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谈年画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鼠年将尽，牛年即来，农历新年是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人们总以兴奋的心情迎接新春的到来，从而在历史上也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贴年画便是过年不可缺少的事项之一。

　　年画应属于民间美术的范畴，是适应广大民众欢庆春节的需要而创作和生产的。在以前过年几乎家家都要贴年画，把居室环境布置的红火亮丽，年画的内容吉祥喜庆，色彩鲜艳明快，直接地反映着人们除旧迎新的欢快心情，渲染着浓郁的节日气氛。民间年画有着鲜明的民族民间风格，其历史相当悠远，它萌芽于先秦，成熟于宋代，明清之际进入繁荣阶段，成为流行最广泛的绘画形式。

　　

　　年画始于门神画

　　

　　年画最早出现的样式是门神，其历史可上溯到遥远的先秦时期。门神画的出现和节日习俗及门神信仰有关。门户是民居的重要出入通道，关系到家庭的安危，在远古时期认为万物有灵，遂有门神崇拜的观念产生。远在周代国家规定的祀典中就有对门神的崇祀，约在战国时期成书的《山海经》中记载最早的门神是神荼、郁垒，他们在一株覆盖三千里的大桃树下捕捉害人之鬼并将其饲虎。那时人们抵御各种灾害的能力还很低下，遇到灾难总认为是鬼魅作祟。因而在新春到来之际，辟邪驱鬼成为重要的主题。大约最晚在两汉之际过年时就已流行着画神茶郁垒和虎的形象于门户的习俗，籍以保佑家宅平安。后来又传说大桃树上栖落着金鸡，它的鸣叫可以驱走黑暗迎来光明，鸡也成为装饰门户的吉祥形象。因而早期的门神画已蕴含着驱邪降福的主题。但是那时的门神制作比较粗糙，只不过是辟邪的符篆，还谈不到太多的艺术性。汉墓出土的画像砖石上有门神形象，凶猛诡怪，只有如此才能镇鬼驱邪。那时人们最迫切的是消除不幸保障生存，其他年俗如燃爆竹(最初是将竹子点燃令其发出噼啪声响)、喝屠苏酒、吃却鬼丸、跳傩也都是为了达到驱鬼保平安的目的。这时的门神画具有很强的巫术性质，但其形象和品类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变化和更新。

　　

　　宋代年画的成熟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历唐入宋社会生活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城市繁荣，生活水平有了相当提高，人们在节日已不满足于驱邪而更希望日子过得富足美好兴旺发达，年节的艺术品也要求优美红火寓意吉祥。门神的形象逐渐脱离了早期怪异可怖的面貌，演化成威武的将军形象，而且增加了满脸喜气的天官赐福型的文官门神，至此完成了文武两种类型。雕版印刷技术被引进到年画的制作，开封、杭州等地每逢岁末，木版印刷的门神、虎头、狮子等具有吉祥意义的图画便在市场上大量出售。为适应人们的多样化要求，年画还突破了神像的格局，一些反映美好生活事物的画幅开始涌现。近代在内蒙西夏时期的黑水城遗址中曾发现两幅宋金时期的木刻版画，一幅名为《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描绘的是古代四位绝色美女(王昭君、赵飞燕、班姬、绿珠)，另一幅题为《义勇武安王》，画的是三国名将关羽。美女姿容端丽行于园林之中，关羽威风凛凛坐在“关”字大旗下，旁有部属侍立，画面四周还有花边图案装饰，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年画的特色，应是早期的木版年画。当时宫廷和富贵之家，过年时还陈列手绘的吉祥图画，画着美人、娃娃、丰收景、观灯图及寓意吉祥的花鸟，大都是出自名家的手笔。由此可见适应社会的发展，年画的题材形式都开始完备，面且有雕版印刷和手绘的两种不同的制作方法，并有高低的不同档次，这寓示着年画早期的巫术性质逐渐淡化，形成了以欢乐为主题的年节装饰艺术。

　　

　　明清时期年画的繁荣

　　

　　明代中期中国封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商业和手工业规模扩大，雕版印刷中的彩色套印的技彩术趋向成熟，为年画繁荣提供了技术条件。全国陆续出现了一批年画产地，其中以天津杨柳青和苏州桃花坞最为突出，形成南北两大中心。清代康熙至乾隆的一百多年间出现了长治久安的局面，农村成为年画销售的广大市场。每到年末，街头集市就出现售卖年画的摊点，五颜六色的画张构成一道迎春的风景线。年画的形式和内容也大大扩展，表现的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响往，诸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五福临门、人财两旺、家庭和睦、子孝孙贤……，历史上的英雄豪杰、理想中的俊秀的美女和活泼健壮的娃娃成为常画不衰的形象，民间传说小说戏曲故事占有相当的比重，年画的作者都是生活在群众之中的民间艺人，他们深谙人民的喜好和要求，作品也深合民众的口味。人们赞美他们卓越的艺术技巧，所以对优美吉祥的年画也流行画上的形象变活的神异传说：有的年画中的小媳妇给光棍汉作饭，画上的小驴能为主家耕田拉磨……，年画还强调装饰性和娱乐性，根据不同生活环境装饰的需要，创作出门画、中堂画、四扇屏、炕画、窗画、灯画等多种样式，造型上大胆夸张，又运用谐音寓意的手法表现吉祥内容。画胖娃娃在荷花中抱鲤鱼象征连年有余，花瓶中插着牡丹花寓意平安富贵，松鹤桃子灵芝表现长寿一…年画使人们在节日文化生活中得到艺术享受和传统道德的熏陶。清朝末年帝国列强的入侵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国家和民众陷入灾难之中，也激起了反抗的怒潮，民间艺人及时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刻印了反映时事和讽刺腐败的年画，成为后期年画中具有现实意义的艺术作品。

　　

　　月份牌年画和革命新年画

　　

　　年画是一种时尚艺术，它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断革新。19世纪后半叶，新的印刷技术从西方传入我国。石印胶印和照相制版技术可以印出色彩复杂效果真实的图画，而且成本低廉，予传统的木版年画以巨大的冲击，与此同时在工业发达的上海和天津等地开始用现代印刷技术生产年画，产生了“月份牌年画”(因开始是作为附有月份牌的商业广告画而得名)。月份牌年画的作者大都有国画和西画的基础，创作中吸收了传统木版年画喜庆红火的特色，借鉴了西洋画的技巧，运用炭粉擦笔和水彩渲染，形成了细腻逼真艺术效果，而且形象和内容上表现现代的生活形象，获得了社会的认可，成为继木版年画之后广泛流行的新品种。月份牌年画中曾塑造了女学生等城市新女性形象，也画了花木兰从军、岳飞忠心报国等优秀历史题材，但有些作品也夹杂着不健康的庸俗趣味。

　　民间年画凝聚着历代民间艺人的智慧和才能，反映着广大民众的思想感情和审美爱好，但在旧社会上层文化圈中一直却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物而受到排挤，至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口号，年画开始受到重视。抗日战争中更提倡运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宣传，再加上当时根据地出版条件的困难，民间木版年画的形式又以崭新的革命姿态流行起来，民间形式革命内容相结合使木版年画重新获得发展的机遇。抗日根据地的画家在艰苦的条件下创作和印制的新年画受到广泛的欢迎，也促成了中国版画民族风格的加强。木版新年画的创作和印制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出现了如《抗战门神》、《参军图》、《新五子图》等优秀作品，成为现代美术史中的重要篇章。

　　

　　建国后年画的发展和衰微

　　

　　1949年建国以后，由于国家进入经济恢复和建设的伟大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迅速发展和提高，年画作为年节不可缺的文化产品成为各地出版社的重点项目，建国初期画家把画年画看作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任务而热心投入，一代新的年画工作者亦陆续涌现，除十年动乱的反常历史阶段外，年画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势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中，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出版市场的开放，年画出版量一度直线上升，至上世纪80年代年初跃升到年产量七亿张，产生着巨大的社会影响，一些优秀作品如《女排夺魁》、《祖国啊!母亲》、《十大元帅》等直今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民间木版年画作为艺术遗产也得到应有的保护而继续存在。但随着人们居住环境的改善和变化，西方文化的涌入和渗透，人们社会观念的发展变化，过年的民俗逐渐淡化，有上千年历史的年画艺术亦逐渐走入低潮而衰微之势。

　　年画是中国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民间艺术园地中的一株山花，是与社会和人民最贴近的艺术品类，他的艺术成就和兴衰历史非常值得研究和总结。但作为富有民俗色彩的艺术，理应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革新，我们的年节生活应该丰富多彩，理应有相应的艺术形式给予点缀而不可流于贫乏单调，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期望能有适应时代精神的新年画出现。(文章代码：0205)

　　[责任编辑　常汝先]

　　

　　相关链接

　　山东潍坊杨家埠、四川绵竹、江苏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四地的年画在历史上久负盛名，被誉为中国“年画四大家”。

　　▲苏州桃花坞

　　桃花坞木板年画源于宋代的雕版印刷工艺，由绣像图演变而来，到明代发展成为民间艺术流派，清雍正、乾隆年间为鼎盛时期，每年出产的未版年画达百万张以上。

　　桃花坞年画构田丰富，色调艳丽，装饰性强，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阿容主要表现吉祥喜庆、民俗生活、戏文故事，花鸟蔬果和驱鬼避邪等民间传统内容。

　　▲天津杨柳青年画

　　杨柳青民间本版年画产生，于元末明初，到了明永乐年间，大运河重新疏通，南方精致的纸张、水彩运到了杨柳青，使这里的绘画艺术得到发展。年画从清雍正、乾隆至光绪初期最为风行。其继承宋，元绘画传统，采用木版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方法，民间艺术的韵味浓郁，富于中国气派。

　　▲山东潍坊杨家埠

　　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兴起于明代，全以手工操作并用传统方式制作，发展初期受到杨柳青年画的影响，清代达到鼎盛期，产品流布全国各地。其中最大的东大顺画店拥有画版300多套，年制画百万余张。杨家埠年画体裁广泛，想象丰富，重用原色，线条粗犷，风格纯朴，具有浓厚的民闻风味、乡土气息和节日氛围。

　　▲四川绵竹年画

　　绵竹年画起源于北宋，明末清初进入繁盛时期。乾隆、嘉庆年间，绵竹全县有大小年画作坊300多家，年产年画1200万多份。

　　绵竹年画内容广泛，以彩绘见长，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和鲜明的地方特色。构图对称、饱满；设色单纯、艳丽；线条洗炼、流畅；造型夸张，诙谐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