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真实的陈立夫

陈立夫（1898～2001年），浙江省吴兴（现湖州市）人，名祖燕，号立夫。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大半生纵横政海，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各项要职。陈立夫本来可以成为采矿工程师和学者，其志向也本不在政治，但陈家与蒋介石的渊源改变了他的人生航向。

　　受命于危难之际

　　的教育部长

　　抗战爆发不久，陈立夫就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抗战时期是中国社会最艰难的时期，而陈立夫确实竭尽所能，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很多努力。短短7年时间，陈立夫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首先，适应抗战的需要，建立了一套有利于战时教育的制度与纲领。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火的灾难，内地的高校纷纷内迁。但由于战争炮火的洗劫，内迁的高校几乎都受到了重创。据不完全统计：战前的108所高校，内迁的有94所；校舍图书、仪器损失的平均值在60%以上，其中的18所已无法重开。另外，受抗战的影响，教师、学生皆义愤填膺，反对上课，要求投笔从戎、血洒疆场。陈立夫走马上任后，认为学生仍然应以读书为职责，掌握知识，学就本领后再谈救国与抗战。于是，他亲自拟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针纲要》，包括“九大方针”和“十七项实施要点”，其中心是“为在德智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为国家衰亡之危机”。这样，不仅对学生的抗日热情作了肯定，而且还为战时的教育指明了一个方向，从而使混乱的教育界有了一定的规范。

　　其次，励精图治，兴办中国的大学。由于中国的大学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实行的都是西方的教学内容，缺少中国自己的有关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教学内容。陈立夫将这种大学的反常现象斥为“外国租界”。陈立夫下决心改变这一现象，他修改了大学的科目表，确定了大学里要必修中国人须备的知识，比如中国历史科目中的中国法治史、中国政治史等等；还改革了过去任教授或副教授必以留学回国得学位者的制度，为那些本国大学毕业任教多年有成绩、有著作甚至所教学科与国外研究无关的教员提供了晋升之路。

　　再次，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招生制度、考试制度和贷金制度。以前，招生机构多方自招，陈立夫改变了这种杂乱无章的招生制度；在考试上，陈立夫也下决心在后方的19个省市分区举行大学统一考试的办法，使中国大学的入学考试与毕业考试有了统一的标准；贷金制度主要用以对青年的救济和训练，陈立夫用这个办法来资助那些来自战区的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包括像李政道、杨振宁这些后来的知名学者能够顺利地念完西南联大，皆得益于贷金制度。

　　此外，陈立夫还大力推进国民教育运动。国民教育以前皆为地方政府主办，这种制度使得小学不普及，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极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40年，在陈立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颁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将国民教育的近期目标具体化。章程规定，国民教育的普及分3期推进，从1940年8月～1950年7月，每保（10户为甲，10甲为保，10保以上为乡镇）设国民学校数继续增加，以期达到每保一校；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的90%以上。从1940～1944年间的实施情况来看，计划的目标基本实现。遗憾的是，在1944年8月～1950年计划实施期间，陈立夫已离开了教育部。

　　陈立夫晚年在自传《成败之鉴》一书里，花了大量篇幅回忆他出任教育部部长时所做的工作，颇感自豪，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功过：“我献身党国数十年，于党政工作，多所参与，成败得失，有待公评，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虽然未必能达到理想，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我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义积极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乃是最有收获的‘长途’的投资。”

　　定居美国的生活

　　1949年10月，失去江山的蒋介石决定重整国民党，这也只是表面的理由，事实上就是要整肃CC系。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是当时国民党最大派系，尽管在台湾立法院握有绝大多数席次，但仍面临无法掌握的变局。为消除陈氏兄弟与陈诚的权力争夺力量，1950年8月3日，蒋介石下令陈立夫24小时之内离开台湾。这一天是国民党改造会议的前一天，也是陈立夫一生中最难堪的日子。

　　陈立夫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会议的名义，被迫带着一家大小远离台湾。1950年8月4日，陈立夫偕夫人孙禄卿及一子一女由台北启程。这天早晨，到机场送行的有300多人，大多为陈立夫的门生故旧，即CC系中人。送行的人壮观又热闹，而陈立夫心中则百感交集，突然想起杜甫的两句诗：“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

　　离开台湾之后，陈立夫先到瑞士，稍事停留之后迁往美国，一家人便在新泽西州湖林城外的来克坞镇定居。靠银行贷款和朋友资助，陈立夫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鸡场从老板到伙计只有陈立夫和夫人孙禄卿两人，最兴盛的时候，他们曾养了6500多只鸡。陈立夫的儿女后来问他：“你为什么要养鸡？这又不是你的专业。”他幽默地说：“鸡不会像人那么复杂，鸡比人听话，鸡比人好管。”

　　陈立夫的儿子陈泽宠回忆，他们那时候的生活非常规律，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饲料、孵鸡、捡蛋、大小分类、洗蛋、秤蛋、包装和运送外，还得请专家给鸡打针。虽然生活清苦，一家人却也其乐融融。陈立夫出力最多，100磅的饲料，他一弯腰就扛起来，每天重复很多次这样的动作，久而久之，反而把腰痛的毛病治好了。有时他会邀请客人到鸡场里参观或跟他一起去捡鸡蛋，但那些客人一到鸡房里就被满地的鸡屎熏得受不了。陈立夫能坦然放弃官宦身份，过这种俭朴的生活，可见陈立夫达观的心态。 好景不长，随着横贯美国东西的高速公路通车，西部地区大量廉价鸡蛋源源而来，蛋价暴跌，直接威胁到了陈家养鸡场的生存。屋漏偏逢连夜雨，1964年10月，陈家养鸡场附近的森林失火，陈家养鸡场被烧了个一干二净。此时，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次子陈泽宁已获博士学位，均在美国找到了工作，老三陈泽蓉和老四陈泽宠半工半读念大学，亦不须家里负担。陈立夫还可从长子、次子处得到些接济。鸡场被焚后，蒋介石表示关心，他让蒋经国给陈立夫写信，希望陈立夫回台湾工作，开出如“驻联合国代表”“驻日本大使”“考试院院长”等职位让他选择，但陈立夫不为所动，不愿在困境接受“施舍”。之后，陈立夫将目光投向养鸡业的“下游产业”——鸡蛋加工上面。陈立夫家中有一个做皮蛋的秘方，陈立夫按秘方做出的皮蛋不仅好吃而且好看，美国的华侨称之为“陈立夫皮蛋”。随后，他又扩大业务，做湖州粽子、年糕、咸鸭蛋等。曾经有人去陈家拜访，只见陈立夫和夫人正在包粽子，活脱脱一个乡下老农的模样，此时，他已经完全洗尽了过去CC系领袖的政治铅华。陈家的这段经历，被很多人评价为“陈立夫在美国很潦倒”。但这只是外人的看法，他们自己过得坦坦荡荡。陈立夫退守有据，有操守，有作为，可谓勘破政治，深得人生大智慧，获得精神的圆满和自足。他能成为百岁寿星，笑傲政坛与红尘，绝非偶然。此时的陈立夫就像耕读的陶渊明，白天养鸡，晚上读古典。陈立夫将儒学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全部编辑，进行解读，编著成《四书道贯》，钱穆认为此书极具学术价值，为之作序出版，竟然成为畅销书。

　　重返台湾

　　1967年6月，台湾当局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蒋介石自兼会长，并提名陈立夫为副会长。为此，蒋介石派人赴美，命陈立夫准备尽快返台定居，并指派专人在台湾为陈立夫督造官邸。当时已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为表示心意，亲自出马为陈宅选址。

　　1969年4月，陈立夫夫妇回台湾定居。1978年，台湾即将选举第六届总统，蒋经国对是否出任总统有些犹豫，于是谷正纲、张宝树拉上陈立夫去“劝进”。因为这次“劝进”之功，人们将谷、张、陈三人称为国民党内的“前三老”。20世纪80年代，陈立夫遭到蒋经国不点名批判，陈立夫从此再不过问政治。

　　陈立夫晚年主持翻译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并致力于振兴中国传统医学，担任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研究弘扬儒家学说，担任台湾孔孟学会理事长（蒋介石为荣誉理事长），还先后在台湾政大、师大、文化大学等大学授课。1982年，台湾当局为陈立夫颁发“国家文化奖”。

　　1988年，陈立夫等人向台湾当局提出两岸互信合作、促进祖国统一的提案，《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赞陈立夫等人“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认为他们的提案“必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积极的影响”。陈立夫老而弥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人物。

　　2001年元宵节，陈立夫在台中安静地逝去，走完了漫长而传奇的一生。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