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1942

冯小刚执导的电影《一九四二》讲述的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人们逃难的故事。追忆1942年，聚焦70年前的那场灾难，那段被遮蔽的心酸、淹没在岁月灰烬中的国难，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历史链条中的中原饥馑、难民、地方官员、各级军官、传教士、记者等人物在历史的舞台上登场，抗日战争、自然灾害、百姓生计、官员腐败等重大历史事件一一呈现。

　　灾害频仍

　　人类从文明的初曙开始，就不断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中国国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自然变异强烈，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综观历史，数千年来，我国的自然灾害兼具时空的双重普遍性。从时间而言，几乎每年都有轻重不同的各类灾害发生，完全风调雨顺的年份不多；以空间划分，几乎每个省份都曾发生过自然灾害，平安无事的地区极少。一言以蔽之，“无年不灾，无地不灾”。

　　远的不说，就从民国谈起。按照《中国救荒史》统计，自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共计发生自然灾害77次，其中水灾24次，旱灾14次，地震10次，蝗灾9次，风灾6次，疫灾6次，雹灾4次，霜灾2次，歉饥2次。实际上在整个民国期间，各种自然灾害频发，从未间断，百姓深受其害。以河南省为例，根据当时的《政府公报》记载，1913～1931年间，共发生旱灾5次，水灾6次，虫害1次；1932年大旱、水灾及霜雹；1933年黄河上游溃堤，河南滑县受灾尤重，另有大旱与蝗害；1934年水灾，又遇水旱蝗灾；1935年水灾、旱灾加虫灾；1937年大旱，豫省尤重，灾民达千万人，受灾县数十余。随后瘟疫流行，继而风灾，苗麦被害，秋收无望，摧毁房屋无数。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造成豫北河水泛滥达9年；1939年，黄河决口改道后长期泛滥，在豫形成灾难深重的“黄泛区”；1942年，河南省又发生大旱加蝗灾。由此可见，位于中原地区黄河之翼的河南，自然灾害始终相伴，百姓饱受困苦。

　　多种缘由

　　河南作为兵戈之地，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是川陕大后方的屏障。中日军队在此多次交锋，许多地区时得时失，至1942年，豫北、豫东、豫南已有30多个县沦陷，占河南总面积的1/3。而国统区三面临敌，只剩豫中、豫西的半壁江山。

　　1938年6月，黄河花园口决堤，蒋介石“以水代兵”，虽然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河南形成了长达400多千米的“黄泛区”，河水经年泛滥，灾害频仍。而大灾之后，撂荒的土地又成了蝗虫迅速滋生的温床，形成可怕的蝗灾。

　　抗战军兴，几十万军队驻防河南，粮食、草料和兵源的补充全靠“就地取材”。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到1942年河南遭灾，5年多的时间里，河南省出兵出粮都位列第一。兵役、徭役和赋税，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人民不堪重负。正常年份，百姓交粮纳赋后勉强维持生计，家无余粮；遇到荒年，则入不敷出。因此，当1942年全省灾难来临时，百姓一穷二白，囊中羞涩，食不果腹，根本无法抵御这场特大饥荒的爆发。

　　由于地理位置所致，平汉线纵贯河南省南北，陇海路则横跨东西，河南本为交通便利之地。但中日战事激战犹酣，出于各自战略需要，铁路被拆毁和炸毁，两条大动脉绝大部分已经瘫痪。灾害爆发后，救济饥荒无非通过“移民”和“移粟”以缓解，而交通运输不便导致救灾效率低下，灾民无力挣脱，只能坐以待毙。

　　所有这些特殊因素都与这场大灾难有着直接的关联，让百姓默默地肩负着本不该属于他们承受的那份生命之重！

　　灾害发生

　　1942年，老天又一次与农民作对，整个春季滴雨未下，麦收平均只有一二成，无奈，人们只能寄希望于秋收。可是，整个夏天都烈日炎炎，未见甘霖。祸不单行，到了夏秋交替之际，铺天盖地的蝗虫袭来，如风卷残云，将田间的禾苗蚕食一空，无一县一地幸免。干旱加蝗虫让农民彻底绝望了，他们面临着饥饿与死亡的威胁，徘徊在鬼门关，生死只有一步之遥。起初，人们还有活下去的欲望，艰难地、拼命地挣扎着。随着灾荒愈演愈烈，灾民们陷入绝境，从吃三顿饭至两顿饭再至一顿饭，然后开始吃谷皮、麸皮，吃饲养牲畜的饲料；再后来就断绝了吃粮的念头，开始吃树皮、野草，甚至“人相食”。为了一家人不同时饿死，也为了给孩子找条活路，卖妻、卖儿女的人比比皆是。有人逃难是为了继续活下去，有人居守家园亦是为了求生。然而，无论是走还是留，都无济于事。饥寒交迫，疾病相连，冻死饿死者无数。今天还有一口气，明天就没了；上午还在，下午就毙命；刚才还活着，转眼就猝死。生存变得万般艰难，生命变得如此脆弱，路沟里、草丛中、平野上、茅屋间、屋角下、炕头上，饿殍随处可见。更为悲惨的是，幼儿抚尸吮乳，自己挖坑活埋，亲生骨肉相食，弃儿“人肉”市场，这些都是难以置信却又如此真实的事情。到后来，人们便不再有求生的本能了，因为实在看不到希望，只好等待死亡，看生命能熬到哪一步。活着成了一种痛苦，结束生命倒是一种解脱。

　　当灾民最初踏上外出逃荒的路途时，多少还带有一线寻找生的希望，“树挪死，人挪活”。渐渐地，这样的想法开始磨灭。据统计，整个灾荒期间，仅国统区就有200万人流落异乡，这么多无助的灾民，哪里能容？又怎能存活？

　　在汹涌四散的人流中，一批人南下湖北，一批人万般无奈地进入日占区，另有一批人北上投奔抗日边区，但更多的还是辗转洛阳，沿陇海路西进陕西大后方。然而历经千辛万苦，除了为数不多的灾民活下来外，大部分灾民都无法逃脱死神的魔掌。

　　灾情披露

　　1943年2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刊载了该报记者张高峰从河南叶县寄来的通讯，文章的原标题为《饥饿的河南》，记者是想让读者一看便知那里的人们没饭吃。也许是考虑到这样的标题过于刺激，报社在发表时，将标题改为较为平实的《豫灾实录》。在文中，记者报道了河南的惨况：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文中又写道：“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仅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4个字“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文章还尖锐地指出，中央早就决定对河南从减征购，省政府也在唱赈灾高调，“可惜这庄严的命令没收到半点效果”。此文如实地报道了一些灾区的境况，令人不忍卒读。最后，张高峰呼吁：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救灾刻不容缓！

　　次日，《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又写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直言：读者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落泪。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受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这就是当时灾情的真实写照。王芸生还指责当局不作为，一方面赈济钱款拨付已半年，未见发放，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盼望；另一方面依然从灾情如此严重的河南征调军粮，当地人民几乎“罄其所有”，饿着肚子纳粮，卖了田地纳粮。

　　通讯和社评相继见报后，极大地触动了当局，一方面有损他们的颜面；另一方面这样的报道极具煽动性，容易导致人心不稳。蒋介石十分不满，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以示惩戒。

　　“停刊事件”引起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关注，激发了他探寻事实真相的强烈愿望。1943年2月，白修德亲赴河南调查、采访，在这里，他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惨景，证实了豫灾千真万确。亲历亲闻后，白修德写了一篇揭示大灾真相的新闻稿，在返回重庆的途中，第一时间从洛阳发回美国。该文刊登在1943年3月22日的《时代》周刊上，美国舆论一片哗然。回到重庆后，白修德向史迪威将军、美国驻华大使馆和国民党政府做了通报，甚至面陈蒋介石。据他晚年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一书中所载，蒋介石看似不知道发生的这一切，作者希望通过讲述吃人肉这一骇人听闻的事，让他的汇报更具成效，而蒋介石听后认为人吃人的事情决不会在中国发生。白修德又说见到狗在路边吃死人，并拿出照片给他看，蒋介石显然有所触动，他拿出本子和毛笔开始记录，并要求白修德写出一个完整的报告，以便政府做出相应的对策。

　　批评的声音还不止于此。一些在华的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也“就河南省一带发生的无法想像的惨剧，写出愤怒的报告”，指责当局未能对中原大饥荒做出积极的反应，迟迟未见救灾行动，甚至封锁有关灾荒的消息。德国人王安娜对此做了揭露：“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和军人联手，许多商人和贪官合伙，趁人之危，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中饱私囊。”美国人格兰姆·贝克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述，并直言他们是在“赈灾”还是在“增灾”？答案显然是后者。在这场灾难面前，他们扮演了蛀虫的角色。

　　何以问责

　　不可否认，在战时的特殊时刻，在当时如此恶劣的灾情面前，要想彻底救灾、拯救百姓于死亡线的边缘，确实比较困难。但如果当局抓紧时间救灾，则可以把灾情减到最低程度。然而“军事第一”是为当局首要，这就大大减弱了对灾情的关注和实施救灾的力度，当局甚至有些漠然。“放纵”的后果造成了不恤民命的结局。

　　实际上，当局还是做出了应对之策。当1942年8、9月河南灾象初呈之际，蒋介石从军方得知消息后，专门召集了“前方军粮会议”，当即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把西安的储备粮迅速运往河南，以解决当地驻军吃喝，一方面决定将河南征粮数额减少为250万石。10月20日，国民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经过实地考察，承认河南灾情确实严重。10月29日，河南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上，为河南灾民涕泣陈情。这引起当局对救灾的重视，12月，中央政府拨给河南2亿元，其中1亿元为赈款，1亿为贷款。同时，强调军粮征收不能减免。1943年，发自西安的赈粮专列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往河南大地。有人言，一边“赈”一边“征”，这是蒋介石采取“舍民保军”之策，军队不可一日无粮，抗日作战要靠他们。所以，在军民交困的情况下，政府大概只能保一头。还应该看到，河南是中日军队反复争夺的重要战场，因而随时可能做出战略调整，为了不让“粮食资敌”，尽可能地多征粮，亦是迫于形势所需，只是苦了为抗战做出重要贡献和牺牲的河南百姓。

　　当然，毋庸置疑，各级地方政府在面对灾情时显然未能尽责，甚至不作为、胡作非为，致使灾情日趋严重，不断蔓延。如果能有效组织民众，劝借劝募，以富养贫，或者组织生产自救，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缓解灾情，不致造成如此惨痛的悲剧。

　　据当时官方的调查，河南省国统区内饿死300万人，这是保守的数字，尚不包括日伪占领区、游击区和实际上受日伪控制的国统区。在这些地区，普遍呈现了尸骨盈野、万户萧疏的恐怖景象。

　　写到这里，不能不谈及国民政府，政府何在？必须看到，时为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战事异常艰苦，当局把主要精力全都放在对日作战上。不惟如此，国民政府又远在陪都重庆，因此，对灾情的掌握和灾后的赈济措施未能做到及时有效。于是，一些急需采取的措施迟迟不能下达实施，下达以后由于执行不力，又迟迟不见行动，导致赈灾粮款拖至一个冬季也未能送达灾民手中。这样的情形确实很糟糕，带来的后果也很严重。

　　当然，当我们把批评的目光集中于“内祸”之时，绝不能忘记日军侵华这一“外患”，它间接地促成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日军为了配合太平洋战争，对华北地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多次组织大规模进攻和扫荡，残酷的“三光政策”使广大农村遭到毁灭性的摧残，百姓的生产能力急剧下降，生活条件极度恶化。田野荒芜，生态遭劫，水利设施荒废，防灾抗灾能力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至于对物资的掠夺和对劳役的征取，更是无以复加。在无休止的烧杀、劫掠和勒索的同时，又遭受这样一场特大天灾，灾民们完全失去了抵御灾害的能力。因此，1942年河南的大饥荒是天灾，更是人祸。

　　在沦陷区，日军加强对百姓的管束，发放“良民证”，实行“粮食控制”即推行所谓的配给制，但15岁以下60岁以上的人除外。其粮食是由关外运来的豆饼，还有树皮和麦秸碾成的“面粉”。老少百姓的基本生存权被剥夺，而所征之税并未减免，家中的青壮年不得不为此倾力付出以支撑整个家庭。灾情发生之际，日伪对此大肆标榜，并宣称：“这一区域灾民的向心，就在谁能拯救之于饥饿之中，谁就是他们所感戴的救星。”然而，这“赈济”的表象背后包藏着“以农养战”的祸心，其实质就是使灾民在得以喘息之后，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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