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一场未完的革命

在近代中国早期的历史上，太平天国是一个怎样评估都不算过分的重大事件。这个与清廷对峙十几年的“异样政权”，即便最终失败了、终结了，但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我们不难设想，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清廷不会向西方学习，中国必然会在旧有轨道上徐徐而行；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汉人士大夫还会继续沉沦，不会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政治大变局。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要从世界背景进行关照，不能从狭隘的阶级分析、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考量。过去100年，对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有各种各样的估价，推崇的人简直自认就是洪秀全的遗产继承人，不遑多让；贬低的人，恨不得就认太平天国为“邪教”、洪秀全为“魔头”。其实，这两种极端评估都失之偏颇，用历史主义分析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

　　与历史大势相悖

　　在帝制时代，从正统史观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谋反，就是叛逆，就是破坏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因而不会有什么人去肯定这场革命，甚至到了新史学发生时，也很少有学者敢于正面肯定太平天国的意义。

　　其实，在2000年帝制时代，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治运动时有发生，几百年、几十年一次的改朝换代，大致上都遵循着太平天国这样的路径。只是许多朝代成功了，改成了，如汉朝，如明朝；更多的则失败了，沦为流寇。成是王侯败是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历史从来不会、不敢嘲弄成功者。假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清廷南北分治一百年、两百年，假如洪秀全灭了清朝统一了中国，历史都会改写，评估就会不一样。这不是历史学家势利眼，而是历史本来如此。

　　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过去的解说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洪秀全太过腐败。这个看法几乎成为共识，但凡知道太平天国的，无不有这样的认识。仔细想想，这个说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腐败只是表象，并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真正原因。历史上比洪秀全腐败的政权多的是，但并没有像太平天国失败得这样迅速这样惨。究其原因，太平天国的失败还应从历史大势去寻找，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看法是太平天国可能与历史大势相悖。

　　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期，发生地点在广西。时间、地点以及主要参加者的身份，都非常耐人寻味。从这里，或许能够读出其与大历史的关联处。

　　19世纪中期是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不得不与世界正面交往的时候。在此之前，中国对世界并非茫然不知，只是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利，不愿接受西方，不愿让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培育市场、进行投资。一个未被开发的农村和农业无法容纳西方工业化之后的过剩产能，于是中西之间的贸易失衡在1840年达到了让西方无法容忍的程度。这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源。鸦片战争的结果之一是五口通商，中西之间的贸易规模就整体而言大幅度扩大，但对广东和与广东比邻的广西而言，由于长期坚持排外，坚持不让外国人入城，坚持之前一口通商的垄断利润，所以五口通商之后，两广的经济状况并没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而好转，反而走上了下坡路，这是过去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太平天国发生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的原因。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兴起并不是传统中国原来意义的农民起义，这场运动的大背景是中国已经局部踏上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并不具备那个时代的国际视野，他们不知道中国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过去的研究者如冯友兰注意到洪秀全政治思想中愚昧落后的一面，庆幸太平天国被剿灭，否则中国将被拉回西方意义的中世纪。

　　冯友兰的研究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学术主流，洪秀全等太平天国的领袖确实没有与世界同步的意识，他们的举措与世界大势相悖，由此就能解释太平天国失败的必然性。

　　一个自我封闭的政权

　　太平天国1850年金田起事后，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很快拿下了半个中国，定都南京，掌控了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半壁。200年的大清王朝面临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果适时调整方略，即便不能北伐成功，也有机会南北分治，形成以长江为界的政治格局。如此，此后的中国历史势必改写。那么，是什么因素让太平天国没有做到这一点呢？是眼界，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对世界的认识。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不到一个月，即1853年4月，在中国拥有相当战略利益的英国公使就冒着危险访问了南京。年底，法国公使也沿着这条路径与太平天国取得了联系。英法两国当然不是同情中国的农民起义，也不是刻意挑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对立。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也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太平天国领导人不要因为战争而影响两国在长江流域的贸易和

　　利益。

　　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当时各国利益所在，因而当太平天国在这些地区貌似稳固控制局面后，列强无法淡然无法漠视，尽管他们与清朝定有外交条约，但出于利益考量，他们准备并且必然会脚踏两只船，打算在清廷和太平天国两边下注。

　　对于早期资本主义来说，两边下注充分反映了贸易自由原则中的现实主义外交，没有办法从道德、义气、立场、原则等层面去解读，毕竟资本主义的物质利益是真金白银，西方国家的政府必须为各自的“衣食父母”——资本家服务，必须为各自国家的经济利益提供足够的外交保护。从这个意义上去观察，各国公使一方面与清朝外交官周旋，要求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安排会晤，就即将到期的条约进行修约谈判；另一方面他们不能不对气势如虹的太平天国给予适度关注，甚至试图与这个新政权建立某种程度的外交联系，以防万一。

　　然而，太平天国说到底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的造反派，他们的国际视野还是非常欠缺。当美国公使麦莲冲破重重关隘尝试着与太平天国建立某种联系时，竟然被太平天国不明底里所拒绝。1854年5月30日，行抵南京城外的美国公使麦莲收到太平天国领导人罗苾芬、刘承芳复信，指责美国人写给太平天国领导人的信不合礼仪、不够礼貌，并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宽容美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美国人对太平天国的一点儿好感就被这样的无知吹得一干二净。稍后，麦莲给太平天国方面发去一封复信，强调来文皆尽非友谊之意，美国不得不暂时中止与贵国的联系。以后如有必要，将按照中国与美国所定条约进行处理，凡属美国商民在中国所应得之利益，美国使领馆将按照协约进行处理。很显然，美国视太平天国为长江流域的一个政治实体，愿意与太平天国进行合作以保护美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只是，太平天国对外部世界知道得太少了，所以麦莲不得不放弃与太平天国建立联系的尝试。

　　1854年6月14日，麦莲给美国国务卿发去一份报告，以为太平天国差不多完全由一群无知的和不文明的内地人组成，这些人配不上文明世界的尊敬，与他们进行任何令人满意的外交性质的交往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麦莲建议，美国应该利用中国现在的危机扩大美中之间的商业交往，发展文明的荣光和福祉。但是，这个扩大应该与太平天国无关，而是利用太平天国给清政府带来的危机，扩大与清政府的交往。美国通过对太平天国实地考察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决定——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了与太平天国构建外交关系的企图。

　　与美国的外交动向非常相似，英国公使包令也在这个时候委派专使前往南京，一方面观察长江流域动态，另一方面试图打开与太平天国联系的通道。6月18日傍晚，英国专使麦华佗携同英国公使包令的儿子卢因包令乘军舰抵达镇江，遭太平军炮击而被迫停航。第二天，麦华佗一行登岸拜会太平军官员要求道歉。太平军官员非常有礼貌地接见了他们，并表达了歉意。麦华佗一行在这种情形下继续西行，20日抵达南京，要求会见太平天国高级官员，面谈要事。

　　麦华佗会见高级官员的要求被太平天国以上国姿态坦然拒绝。第二天（21日），麦华佗的舰长麦勒西登岸在秦淮河口会见了一位太平军下层军官。麦勒西请这位军官帮忙给东王杨秀清送一封信，这封信列出30个问题，并请杨秀清给予接见。温文尔雅的英国人依然没有获得太平军将领的好感，这些将领并没有从共同的基督信仰上善待英国人。两天后，太平军将领明白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英国人不再温文尔雅，而是愤怒复信太平军将领，抗议这些荒唐的不友好的限制，并要求太平军对于他们的30个问题给予明确答复。太平军对于这些要求依然不予理睬。

　　英美外交在太平天国那里吃了一个闭门羹，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和世界沟通、进行贸易。这是太平天国的历史局限，由此也注定了太平天国的结局。

　　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不一而足，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其领导人在十几年漫长岁月中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常态社会应有的统治方式，而是长时期实行战争状态下的特殊措施，久而久之，人民生厌，无法支持。

　　太平天国金田发难后，按照军事方式编练军队，男女隔离分编男营、女营，有助于军队的管理和发挥军队的战斗力，这都是对的。这一制度即便实行到定都南京后也是应该的，没有大问题。但是，当定都后与清政府的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洪秀全等领导人继续用战争状态非常手段管制人民，继续实行男女隔离制度，肯定影响士气，影响民众的向心力。

　　在经济制度方面，太平天国长时期实行圣库制度，自金田起义到革命失败，这一制度都没有调整。圣库制度在战争状态下有利于保障军队供应，在吸引穷苦民众参加革命、保障军队纪律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但当定都后，当统治成为常态后，太平天国领导人还用各种理由坚持圣库制度，这就严重违背了人性，不合时宜，是将理想当做现实了。

　　特别是在太平天国领导人占领南京后，将圣库制度肆意扩大，将城市居民纳入圣库制度管理范畴，强制性要求“人无私财”、大公无私、毫不利己，这就不是一般的违反人性，而是将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强加给人民，强加给社会。

　　圣库制度和男女隔离制度在特殊的战争状态或许是有用的，但其适用范围必须限定在非常态阶段，一旦社会进入常态，统治方式必须尽快转换，必须从一个革命政权转换为一个建设政权。假如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南北分立大致成型时注意到了这一点，相信即便太平天国统治区域被曾国藩湘军铁桶式围困，太平天国治下的人民即便为了一个安宁的生活，也会与太平天国一起奋战到底，保卫家园。

　　特殊的管制社会方式并不是创造，真正的创造必须尊重人类在社会管制方面的智慧积累。太平天国领导人之所以别出心裁弄出那么多新花样，还与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胡来有关联。

　　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既不是中国的传统意识，也不是纯粹的西方意识，不是西方工业化之后的民主、科学与宪政。洪秀全当然没有这种觉悟，但是洪秀全无论如何不应该让意识形态长时期畸形化。假如当其革命之初为了反抗清廷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意识形态，需要一个被加工过、由自己随意解说的基督教的话，那么当定都南京、社会渐趋常态后，洪秀全就应该有意识淡化革命时期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意识形态，重新认同中国传统，重建中国社会，那么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应该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然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太想与别人不一样了，太想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了。他们长时期坚守那种不中不西的意识形态，终于被曾国藩找到了“痛下黑手”的着力点。太平天国的失败不是败在武力上、战场上，而是其独特的、非常态的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了其与人民、与士大夫的关系。

　　聪明的人总想着创造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与世界。其实，在很多时候，一个最理想的社会，就是与别人一致而又别致。一致是前提，别致是特色。没有一致，独出心裁，也就没有别致，没有未来。这或许就是太平天国这场“未完成的革命”一个最值得汲取的教训。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