予褚辅成的后人褚启元先生“大韩民国建国勋章”。

　　金九首先被转移到了褚辅成的家乡——浙江嘉兴，但很快日本人就到沪杭线一带搜捕，褚辅成便安排他到自己的儿媳、海盐首富朱少虞之长房孙女朱佳蕊的娘家躲避，此时的朱佳蕊刚刚生下儿子褚政元不到半年，但她毅然担当起了护送金九先生的重任。到了海盐之后又转道六里堰，翻过野鸭岭到载青别墅，在那里安全避难半年。金九之子金信回忆说：“当年在上海，3元大洋可以让一个普通人生活一个月，而日寇悬赏60万大洋捉我父亲。中国人民不为金钱所动，从上海到嘉兴到海盐，到处受到中国人民的保护，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

　　金九的避难也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重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专人安排金九的安全保护事宜，后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中组部每月拨给金九5000元作为工作费，而临时政府的事业费则根据金九提出的计划另行拨款，这笔费用后来被列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特别费预算支出。1933年1月，金九来到南京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会谈当中，金九听从了蒋介石的建议，为开展独立战争训练一批军官，从而达成了中国政府帮助其领导的独立运动培训武装干部的协议。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金九领导临时政府参加中国抗战。由于形势危急，金

　　九一家及临时政府迁到了长沙并在那里停留了半年时间，金九在《白凡逸志》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我们百余名大家族迁居到长沙，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照顾和在美同胞的援助，可谓无微不至，是难民中的高等难民，尤其是长沙物产丰富，物价便宜，新到任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与我很是熟稔，更给了我们许多便利。”“我在上海、杭州、南京时，除了特别的情况外，都使用假名，但在长沙就光明正大地用金九的名字了。”随后，他积极谋求三党即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韩国国民党的合并，遗憾的是，因李云汉枪击长沙朝鲜革命党的本部楠木厅一案而没有成功。在这次事件当中，金九受了重伤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已经认为没有希望了，蒋介石闻讯命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金九的性命。”并且一天中3次致电张治中询问情况，张治中也亲自去医院探望。事后，蒋介石还送去了一大笔慰问金。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1938年，金九以及他领导的临时政府先是迁往广州，后来又经过贵州抵达重庆，以后7年多的时间里，金九和他领导的临时政府在此指挥韩国抗日活动直到1945年11月回国。1940年，中国官方在重庆郊外的土桥建造“韩人村”，又将枣子岚垭设置为临时政府官邸，还设立了供韩国孩子就读的小学。10月，韩国临时议政院在重庆召开会议，正式选举金九为临时政府主席。金九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组建了韩国光复军，中国官方承担了全部军费。金九之子金信也曾回忆说：“在重庆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粮食物资供应非常困难，但是国民政府一直保证韩国临时政府的活动经费和基本生活开支，我们再也不像在上海法租界时那样困窘了。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维持不下去的。”此外，金九还积极争取国际社会对临时政府的承认，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获成功。

　　依依惜别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重庆各界都举行各种仪式欢送金九先生。蒋介石夫妇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茶会进行欢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也专为临时政府成员举办了欢送会。金九先生等29人乘飞机前往上海，发表《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回顾了中国各界对其领导的独立运动的支持和帮助，称“似此义薄云天，是九等与吾韩三千万民众当永感不忘也”，“依依惜别之情绪，实非楷笔所能罄”，表示“更愿与贵国保持永远密切合作之精神”，“互相亲睦，于亿万斯年也”。金九在机场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说：“当暗杀日军白川大将案发时，余匿居嘉兴东塔寺，幸赖贵国友人多方惠助，方免于难。余居贵国几三十年，无异自己故乡，今将离去，诚不胜眷恋之至。”

　　1945年11月23日，金九先生从中国上海飞往汉城（首尔），回到了自己阔别27年的祖国，然而此时的朝鲜半岛正处于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之下。1945年12月，苏、英、美三国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提出了由四强托管朝鲜的建议，1948年美国又主张在朝鲜南部单独“选举”。这些都遭到金九的强烈反对，但在美国的扶持之下，李承晚成为韩国的首任总统，金九被李承晚所派的韩国右翼分子安斗熙枪杀而死，终年74岁。韩国人民为金九举行了国民葬，将他安葬在了孝昌公园墓地，大韩民国政府追授他“建国功劳勋章”一枚。

　　1997 年，浙江嘉兴金九避难处及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员住址都已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韩国人都来中国寻找他们前辈的足迹，历史也铭记了金九和中国的不解情缘。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