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不在的“史塔西”

“所以东德人并不那么愿意去翻开自己过去的资料，因为在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是的，有太多的‘真相’，但是知道‘真相’，究竟会带来幸福还是更深的痛苦？太多的电影对东德阴暗的历史轻轻带过，是不是因为，人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能承受痛苦？或者说，人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承受罪责？
　　有人说，电影《窃听风暴》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电影中维斯勒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龙应台
　　2012年3月18日，在德国联邦大会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无党派牧师高克以991票当选为第11任德国总统。他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无党派总统,也是历届选举得票率最高的总统。这位72岁的总统曾经在两德合并前东德最后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秘密警察档案管理负责人。他的当选也使人们的视线再次聚焦到前东德令人发指的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
　　“党的剑与盾”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国家都有着特殊的专门负责国家安全的防卫部门，由此，也存在着这样一部分人，在今天的美国他们叫做CIA；在苏联他们叫做克格勃（KGB前身为“契卡”）；而在曾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他们叫做史塔西（Stasis）。史塔西是德语Staatssicherheit缩写的音译，这个机构成立于1950年2月8日，正式名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藏在幕后的秘密警察担任着搜集情报并监视的工作。
　　“党的剑与盾”是史塔西的座右铭。其成立的目的是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政治警察，负责搜集情报、监听监视、反情报等工作。主要负责积极支持、实施党的决定，集秘密警察、情报侦察、犯罪起诉和审判准备功能于一身。从东德成立伊始，史塔西的正式聘用和合作者人数就持续增加，总共接近30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前东德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不能直接、或者以“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间接参与的。
　　史塔西秘密警察组织收集情报的目的在于惩罚政权的敌人和一切潜在的反叛者。为了达到惩罚敌人和一切潜在的反叛者，只要是被秘密警察认为有或者是可能有反叛行为的都会被建立秘密档案，至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际，东德有将近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其总人口的1/3。被建立秘密档案的人会遭到各种形式的骚扰，秘密警察们可以使用通常让人想象不到的手段去打击反对人士，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电影《窃听风暴》就曾生动地记述了史塔西当年种种令人发指的丑恶行为。
　　民主人士维拉沃伦伯格从1982年就开始从事反对前东德恐怖统治的运动，1989年她成为推倒柏林墙的重要领袖之一，并于1990年当选为统一后德国的国会议员，她曾一度被秘密警察逮捕。像其他的普通德国人一样，在绝密档案公开以后，维拉自己也被震惊了。她的案卷里总共载有60个特务和线民打的黑报告。其中一份最详尽的报告包括了她私生活的最细节部分。维拉不用思索便知道，这个化名的线民就是她的丈夫努得。丈夫先是以“两个孩子的名义”发誓，那种下流事不是他干的，可最后他还是承认了。因此，维拉与努得离婚；努得由于没脸见人，自己搬到乡下隐居了起来。
　　刚当选的德国总统高克的父亲，也曾经被东德秘密警察残害过。1951年6月的一天，在高克祖母举行的生日庆宴上，两个不速之客突然闯进来，说船厂发生了重大事故，要高克的父亲去救援，从那时起，年仅11岁的高克莫名其妙地失去了父亲。他的祖母和母亲去警察局、刑侦局以及国家安全部门都报了案，甚至还给当时的东德党主席迪克写了信，却都杳无音信。她们后来才知道，是驻东德什未林市的苏军军事法庭绑架了高克的父亲，并对他做出了25年监禁的判决。而他所犯下的罪行是所谓的“间谍罪”和“煽动反对苏联罪”。法庭唯一的证据是在高克家搜到一本西方出版的航海专业杂志。高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的命运成了我们的教鞭。对于家庭要必须忠诚，而和体制则坚决保持距离。”
　　“我们无处不在”
　　史塔西的标语是“我们无处不在”（WIR SIND ?BERALL）。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它早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几乎全国每3人就有1人被监控，没有人能逃脱秘密警察的监视，没有人会感到自己是真正安全的。在毫无觉察之中、毫无防备之下，因为种种意想不到的原因，你可能就会被贴上危险的政治标签，列入了黑名单，不幸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你的头上。当时的人们生活如履薄冰，噤若寒蝉，惶惶不可终日，毫无言论和行动自由可言。
　　史塔西广泛、细密的组织工作，首先依赖于一大批固定的雇员。自1950年创设以来，史塔西的雇员始终在稳定增长。1959年该组织约有全职员工1.3万人，1974年有5.6万人，到1989年解散之前达到9.1万人，另外还有17.5万名在民主德国国内的正式的通报合作者，即著名的“IM”，还有2万名“IM”通报合作者居住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意味着东德大约每160人中就有一名全职的史塔西。通过这些复杂连绵的情报机构，一旦史塔西确认某某人的政治倾向有问题，他们就会用低调的压力逼使当事人辞掉工作，或者逼使学生终止学业。
　　上世纪80年代，环保主义者迈克尔·贝雷特斯曾说：“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祖国就像一个深渊。”在大学里，他的学业有可能被无缘无故地中断，在学术上的努力从来无法得到任何回报，不能出国旅行，也永远无法得到任何晋升机会，而暗中为他设计这种生活的，正是无所不在的史塔西。
　　此外，史塔西还通过拥有庞大的线人（告密者）网络来达到他们的层层渗透。它在各行各业的非正式雇员达17.5万名。东德政府甚至创办了专门的青年组织以招揽更多的年轻探员。最小的从一年级学生至六年级学生都有。当时东德人不得不谨慎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身边藏了几个探员。那时候全国有10%的线人有过线人行为，而且线人后面还有线人，每个人生活中做任何事，执政者当局都一清二楚，妻子可以作为线人出卖自己的丈夫，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好朋友有可能一直监视着你的行为，甚至在冷战结束后，有些人竟然发现原来他们的邻居、朋友、最信任的人都是史塔西的探员！而秘密警察监控的范围不单单是“敌对势力”的政治活动，从男女间的调情，到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在超市买了何种口味的香肠都会被记录在案，东德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休克。
　　物理学家、人权活动家帕皮斯就曾经被秘密警察骚扰了20年。他失去工作，时常被拘留。直到这些绝密档案公开后，帕皮斯才知道是警方计划破坏他的婚姻，使他的朋友疏远他，甚至鼓动他的儿子反对他。秘密警察强迫他的妻子离开他，条件是可以获得更高级的受教育机会和获得一笔金钱，还可以获得到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旅行的签证。为达到这样的目的，秘密警察派遣了一位美男子，设计与帕皮斯的妻子建立亲密关系，然后让帕皮斯知情。帕皮斯看过档案后对记者表示：“秘密警察从个人和事业全面地设法摧毁我的生活，这是犯法的，比犯法更坏，这简直是魔鬼的行为。”
　　当然，史塔西的工作还依赖高超的监听技术。各种技术和设备，其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从纽扣、水壶，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钢笔，监听监视设备无孔不入。这些监听器、针孔摄影机藏在隐蔽的地方，当你毫无戒心地和别人高谈阔论之时，可能已经被监听得一清二楚了！这是什么概念？“告密文化”在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极致，人性恶在这个社会表现到了极致。
　　“永别了，史塔西”
　　1989年12月4日，就在柏林墙被推倒的一个月之后，东德埃尔福特市的一栋政府办公大楼的楼顶冒出了阵阵黑烟，这栋大楼里存放着几乎所有前东德搜集的秘密档案正在付之一炬。1989年东德政权开始崩溃之时，这个庞大的机构逐渐感到自己正在成为民愤的替罪羊，慌忙决定销毁总部和地方各局的秘密档案。有关极权国家压迫人民40年的罪恶记录，旦夕之间就可能被毁掉。
　　然而埃尔福特的火光引起了一名正巧经过的女医生的注意，她立刻意识到这异样的情形意味着什么。凭着勇气与正义感，她与市民们赤手空拳地冲进了埃尔福特史塔西大楼，强行接管了正在被销毁的秘密档案。
　　1990年1月15日，在柏林诺曼大街的民主德国政府的史塔西大楼，成千上万的人们占领了这个昔日国家权力象征的堡垒，他们看见的是堆积如山的碎纸——这些来不及焚烧或者投入粉碎机的海量档案仅凭人的双手被撕成碎片，装满了足足16000个大麻袋，甚至大楼内所有的碎纸机都因为超负荷工作而统统陷入故障。除此之外，仍有3900万张档案卡片和排起来可达180千米长的文件来不及销毁，被市民完整接收。由此也宣告了被称为“世界历史上最顶尖、最具威慑力的秘密警察和情报机关”的史塔西不复存在了。人们终于可以不再生活在毫无尊严和自由的人间地狱中了。
　　东德人民反对封存档案的行动胜利之后，1991年，德国成立了“前东德国安档案联邦管理局”，高克成为了史塔西档案管理的负责人，由此开始了对浩如烟海的史塔西档案的复原与整理。由于多数秘密档案被毁坏，因此，迄今20年来，工作人员几乎全要靠人力对这座“纸片之山”进行整理。
　　在第一个10年中，他们仅修复了2.5%的破碎档案，相当于90万张纸的内容。他们将一包包的碎片铺在大桌子上，然后核对名字、笔迹和签名，根据这些信息并使用打字机、镊子、放大镜，努力进行拼图，每一张纸都要花费15欧元的人力成本。而假如以这样的速度，整个修复工作将需要至少4个世纪。
　　1991年，高克出版了《东德恐怖的遗产》，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他对史塔西档案的管理工作及其意义。由于高克的工作，这个档案馆被简称为“高克馆”，当时，东德人的日常生活与高克馆产生了密切联系，人们出于种种的生活需要都先去档案馆查查自己的过去，他们在街上遇到，第一句话往往问：“你有没有高克过？”在这里，“高克”已经成为人们脱离史塔西的一个动词。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去查看记述自己过去的历史，因为他们不愿影响自己现在的生活，以及自己和周围亲密的人的关系。
　　如今的史塔西总部已经变成了博物馆，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可以来自由参观，虽然在特定的时期，噩梦蒙蔽了真理和良知，但历史永远不会因为某种势力而停滞不前，专制社会发展到走投无路必定会崩溃。正如今天的史塔西档案联邦管理局主管、前东德记者罗兰·杨所说的：“我们越认清专制，越能更好地构建民主。”
　　【责任编辑】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