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路:消散的书香

交通路应该和交通有关吧。

　　确实如此。1916年，湖北督军王占元决定在汉口花楼街与后城马路间辟出一条道路，他最初的考虑的确就是想给繁荣的花楼街开辟一个更方便的出入口。

　　1916年兴建的交通路，如今已经94岁了。对于人来说，94岁确是高龄了；但对于一条路而言，还很年轻。毕竟，在中国历史上，很多的路都是从远古走到了今天。

　　

　　开街辟道　书局汇聚香四溢

　　

　　交通路的辟出，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的阳夏战争。武昌起义之后，即将灭亡的清廷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派遣军队急赴汉口，试图镇压革命。由此与民军开始了激烈的阳夏战争。在最繁荣的商业重镇汉正街，民军们依靠巷道与清军作战。为了打击民军，清军统帅冯国璋纵火焚烧民房，使得大汉口繁华之地——汉正街毁于一旦。

　　在阳夏战争中，五国租界未遭战祸之扰。战后，在汉口恢复重建的过程中，富商巨贾们便不再青睐汉正街，而把重心向租界边缘转移，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租界外围建立起了不输给租界的洋房公馆和里份。像北京的胡同和上海的里弄一样，武汉也有市民聚居的建筑体，老武汉人称之为里份。它体现了武汉“五方杂处”的“汉派”风貌。

　　在旧中国有租界的城市中，上海、天津都只有租界区独享繁华，唯有武汉出现了租界和华界二元同步发展的格局。其中很大一部分因素就在于城市重新发展的时候，一大批有实力的华商借助西洋的建筑模式和管理方式，集聚租界周边，仿租界样式建立城市。交通路就是那时辟出来的。辟路之时，拆除了那一带的棚户区，在空出来的地方建成了这条宽10米、长约198米的新型街道。

　　毫无疑问，1916年前后是汉口城市大发展的时期，各种各样的精美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刚刚辟出的交通路毗连租界，一头牵着花楼街，一头挂着后 城马路(今中山大道)，正是汉口的富商巨贾寻求租界保护的绝好地段。1918年，汉口的地皮大王刘歆生在交通路两侧投资建成了高质量的里份——生成南里和生成北里。

　　这两个里份对于交通路成为文化街至关重要。交通路的书店大多集中在生成南、北里的街面上，里份内的房屋皆为砖混结构，建筑牢固，有别于鼓皮房和木结构的老民居，不轻易发生火灾，且房租低廉。这正是经营书籍最合适的地点与仓库所在地。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起，鼎鼎大名的中华书局就把其汉口分局迁到了交通路35号，世界书局汉口分局也在几经迁址后，把地点定在了交通路37号。此后，陆续有一些大的书局开始在这里扎堆。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和消失，都与大的历史背景有关联。交通路的崛起也与新兴学校的大量出现相关联。民国前后，武汉曾经有三条文化街：清末，依靠科举兴盛的武昌横街头由于科举制度的不复存在迅速萎缩了，而以杂书为内容的汉口半边街(后来称为统一街)也逐渐没落；只有以新兴学校教科书为主的交通路，从兴起那天起就长盛不衰。

　　20世纪30年代，交通路上的书店更是一家挨着一家。上海生活书店在交通路金城文具公司设特约发行所，后又改为汉口分店，也设在交通路上。世界书局、上海生活书店、东壁书社、上海杂志公司、现代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大东书局、湘芬书局、建国书店、汉华书局、儿童书店、中正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文风书局，等等，让交通路书香四溢，名满全国。

　　

　　峰火岁月　救国书刊抵万军

　　

　　1937年底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武汉是全国的抗战指挥中心，交通路便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抗战的中心。当时，这条路上的书店几乎每家都在编辑、出售抗战书、报、杂志。交通路成为抗战文化的集中地，这里的书籍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在抗战中，交通路成为鼓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精神食粮生产地，成为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这个战场绝对不是只限于一两个书店，每个书店都有一大批有血性的文化人在战斗，在呐喊。全国的文化人，全国各类出版社，如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及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都汇集到这里，《抗战丛书》、《武汉留日同学会日本问题研究丛书》、《思想战与宣传战》、《萍踪寄语》、《津浦线抗战记》、《论持久战》以及在中国文学界享有盛誉的鲁迅、巴金的文学书籍，这些鼓励人们奋起抗战的图书，呐喊着源源不断地向外界传播。那时节的抗战刊物也可谓如雨后春笋，遍及交通路。胡风主编的《七月》、叶浅予主编的《抗战漫画》、丁玲在延安主编的《战地》、潘梓年主编的《群众》、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等刊物影响甚大。

　　这当中，邹韬奋主编了《抗战》三日刊和《全民抗战》三日刊。在交通路生活书店主持工作期间，邹韬奋多次与中共长江局主要领导同志会面。周恩来也曾多次来到生活书店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邹韬奋被誉为中国杰出的政论家、出版家，他不仅作为文化名入上了邮票，而且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国韬奋出版奖”也是目前中国出版界的最高奖项之一。

　　正因为各书店全方位的努力，交通路的抗战文化才空前繁荣，以至于抗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视交通路为抗战文化的发源地。完全可以这样说，抗战期间的交通路，不论哪一家书店，都是中国抗战的历史见证者。

　　抗战胜利后，西迁的文化机构陆续返回武汉，新的书店又源源不断地进驻交通路。譬如，1945年底，联营书店在交通路21号设立分店。这是中共地下党开设的书店，是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点，负责接待转运军调小组中的中共人员、从中原军区突围的同志、中共桂林办事处的人员等。因此，抗战结束后，这里就成了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残酷的地下战争的阵地。1947年，开明书店汉口分店也把营业地址迁到交通路25号。在短短的时间里，文化气息又在交通路复燃，并延伸到了新中国成立。

　　交通路的书店多，出版社多，也连带着有了相关的读书用品业的扎堆效应。由于教科书的大量发行，文具用品、测绘仪器商店也在这条路上出现。民国时期，这类商店在交通路有近10家。一条交通路，几乎把学校的各类用品全都包了下来。

　　

　　建国伊始　书香弥漫散全国

　　

　　建国初期，交通路继续弥漫着书香，并浓浓地向全国散发。位于生成北里13号的武汉通俗出版社，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业绩。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在张铁夫(山东兖州人)的带领下，中原局机关报《中原日报》派出的先遣队于5月22日到达武汉，当日接收了伪《武汉日报》，于次日便发行了毛主席题写报头的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在此期间，张铁夫、陈笑雨(司马龙)和郭小川(丁云)三人以“马铁丁”的笔名合写专栏《思想杂谈》，每日一篇千字文，在《长江日报》连续发表近两年，由于其思想敏锐，主题突出，短小精悍，针对性强而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不久由武汉通俗出版社集成11辑先后出版，并反复再版。据不完全统计，《思想杂谈》的累计印数高达数百万册。想想吧，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影响和印量如此大的书籍，诞生在交通路的一个里份内，这无论是对于交通路，还是对于生成北里，都是莫大的荣誉。这在中国新闻史、中国出版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之初，正是中苏友好的蜜月期。在交通路上的国际书店汉口分店里，大量饿、英、法文书籍在此发行。鉴于当时中苏友好及有大量苏联专家前来武汉工作的现实情况，这个书店大量发行前苏联出版的书籍，同时在璇官饭店、胜利饭店设点，专门为外宾供应书刊。说起来，该店的营销业务真的相当广泛，当时其触角已经伸到了广州、长沙、南昌、南宁、株洲和百色等地的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成为这些地方和单位的外国图书供销站。

　　

　　城市改造　路废楼拆化历史

　　

　　这条有着文化传统的交通路，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还多少保存着一点它原有的风貌，新华书店在这里有古籍书店、外文书店、儿童书店；前面提到的品珍文化用品商店、测绘仪器商店亦在；还有金同仁药铺、交通旅社，等等。

　　20世纪80年代，交通路的文化氛围依然相当浓厚，这里有几家很大的书店，还有专门的古旧书店，那里是书虫淘宝的好地方。这家古旧书店，就是曾经的上海杂志公司。可是，这座充满文化气息的老建筑，如今早已改变了用途，变成了一家服装店。

　　交通路的没落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那时，交通路独有的由小块花岗岩石铺成的路面上，已经飘了60多年的书香被集贸市场的嘈杂声所替代，此后，那条优雅的小路似乎就永远湿漉漉的了，水产品的腥味终于淹没了久远而浓烈的书香。于是，交通路的一边，曾经是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所在的这一边，在客人与小贩的讨价还价声中被拆掉了。一栋高大的商场拔地而起；此后，交通路剩下的半边街也开始从著名的大书店、文具店转向普通而狭小的餐饮和服装业，武汉向小市民化的城市大大迈进了一步。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又过了10年。笔者在广州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古旧书店，在那个书店里徘徊，很容易想起交通路上的古旧书店。为什么偌大的武汉就容不下一条文化街?当笔者这个问题还没提出来时，得知交通路剩下的半边街也即将消失。尽管有数万市民的强烈反对，尽管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强烈呼吁，交通路和生成北里还是开拆了。随同拆除的还有生活书店旧址、上海杂志公司旧址、悦新昌绸布店、品珍珠宝行旧址，还有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邹协和金号。可惜了这一批经典的民国建筑，它们即将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化为乌有。只有它所承载的历史信息，还有那些活生生的历史，仍然保留在许多文化人的自传中，保留在相关的书籍中，还有我们的记录中，

　　呜呼，为交通路唱一曲挽歌!(文章代码：101530)

　　

　　[责任编辑]赵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