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名称的由来

一名之始竟与一国兴亡相关

　　

　　夏以后的商朝，逐渐建立了奴隶制国家。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商朝的商业贸易也得到空前发展并出现了水陆运输行业化和专门从事商品流通和交换的商人。但是，当时却并不叫商人也并没有商人这个名称。

　　谁曾想到，一名之始竟然与商朝的兴亡相关联。

　　在公元前16世纪时，商族在一个叫亳的地方(今天的河南商丘县北)建都，后又迁往殷地，即今天的河南安阳小屯村，史称殷商。商族主要活动在当时被称为滴河的清漳、浊漳两河流域。在殷商建国的600年间，虽曾八迁都城，但一直在清漳、浊漳两河一带。商，之所以为商也便得名于此。

　　后来，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可是周公旦对商朝仍不放心，为了消除商朝的历史痕迹，遂将滴河改名为漳河。周王除了对商朝的贵族集中于一处严加管束外，对其善于经商的商朝遗民也基本限制其自由并只准许继续经商，这些被集中管束的商朝遗民经商者被通称为“商人”，以便与周朝人区别开来，这显然带有轻蔑和歧视之意。可年深月久，人们慢慢忘记了商人“贱民”的含义而成为了买卖人的代称。

　　至今3000多年来，“商人”的称呼一直经久不衰。

　　

　　“商人”与乌龟壳上的“船”

　　

　　人类的商业活动自古就与水陆交通息息相关，但古代商人使用的商船究竟是什么样子?人们却不得而知，只能从古籍的只言片语中去揣测。

　　90多年前的晚清时期，《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偶然买到了一些刻有花纹的乌龟壳和牛胛骨，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些看似普通的花纹，几乎隐藏著3000年以前殷商社会的所有秘密。这些乌龟壳和牛胛骨俱是从河南安阳小屯村，即殷商废墟中挖掘出来的。尽管在已经发现的4000多个古文字中，能够认出的仅有千把字，然而当时社会生活的画卷已经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些被发现的文字就是今天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甲骨文。刘鹗加以编纂成书，就是今存的非常珍贵的《铁云藏龟》。

　　我们从甲骨文中获知，商代虽已有多种交通工具如木板船、方舟和独木舟，但仍以木板船为主。木板船之“舟”字型，酷似实物的木板船：，稍有差异的是，有的“舟”字中的横线有单有双，似乎表示着横梁的宽度。木板船是由一条条纵向和横向的木板组合而成的，“舟”字中的横线相当于实物的肋骨、隔壁或隔舱板等构件。它们既可以分船体为多舱，又可以支撑两舷纵向船板以提高船体的强度，特别是还能使纵向的船板延长，这样便可以用较短的木板制造出长宽不等、深浅不一的各式各样的船。木板船也就可以通过尺度的变化提高稳定性和航速，这不仅为当时也为以后的船舶朝大型化演变奠定了基础。

　　甲骨文中的“舟”字群中，独有一个木板船旁加曲线的字
船旁加木板，这是为了使木板船增加其稳定性。这样的结构逐步演变为后世的“戈船”或“边架艇”。

　　与船字相似的还有个“般”字(音盘)，此字颇像一个持篙人撑水使木板船旋转。《说文解字》中将其释义为：“象舟之旋也。”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则直接解释为“舵”，当然这个字也极有可能就是舵的雏形。

　　第二种船便是方舟。在《续甲骨文》编上中，收录有292个“方”字，该书解释为“并船也”，即两船合并在一起。方舟之制始见于周代，《礼记》中的“大夫方舟”后来就慢慢演变成了“舫”，再以后，因为其体大而且稳固竟然成了一种身份和等级的标志了。那时，无论是官家还是商人，如果谁家拥有了巨舟连舫，那谁家的地位自然就非同小可了。

　　第三种船是“俞”。“俞”字在甲骨文中极少出现，被释义为“空中木为舟”，这当是最原始的独木舟。

　　商代舟船的推进工具，除木桨之外就是风帆，《铁云藏龟》237上片中有
，释文为：“戊戌卜，方其凡”。“方”即方舟；“其”必须；“凡”为帆。意思是：戊戌日占卜，方舟上必须挂帆。《殷契遗珠》556片中，释文为：“贞：追凡；贞：凡追。”意为“贞”，占卦，挂帆追赶，或解释为；追赶帆船。

　　木板船与风帆以及“般”(舵)的结合，意味着殷商已经具备了远洋航海的条件和能力，商人可以远洋漂航进行海上商务活动了。

　　

　　“财”字中为何有个“贝”

　　

　　商代手工制品技术的提高，促进了商业贸易生产技术的发展。著名的“司戊方鼎”高达133厘米、重875千克，反映了商代冶铸技术水平之高。商品生产的发展，随之出现了最早的便于交换的海贝货币。这就是中国文字中凡是有关“货”、“账”、“贩”、“购”、“财宝”、“贿赂”、“赏赐”、“馈赠”等表示贵重或珍贵事物的都有“贝”字偏旁的缘由，

　　在殷墟出土的数以万计的贝类中，既有天然贝，也有仿制的贝。天然贝在当时是一种实物货币，因为它既是高贵的装饰品又可作货币用来交换。直到殷商晚期才有了金属铜贝的出现，这标志着货币进入了高级阶段。

　　在这些作为货币的海贝中，还有属于王室贵族宝物的“大海贝”以及鲟鱼、鲻鱼、鲸鱼骨等在殷墟出土，说明商代商人的海运与海上贸易已经远及东海、南海和印度洋沿岸。

　　殷商王朝是一个善于航海的民族。早在商灭夏之前的成汤十一世祖相土的时候，商族就已经是兴起于渤海西岸左右的强大的诸侯国。古代的滴河，在当时就是直接流入大海的。由此看来，《诗经，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颂词绝非出于偶然。就连相土给子孙所起的名字，都与海洋神话有关。既是“海外”，当是渤海之外，只是“有截”，还不能确定是什么地方。有人认为是朝鲜，假若此，也就可见当时海上活动范围之广了。

　　商王朝建立后，海上活动范围逐渐向南扩展。出土文物证明。从大连到山东蓬莱，已经有一条横渡渤海的航线，产于马来半岛的龟甲等在殷墟出土，这种海外之物，显然是由商人远洋贸易交换而得来的，可见当时的商人，已经发展到了有目的的远洋航行，并且已经开辟了较稳定的远洋航线。近年，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安阳、郑州等殷商遗址中发现的麻龟板，也在江苏的潮熟文化遗址中普遍发掘。这种产于南海的麻龟据考证认为；“取龟的道路，当经过荆蛮族、越族和闽越族居住的地方。”这些被称为百越的航海民族，远在新石器晚期就曾在海上漂航，相沿数千年之久，对于南海和印度洋沿岸自然不会陌生的。

　　反映内河商人运输情况的文物也有所发现，从商代“父乙盘”、“兽面纹鼎”两件器物的铭文中，我们发现了商代商人在海上长途贩运商品的图像，即商人担贝乘船。上海博物馆藏有商代的饕餮鼎，此鼎上就刻有商人担贝立于舟之上，旁边有持楫人划动木板船的情状。所有这些，无不反映了商代商人在海上从事商品贸易的生动图景。

　　　

　　[责任编辑]　蒲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