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是为了双赢

面对全球流行的甲型H1N1流感，尽管美国等一些国家认为中国对此次甲型H1N1流感的反应过度，但有2003年非典教训的中国还是坚决按照乙型传染病的规定对所有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

　　

　　隔离的理由和历史

　　

　　隔离是人类应对传染病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人类千百年来生存智慧的总结。今天尽管人类对付传染病有了更多医疗技术和药物，但隔离仍然有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比许多高科技手段管用。例如，2003年的非典能被有效地阻遏，隔离措施功不可没。因为，隔离是阻断传播途径和传染源的直接手段，不仅对患者和其家庭有利，而且有益于全社会。

　　隔离在今天许多国家也是有法可据，如在中国，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就可以隔离与患者密切接触的所有人。

　　迄今为止，北京市累计集中医学观察(隔离)426位疫情密切接触者，重庆先后隔离27名疫情密切接触者，山东隔离与甲型H1N1流感患者吕某某接触过的30人，四川隔离与患者包雪阳接触过的148人(省内133人、省外15人)，当然还有部分接触疫情者没有找到。

　　隔离不可避免地会对病患者及其家属带来严重的影响，同时也可能造成社会两个群体的对立，即正常人与病患者的对立。因而，让这两个群体的利益都获得最大化是今天隔离的核心价值。

　　但是，历史上的隔离却是为了避免疾病的广泛传播而不顾患者的利益，或让患者的利益最小化，从而造成另一个群体的悲剧。

　　中世纪的鼠疫曾引起欧洲人的巨大恐慌。1368年，鼠疫再次在英国蔓延。当时，鼠疫以每天1.5英里的速度向英国全国蔓延。那时英国女王伊丽莎自一世已经在前一年患过天花，早已被烈性传染病吓得魂不附体，便带着手下的一千人等从伦敦逃到北部的温泽避难。接着，伊丽莎白一世采用了手下建议隔离的措施，而且同意可以使用极端手段进行隔离。她下令在温泽建立一些绞刑架，如果不能隔离开从伦敦来的人，可以把他们送到绞刑架。到底当时是否绞杀了患病者或疑似患者，已无从考证，但英女王动了杀机以保证隔离却是事实。

　　另一种极端的牺牲弱势群体的隔离是让患者自我消亡。也是在中世纪的鼠疫中，意大利人的隔离同样极端和无奈。当有来自黑死病疫区的商船到达意大利繁华的威尼斯港口时，船只不准靠岸，更不许一人上岸，要求船只到一个孤地抛锚隔离40天。船上的很多人，甚至整船的人便只有饿死、渴死。在瘟疫发生的城市中，被鼠疫吓坏了的人们还会把染病者房屋的门和窗全部用木板钉起来进行隔离，最终让他们在里面饿死。1374年的意大利米兰，黑死病人被赶到城外的一片荒野上，让他们或者等待死亡，或者幸运生存。

　　显而易见，这样的办法当然可以隔离住瘟疫，可是对待患病者却是非常残忍。

　　在古代，由于公共卫生条件较差以及生活条件的不足，一旦瘟疫来临时，患病的主要是穷人，也因此染病者与健康人的矛盾一般演变为穷人与富人的矛盾。比如，对于中世纪的鼠疫萨特曾描述过，鼠疫猖獗无非使阶级关系更加激化，穷人受难，富人幸免。而富人们一听说有传染性疾病，就急忙逃往乡间的别墅。

　　当然疾病在很多时候并不认富人还是穷人，也因此瘟疫一旦降临，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此狗还不如。法国思想家蒙田曾回忆，由于家乡有疫病传播，他“历尽艰辛”，带着一家老小四处奔波，寻找一个安身之所，但是“亲友害怕，自己也害怕，全家老小真是走投无路，无论想在何处留下，都会遭人厌恶”。

　　

　　现代的隔离：充分顾及被隔离者的利益

　　

　　但是，现代的隔离充分考虑了被隔离者的利益，在伦理上更趋于让被隔离者和健康者的利益都更大化。这一转变在2003年的非典时期已经显现。

　　在2003年的非典流行期间，为切断传染链，疫区各处都建立了隔离区。考虑到隔离人群、患者、疑似患者、亲朋好友和密切接触者的实际情况，中国规定了被隔离者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制定了一些规定和政策。一方面使隔离迅速到位，另一方面对被隔离者传递更为人性和温暖的关爱。

　　比如，被隔离者在隔离期应享有基本的人身权利，如知情权、健康权、财产权、名誉权、荣誉权等等。被隔离者有权要求不披露其姓名和隐私，单位不能因人受到隔离而开除或扣发工资，康复后的患者应当有权回原单位工作而不得被拒绝。此外，隔离结束后，公民在隔离期所遭受的损失也可以要求给予必要的赔偿。例如，北京、杭州等地在非典流行期和之后做出规定，隔离区居民在被隔离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一律发放，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辞退被隔离员工。

　　2003年5月初中国人事部、卫生部下发了《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因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被隔离治疗、留验和医学观察的工作人员工资待遇问题的意见》，要求不得歧视因非典被隔离治疗、留验和医学观察的人员，其工资、福利待遇由所属单位按出勤照发。

　　而这一次的甲型H1N1流感出现，成都和济南的被隔离者享受到了比非典时期更好的隔离待遇，对隔离者食宿免费，工资照发，被隔离者可以上网聊天、看电视，看新闻报道，洗澡，卫生条件也不错。有的酒店还请教练带领被隔离者打太极拳，也有集体活动，如集体跳大绳等。而且隔离区内不限制行动，所以一些被隔离者称他们是“带薪休假”，把全副武装的医务人员称为“生化危机”，把入住酒店形容成“贵宾待遇”。这充分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谋求两个群体的双赢。

　　

　　隔离是双赢

　　

　　现代的隔离即医学观察并非是以牺牲患病者的利益来保护健康者，或是舍局部保全局，而是谋求双赢的结局，既要让正常人不被传染，又要保证被隔离者的权益得到保障。正是在这一点上，今天几乎所有被隔离者都表示了理解和配合，而在非典时期作为重灾区的北京也因此而成功地进行了隔离。

　　2003年，北京隔离观察了30015人。尽管被隔离，但这3万多人无人逃跑，无人闹事。可以有很多理由来解释北京被隔离者的顾全大局，但其中对被隔离者权利的保障和对他们更为人性化的生活关怀是使被隔离者没有产生恐慌、闹事、敌对的主要原因。因为，被隔离者不仅在物质需求上能得到满足，饿不着渴不着，而且在精神上也受到更多关怀，并享受到心理支持。

　　比如，在被隔离的北京北方交通大学，一日三餐有专人送到楼内，除保证日用品外，还每天转达信件，一些教师捐款为隔离楼的学生购买影碟。其他被隔离地方的政府拨专款为居民买米、面、油、鸡蛋、牛奶、肉类、蔬菜，同时开通热线电话，认人们了解疫情，解答各类问题。

　　而且，隔离并非只是为了正常人，也是在保护被隔离者自身和家庭。2003年非典时期的一个典型事件让人记忆犹新。

　　吉林长春一位81岁的张姓老太于2003年4月初园支气管炎住进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科，后张老太转院到长春市中心医院，碰巧与北京回来的聂某同住一病房。其间张老太的三子三女轮流到病房探视。意外的事发生了。4月19日与张老太同住一病房的聂某被确诊为长春市第一例非典患者。长春市流行病调查人员依据线索找到了张老太和正在照顾她的二女儿，一是请他们提供与他们所有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名单，二是要把他们隔离到非典定点医院。

　　但是，这些要求遭到张家拒绝。他们一是以张老太年岁太大，出了差错谁负责为由拒绝到定点医院隔离，二是拒绝捷供与其家人有密切接触者的人员名单。后来张家被警察强制执行隔离。由于张家家人拒绝隔离治疗，其家人先后有8人患非典，9人疑似非典，最后有三人死亡。这个死亡数占整个长春因非典而死的3／4(长春市只有4人死亡)。而且由于张家拒绝提供与其家人密切接触者人员名单，致使后来被动隔离的人至少有200人。其中张老太一名女婿曾以洗澡、开会和就餐等形式与本厂69名同事接触过，其一名儿子也以各种形式与其单位40多人接触。

　　张家一家人如果当初能接受隔离观察，是可以避免因染上非典而死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隔离也是双赢。而电影《卡桑德拉大桥》提供了一种双赢的伦理原则与方式，这是迄今为止比较完美的思路与解决方案。

　　两名歹徒潜入一个科学研究所染上了一种致命病毒，一人死亡一人逃到了一列飞驰的列车上。这时，当局做出的决定是牺牲全列车上的所有人，因为他们相对一个城市或更大的人群只是一个局部或一个小我。于是列车接命令被引上了死亡之路——一座年久失修的大桥——卡桑德拉大桥。但是列车上的人员包括医生开始自救，在最危急关头，犹太老人卡普兰为挽救他人引爆了煤气罐，前半部分车厢坠入河中爆炸，而后半部分车厢的人得救了。后来证明，染上病毒的人一部分可以抵御病毒而获得免疫力生存下来，也因此这种病是可以治疗的。

　　电影在此做出了一种最好的选择，既要保全健康者的生命，也要挽救染病者的生命。这否定了过去一贯采取的牺牲染病者的生命以保全健康者的生命的做法。因此，这种双赢的结局更为合理，也更人道。

　　而这次的疫情密切接触者显然已经理解隔离的意义，正如一位曾被隔离的患者所言：“我在里面很好很安全，我不出来，你们也就很好很安全。”

　　

　　责任编辑　张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