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城绍兴

江南地，钱塘畔，有绍兴一域得山光水秀地利，繁衍而生。远自夏朝，就进入了中国政治势力争夺战中。神禹召见诸侯在先，吴越争霸、南宋偏安、民国革命等在后，绍兴的重要性不待言喻。

　　城内有鉴湖、曹娥、浦阳三江水系流贯，纵横密布，风格多变，形成绍兴独特的水城景观。东汉时期修建的镜湖(即鉴湖)，以及明朝沿海修筑的三江闸，不但发展了米稻茶丝等农业经济，带来了绍兴的繁荣富庶，也形成了“镜湖清绝”、“一城春浸”的美景。

　　由水城衍生而来的悠久历史、文物胜迹以及杰出人物，使得绍兴在1982年就被列入中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同时成为一个名闻中外的具有水乡风光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旅游城市。今年是绍兴建城2500周年。2500年来，其城址一直固定不变，这在中国众多的古都中，只有苏州可与之媲美。

　　

　　夏朝神禹　古今辩证

　　

　　在中国传统历史书上，上起《史记》，下迄近代教科书，都把禹作为夏朝的开国君主。

　　传说禹即位以后，曾到江南巡狩，在绍兴会稽山召集全国诸侯会议，后来就死于斯，葬于斯，所以会稽山有古老的禹陵和宏伟的禹庙。

　　这种说法有许多矛盾和破绽，但长期以来大家并不计较。而且，这些神话是写在《尚书》这部经书的“禹贡”篇里，并不仅于《山海经》、《淮南子》等神仙志异中。在古代，经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有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提出：“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这个论断，如今已被充分证实。

　　证据之一是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在绍兴以东的余姚河姆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在绍兴城北的马鞍山麓，也发现了凤凰墩和仙人山新石器遗址。这些遗址距今都六七千年，与北方的仰韶遗址相当，甚至更早，完全证实了中华民族是多元的，而且说明古代绍兴是越文化的中心，完全不同于黄河流域的汉文化，也用不着“禹”这位神话中的人物把两者牵扯在一起。

　　证据之=是地质学和古地理学的研究成果。通过古海岸和贝壳堤等的研究，证实这一带在第四纪发生过三次海进。在最后一次海进即所谓“卷转虫海进”开始以前，海面比现在要低100多米，宁绍平原与舟山群岛相连，大陆架全部出露。古代越人在这片宽广平坦的沃土上繁衍生息。随后的海进使宁绍平原沦为一片浅海。这就是我国古书中记载的“洪水茫茫”和“荡荡洪水”。越人在此期间纷纷流散，有的进入会稽山中，过着“随陆陆而耕种，或逐禽鹿以给食”的迁移农业和狩猎业生活。

　　他们在会稽山上北眺，看到祖辈口口相传的安乐土地成为茫茫大海，便希望有一位神明出现，为他们驱走海水，好回到祖先安居的土地，这就是“神禹”传说的由来。

　　《任防述异记》里又有防风氏古乐的传闻，其源于神禹时代。至今越地的人民仍保留这种古乐，并有祭祀防风氏的风俗仪式。

　　另外，在绍兴夏禹陵墓处有“鸟雀耘草”的美闻。传说，这些鸟雀能在春天拔根，秋天除秽；更稀罕的是，“大小有差，进退有行，一盛一衰，往来有常”，仿佛受过训练的士兵一样。

　　今日我们着手查访一下这个地区的舜、禹故迹，仅在绍兴、上虞、余姚三县境内就查到18处。从这些故迹与流传的神话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禹应该是生于斯、长于斯、立功于斯、葬于斯，完全是土生土长的。这些故迹中，最重要的是绍兴的舜王庙、禹庙和禹陵。

　　

　　春秋越王　复国雪耻

　　

　　按照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越人的出现已有好几万年；但从历史学观点，一直到公元前11世纪，越国才见于历史文献。这就是《竹书纪年》周成王二十四年的“于越来宾”。当时，海水早已北退，平原成为一片泥泞的沼泽，越人正从闭塞的会稽山内部奔向平原。

　　向北发展，就和与它同族的吴人接触，由于领土纠纷，酿成了世代的战争，胜负互见，《昊越春秋》一书既详载其史。流传于耳的“卧薪尝胆”、“西施浣纱”等故事就发源于此地彼时。

　　在公元前412年的一次交锋中，越国败北，越王勾践在吴国给吴王夫差当了两年多人质后，返回越国，立即在今绍兴城的泥泞沼泽上，利用附近的9座小山建城。于当中建成了一座坚固的军事堡垒，称为小城；王宫就安置在9座小山中最高的卧龙山麓。接着，又在小域以东建成毗连的大城。小城和大城合称为大越城，就是越国的国都。

　　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艰难过程，勾践把弱小的越国经营得相当强大，并最终灭亡了吴国，复国雪耻。且北渡江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至贡于周天子，成为春秋一代中的最后一位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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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定王元年(公元前468年)，越迁都琅邪(今山东省胶南县附近)，使越国的势力达到项峰。然而，旧都大越城仍然是越国民族的中心，今日可以在绍兴城西处寻得昔日城迹。

　　越国在琅邪定都200多年，到亍越王无疆时代(公元前334年)为楚国所败，楚国占领了属于越国的大部分土地，一直到钱塘江北岸。但钱塘江以南的旧越国中心，依然在越国王族的控制之下，直到秦始皇在公元前3世纪占领这一地区为止。

　　现在，越国早成往事，越族也已流散，但雄伟的越王殿和卧龙山上其他越国故迹如飞翼楼(今称望海亭)、文种大夫墓等，依旧引人留连，供人凭吊。

　　

　　汉之镜湖　晋之兰事

　　

　　绍兴昔有“山阴”之名，起自于秦；东南地区最古老、最大的水利工程——镜湖，建始于汉。有晋之际，绍兴因为农田水利的扩大增建，地面景观为之一改，逐渐吸引风流雅士游赏定居。“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便是王羲之对此地的赞美。

　　在秦始皇统治时期，绍兴曾有一段“冰冻时期”。为了根除越族势力，他强迫越人迁离，把大越城改名为山阴；并亲自于公元前210年登上会稽山的一座主峰，在那里刻石纪功。后来，这座山就被叫做泰望山。

　　为削弱地方势力，秦始皇在此建立会稽郡，却把郡治设在吴(苏州)。从秦到西汉的200多年中，绍兴基本上处于相对停滞的时期。不过，东汉以后，这里又加速发展，出现了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的“昊会分治”——把原来的会稽郡分成吴和会稽两郡，吴郡之治在吴，会稽郡之治设在山阴。

　　吴会分治后不过10年，会稽郡太守马臻就主持完成了东南地区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镜湖(宋代起称为鉴湖)。这个工程以郡城为中心，向东西各筑堤共长127里。以南直到会稽山麓，形成一个面积超过200平方千米的人工湖泊，昔日的泥泞沼泽都淹入了湖底。对湖以北直到沿海的9000顷泽卤之地进行灌溉。

　　镜湖完成以后，泥泞沼泽顿时成为一片秀水，湖光山色，自然面貌迅速改变。所以当两晋间北方战乱之时，北人大批南迁到此，这里不仅在经济和文化上出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的盛况，在自然风景上，更吸引了北方的许多望族到此定居。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为了欣赏这里的山水美景，王羲之和其他著名文人谢安、谢万等42人，在天柱山(会稽山的一座山峰)下兰亭聚会，饮酒赋诗，成为我国文化界在历史上的一件空前盛事。

　　该盛会上，王羲之为这些诗篇写了一篇序言，即著名的《兰亭诗序》。文章当然好，但后来更为人们所称道的是他的书法。这是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登峰造极之作。

　　

　　有唐盛事　越州三绝

　　

　　晋朝以后是南北朝，南朝定都建康(今南京)；会稽郡仍然拥有政治势力。在南朝半壁江山中，山阴俨然与建康齐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南北朝以后是隋唐，中国又恢复一统。唐朝是中国的盛世，当时，会稽郡已改称越州。由于这里的山水优势，使更多名流从全国各地来到越州。

　　唐朝中期，著名诗人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元稹为越州刺史，两人相互应和，就近作诗，一时传为佳话。元稹在他的《重夸州宅景色》一诗中说：“会稽天下本无俦。”足以说明越州之美确实不比寻常。

　　政治人文进入稳定时期，再配合经济的大幅成长，山阴逐渐成为驰名海内外的大城。

　　入唐以后，山阴在经济上的蓬勃发展，因为鉴湖灌溉的效益，加上沿海海塘至此已经全部完成，使得鉴湖以北的9000顷土地得到开垦，粮食产量大增。南部会稽山地的茶树种植此时也已开始，而且品质优良。

　　另一方面，手工业也开始发达，其中最著名的是越窑、越纸和越罗。

　　所谓越窑，就是这一带烧制的青瓷器。越窑青瓷具有一种晶莹透澈的微青色，古人称为“雨过天青”。

　　越纸虽然从东晋以来就开始闻名，但入唐以后才名声大噪。越纸成为越中名产，除了纸质精良外，还与历来许多书法家、文学名流之士有因果关系。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写过一篇《毛颖传》，文中称越纸为“会稽楮先生”。

　　唐代开始出名的另一种越州手工业产品叫越罗。隋大业年间，越罗已列入贡品。“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唐代诗人白居易对越罗之美赞颂不己。

　　越窑、越纸和越罗可说是唐代越州三绝，对于越州经济发展和知名度提高有重要意义。

　　

　　南宋陪都　沈园旧事

　　

　　宋朝以后，越州的经济和文化有了更大的发展。从农业来说，由于北部平原的9000顷土地已经全面开垦，河湖网已经整治完竣，原来积蓄在鉴湖的大量淡水开始向北转移，鉴湖本身也围垦成一片河湖环绕的肥沃农田。

　　建炎四年，宋高宗把年号改为“绍兴”，定次年(公元1131年)为绍兴元年；并把这个具有“中兴”之意的年号赐给越州，升越州为绍兴。绍兴地名就是这样得来的。

　　虽然高宗随即迁往临安(今杭州)，但绍兴仍然获得很大的发展。朝廷的宫学和其他一些机构仍在绍兴，南宋帝王的陵寝也建于会稽山下，即后来著名的宋六陵。南宋一代，绍兴实在是个陪都。当时的许多城市建设现在仍有不少遗存，著名的八字桥即是其中之一，它是江南水乡城市桥梁的代表。

　　在南宋故迹中，特别著名的是城南的沈园。它是越中著名的园林之一，占地十余亩，景色极佳。它是爱国诗人陆游常游之地，这里流传着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陆游年轻时娶妻唐婉，恩爱甚笃，后因婆媳不睦，只得忍痛离异。31岁那年陆游独自到沈园春游，巧遇唐婉及其后夫。陆游不胜感伤，题下《钗头凤》一词。据说，唐婉回家不久，便抑郁而终。

　　40年后，年过古稀的陆游重游沈园，又题下两首《沈园》：“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元代以降　名士迭出

　　

　　明、清两朝，绍兴手工业工场兴起，主要是酒坊、丝绸坊和锡箔坊。其中绍兴酒坊，历久不衰，用鉴湖之水酿制的绍兴酒也进入了全盛时代。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高长兴、沈永和、谦豫等酒坊先后创设，状元红、加饭、善酿等品种渐趋定型，内销北京和北方各地，外销南洋、日本等国，“越酒行天下”的局面渐渐形成。

　　从元代以后，比绍兴酒更有名的是绍兴的名士。元代，王冕以画梅名闻天下，杨维桢为诗坛领袖。明代，徐渭开创“青藤画派”；王守仁“心学”影响甚广。在明末清初之际，倪元璐、刘宗周、祁彪佳、王思任、陈洪绶或慷慨赴死，或绝食而亡，或削发为僧，他们以自己的言行充分证明了绍兴确是“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在清末的反清斗争中，“鉴湖三杰”秋瑾、徐锡麟、陶成章前仆后继，壮怀激烈。此后，鲁迅、蔡元培、周恩来等诸多绍兴名士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奋斗不息，留下了辉煌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