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路的乐章

街道是一座城市脉动的血管，是一座城市的窗口，也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当你沿着一条或长或短，或宽或窄的街道前行时，你会触摸到那些沧桑岁月留下的痕迹，会听到那些已经远去的，或轰轰烈烈或平静如水的故事……我们这条“街廊”呈现给你的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一条街道，更有与之相连的人、事件及其历史。

　　

　　上海的汾阳路并不长，北起淮海中路，南迄岳阳路。这条路筑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名毕勋路，是当年法租界的公董局以法国驻华公使毕勋(Pichon)的名字命名的。1943年改为汾阳路。这条路上遗留有很多精致的花园式小别墅，如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官邸、戴笠故居等等，各式建筑在繁枝茂叶之间若隐若现。

　　汾阳路还是一条与音乐有缘的路，上海音乐学院、乐器店、老洋房、藏在巷子里的文艺场所……就好像一个个灵动的音符，在短短1000米的五线谱上奏响了一曲时间的乐章。

　　

　　小马路上的普希金

　　

　　汾阳路的开端就是一个华彩：在这条路与岳阳路、东平路交汇的三角花园中心，矗立着一座俄国诗人普希金的纪念碑。纪念碑建于1937年，是上海俄侨为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而集资建立的。这是一座三面体米色花岗石纪念碑，上面是普希金半身铜像。和普希金坎坷的身世一样，铜像也是屡遭劫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普希金铜像被侵华日军掠走，仅留纪念碑残座。1947年，在苏联驻沪领事馆倡议下，再铸铜像置其上。“文化大革命”中，铜像与纪念碑全部被毁。1987年8月，人们第三次在原址重建铜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普希金铜像安置在高约3米的基座顶上，坐北面南，基座呈三面内弧型，底部正面凸出半圆，以中文镌刻：“俄国诗人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普希金纪念碑，1799—1837年。”顶端砌半圆石质花盆；碑左镌刻俄文，其意也是普希金纪念碑；右侧碑座用中文刻写纪念碑初建、再建、重建日期与承建单位。纪念碑上，诗人高昂着头，那张英俊的、轮廓分明的脸忧郁而诗意地凝视着远方，表情寂寞而冷峻。

　　以普希金像为中心的街心花园是俄罗斯人在上海的聚集地，也曾是上海有名的诗歌角，上海文艺青年纵情的地方。三角花园及周边地带，一度是上海出了名的情人罗曼之地，声名不在外滩情人墙之下。梧桐树影下，街道暗角处，皆是牵手踱步的一对对恋人。每年的6月6日，是这位伟大诗人的诞辰，纪念碑前总会摆满鲜花。经过那里，被纷繁的世事弄得浮躁的心会突然之间安静下来。

　　

　　记忆童年的“白公馆”

　　

　　从普希金铜像出发，沿汾阳路东行五六十米，迎面可见一幢漂亮的白色建筑，它就是“自公馆”。之所以这么称呼，不仅是因为建筑物的外墙是白色的，更是由于这里曾是旧时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府邸。如今名气不小的台湾作家白先勇就是他的后人，也曾在这里居住过几年。不过，白崇禧可不是“白公馆”的第一个主人，这幢花园住宅建于1924年，原为法国商人斯皮门的私宅，1946年被国民党政府买下。当年6月，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这里才成了他的府邸。

　　“白公馆”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端庄雄伟，很有气势。主建筑为砖石混合结构两层半，即俗称的假三层，不过，它的假层在底层。为了显示气派，设计者将地下室设计为半地下室。主建筑外形为方形和椭圆形结合，南立面正对汾阳路，以中间突出的半圆为中轴线，两翼对称。中间为宽敞的爱奥尼克柱式的大门廊，有室外扶梯可直接通向二层正中的大客厅。二楼的大客厅，当时曾被主人作为舞厅，招待四方客人。1987年，白先勇旧地重游，回忆起1948年离开此地前的那个新年，他与兄弟姐妹邀集上海同窗好友，在大客厅里跳舞尽欢的情景，不胜唏嘘。

　　1949年后，这幢豪宅先后作过上海画院和上海越剧院的院址，上海越剧院老院长、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的办公室在这幢楼的三楼，正是当年白先勇先生出生的地方。20世纪70年代末，整幢建筑被改建成对外开放的越友饭店，曾在越剧电影《红楼梦》中出演薛宝钗的表演艺术家吕瑞英出任饭店的经理。据说，白先勇还曾应朋友之约来这里吃过饭。如今，过去的“白公馆”已被改建为宝莱娜餐厅。

　　

　　林立果占用的“海上小白宫”

　　

　　紧挨着太原路的汾阳路79号的高墙深院内“藏”着一座典雅庄严的白色建筑。这里原来是法租界公董局总董的官邸，它建于1905年，外形为18世纪欧洲城堡式，因其墙面为白色，故被称为“海上小白宫”。建筑共三层，地面上二层半，下筑半层地下室。建筑主立面朝南，面对一个100余平米的草坪，一条小溪从草坪中穿过。主体建筑平面中部突出，呈半圆形，半圆两侧则为平墙，有落地长窗。门前是左右双抱的露天环形阶梯，扶梯中间的空档内设置了一个狮子头喷泉，由电动泵控制的“活水”昼夜不停地从狮口中喷出，颇有情趣。

　　拾级而上是一宽大平台，通过平台可直接进入半圆形大客厅。进入一楼大厅，地坪、壁面、顶部天花板都用大理石砌筑，室内装修雕刻精致，具有欧洲新艺术运动派建筑特征，保存至今的彩绘玻璃依然透露出一种神秘的色彩。室内花房四壁设有半米高的玻璃水池，可放养各种观赏鱼。

　　1932年后这里曾是日本驻华大使馆。抗日战争胜利后，此处变成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在亚太地区的第一任办公之地。1949年上海解放，“小白宫”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成为第一任市长陈毅的府邸。陈毅赴京后，这里一直是上海市人民政府下属的招待所。1963年5月，上海民间最优秀的工艺美术家相继在此工作和传艺，同时还在里面建立了工艺美术品陈列室。“文革”初期，工艺美术研究所被赶了出去，这幢豪宅被林彪之子林立果占用。1972年，工艺美术研究所重返故地。

　　

　　音乐学院里的犹太人俱乐部

　　

　　经过汾阳路45号的原海关税务司官邸，马路斜对面坐落着的便是汾阳路20号的上海音乐学院。这是我国第一所音乐高等学府，它的前身是1927年成立的国立音乐学院，创办人及首任院长是我国极负盛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

　　正对学院大门的音乐学院办公楼，建造于19世纪20年代，是在沪犹太人的俱乐部，当年，俱乐部里设有文学小组，每周有“星期四”聚会。

　　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对犹太人迫害的升级，上万名犹太难民涌入上海，俱乐部变成犹太难民聚集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占领了俱乐部。1943年2月18日，日本宣布在虹口设立隔离区计划，勒令凡从1937年来沪的所谓无国籍者，即来自纳粹统治区的犹太难民，必须在一个月内迁进去。2月23日，数百名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犹太人被召集到这里，日本主管实施隔离区计划的官员对他们说，设立隔离区并不反映日本人的反犹情绪，而是因为上海的住房与食品供应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必须对无国籍者实行集中控制。当时，犹太俱乐部中鸦雀无声，因为这些犹太难民实在是无路可走了。

　　解放后，俱乐部成了音乐学院的礼堂和办公楼。漫步在校园里，感受到的是浓浓的艺术气息。此时此刻，当年犹太难民曾经的愁苦、惊惧都已消解在音乐的世界里，犹如苏东坡所说的“回首向来萧索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了。只是那段特殊的历史却永远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责任编辑]　赵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