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高士其先生的110周年诞辰，“弘扬高士其精神 繁荣科普创作座谈会”于2015年12月7日在中国科技会堂隆重举行。
高士其被誉为“中国科普的一面旗帜”。他年纪轻轻就不幸遭受病魔的摧残，生生地被囚禁在轮椅上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可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他，却写下了洋洋数百万字的科普著作。他的作品通俗易懂，深受群众欢迎，影响了好几代人。
自然的熏陶与社会的洗礼
1918年的一天，福州明伦小学年仅13岁的学生高士其，“享受”到了省长亲自接见的殊荣。因为，这位学生参加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福建省招生考试，考了全省第二名，而中文单科分数则是全省第一。全校师生都为他感到光荣和自豪。
经过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自1930年起改为清华大学）的复试，高士其插班进入中等科二年级，开始了长达7年的清华园“预读”生活。他求知欲强，爱好广泛，也热衷于社会活动。入学第一年，他就加入了“童子军”。在这个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组织里，他学会了打旗语、收发无线电，懂得了基本的救援、医疗和护理知识，还掌握了搭帐篷、挖地沟宿营、看风向、绘地形图、夜间辨识方向等生活技能。
有一阵，高士其几乎都是在帐篷里生活。白天常伏在木板床上写信，或是看课外读物;晚上则点手提煤油灯，看斗转星移，听蛙鼓蝉鸣，其乐融融，好不惬意。
除了自然对他的熏陶之外，也有社会对他的洗礼。1919年5月4日清晨，14岁的高士其与同学们一道，举着小彩旗，呼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打倒列强，为国除害”等口号，从清华园一路徒步到天安门，亲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五四运动”。1922年，高士其以清华童子军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沈阳举行的华北运动会。1923年夏天，他在广州与一批青年学子受到孙中山的亲切接见，并聆听了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演讲，激动得热泪盈眶。
高士其学习的热情也一直高涨。在清华的课堂上，他第一次接触到显微镜，并通过它迈进了微生物世界的大门。这时候的他只要一有机会，就“缠着”那个神奇的物件，仔细观察各种“小生灵”的形态和变化。有一天，他透过镜片，看到了一个个瘦瘦长长、像根小棍似的“小魔王”，不禁黯然神伤，那是早些年害死他小弟弟的白喉杆菌;而他在6岁那年，也曾患上白喉，差点丧命。
过后不久，老师又将一种奇特的寄生虫阿米巴引入了课堂。这种靠伪足运动或捕食的小动物，绰号叫“变形虫”，因为它的身体形状时常发生变化，适应力和生命力都非常强。高士其迷上了这种虫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的身影观察，久久都不变姿势， 自此他有了一个别号——“阿米巴高”。倒也是，他在班上年龄最小，个子也小，个性又活泼，且富有顽强的毅力，还真像阿米巴。
跟“小魔王”打交道
在清华学习期间，高士其获得了英语、国语、化学、博物各科的优等奖章，但他的最爱是化学，那时候他的理想就是要当一名化学家。1925年上半年，高士其以优异成绩结束“预读”，被送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化学系公费留学。
1928年夏天，高士其进入芝加哥大学暑期班，因学习成绩出众而被正式录取，转入该校化学系和细菌学系四年级学习，并于次年春获得学士学位。正当他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的时候，父亲的一封信传来了一个噩耗：比他年长一岁的姐姐被虎烈拉（即霍乱，一种由苍蝇传播的急性传染病）夺去了性命！
“我原拟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但痛定思痛、冷静思考后，我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毅然放弃我所喜爱的化学专业而转向医学。”高士其晚年回忆道，“那是因为我考虑到，当今中国首要的还不是化学救国，而是要把千万劳苦大众从瘟疫的死亡线上拯救出来。这样，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就有了保证。”
高士其恨透了害死他姐姐和弟弟的“小魔王”。在学业和事业的追求上，他一心效仿的偶像，是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
1928年，23岁的高士其被芝加哥大学聘请为细菌学系实验室助理。他最初的研究课题所涉及的“小魔王”，是“食物毒细菌”。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他竟然亲口吞食减毒的食物毒细菌做自身传染试验。这年暑假之后的一天，他在返回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研究脑炎病毒时，实验室里一个盛着过滤性脑炎病毒的瓶子突然破裂。此时高士其正值左耳发炎，病毒顺耳膜侵入他的大脑，不久即显现脑炎病的症状，以致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造成了他终生不治的残疾。
然而，坚强的高士其还是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并在1930年返回祖国。起初，他在南京中央医院任检验科主任，可不久就因为看不惯院长的贪赃枉法，愤而辞职。随后，他做过翻译和家庭教师，又在上海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等一起创办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参与编写《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高士其从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便萌生了创作科学小品，以科学和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愿望。在友人的鼓励下，他一口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从“高仕錤”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决心与旧制度彻底决裂。
在1935年到1937年两年多的时间里，身残志坚的高士其克服重重困难，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37年11月25日，他历尽艰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被誉为“新中国第一个红色科学家”。从1949年到1965年间，高士其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写下了60多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创作了2000多行诗歌，出版了20余部作品。在后来的岁月里，他的作品数量，仍在不断地增长……
奔腾不息的生命激流
在人们眼里，高士其的一生是苦难而悲壮的，但他却从来没有在他的言语中和文章里表露过自怨自艾、绝望沉沦的情绪，也从来不甘心向命运强加给他的厄运屈服。许多年以前，他的一位老朋友常常跟他谈起，生活的重压、环境的迫害，常常使自己觉得到了“非要持刀杀人便不能忍受的地步”。他却安抚朋友说：“我比你更苦，因为连持刀削苹果都很困难。”
高士其的确太不简单了，决不是仅仅用“身残志坚”就能概括的。他刚患病的时候，一个外国医生曾预言他活不过5年。可后来，人们看到了“奇迹”！在评价药物、营养等所发挥的作用时，我们也许都低估了这个不同寻常的病人躯体内所蕴藏着的巨大的意志力。他的轮椅碾碎了半个世纪的凄风苦雨，他的著作也处处闪耀着自强不息的光辉。
高士其的儿子高志其早时常为父亲伤心、遗憾，感叹“他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想做什么都不能自己去做，生活对他是一种苦难和折磨。然而，在高志其眼中，父亲却又活得十分乐观。他的话别人听不懂，自己也说得十分费劲，他就笑称自己的话是“高语”;他写的字别人看不懂，自己看了也发笑，就戏称自己的字是“天书”。
平日里，每当儿子给他洗脸手重了一点儿，他就会笑着抗议道：“这不是擦地板啊！”有一次，他在卫生间解手，因为便秘，时间较长，致使身体倾斜，头磕在暖气片上，流了好多血。送到医院后，一位外科医生给他包扎完毕，向实习医生讲解说：“这是典型的帕金森氏综合征，这样的病人脸上缺乏表情。”话音刚落，头上还缠着绷带的高士其禁不住“呵呵呵”地笑出声来，引得大家也哈哈大笑。
“生命啊，你是一部写不完的史诗。”在创作于“非常岁月”的一首长诗《生命进行曲》中，高士其这样写道。他非常珍惜他的工作权利和有限的生命。当他需要挂点滴治疗时，他总是要求挂在左手上，尽管左手的静脉已经扎得不能再扎，他也不愿意伸右手。他说：“右手是要工作的，谁也不能剥夺我工作的权利。”于是，医护人员和病友们常常能够看到的一幕是：他左手打着点滴，右手还在颤抖着写字。这位极其勤奋的病号，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看在眼里的人。高志其则从父亲身上，看到了“热爱生命的全部意义”。
“从1979年起，我的生命焕发了青春，虽然生活仍不能自理，但我打破了以往任何年代的口述记录，而能亲自握笔写字了……我为能被称为科学家、科普作家、儿童文学作家，感到光荣和自豪。”1982年高士其写道。同年，他寄语《青春》杂志的青少年读者：“我已经78岁了，已在垂暮之年，更需要抓紧我的时间，留住每一寸的光阴。谁说年老之躯没有生命的朝气，不能炽烈奔放？不！让生命继续闪耀火花，去点燃人们思想的灯！让点点火花，形成熊熊燎原的烈火，去照亮探索自然、征服宇宙的道路。”
1984年12月，高士其又亲笔写下了自己的座右铭：“我能做的是有限的，我想做的是无穷的。从有生之年到一息尚存，我当尽力使有限向无穷延伸。”这的确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中国科普的一面旗帜”
学习科学、研究科学、传播科学，一直贯穿在高士其漫长的病残生涯里。他为科学文艺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奉献了成功的、极具说服力的范例。即便是在文革期间，高士其也没有放弃创作、读书和思考，同时还向全国人大、国务院和政府有关部门写了十几封建议书，要求恢复备受摧残的科普事业和科协工作。
1974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高士其代表科普。”在天津人大代表选区的小组讨论会上，高士其给周总理递了一张条子，上面写道：“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需要科学知识的武装，请您对科学普及工作给予关心、支持！”周总理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并做了贯彻落实的指示。几年过后，在高士其的提议、支持下，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后更名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得以成立，随后又创建了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国科普研究所）。德高望重的高士其，成了“中国科普的一面旗帜”。
然而，多年来我们所了解或理解的，似乎只是“科学的和科普的高士其”，对“文化的和哲学的高士其”却知之不多。今天，常听人感慨中国的科普好像再也没有出现“春天”，老有人叩问当今时代为什么产生不了高士其这样的科普大家？这，是不是应该从“文化的和哲学的高士其”上去探寻呢？
高志其说，他的父亲早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念化学时就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的高士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同时也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一度试图把基督教的精神与共产主义的理想结合起来。这其实是高士其的一种哲学思考和探索。归国后，他与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相识并成为朋友，开始了对马克思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的学习。艾思奇用哲学思想指导他的创作，而他则用科学知识充实艾思奇的哲学框架，两者相得益彰。
实际上，高士其在文化、科学和哲学这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学习与研究。所以说，他的成长及其作品“层次”的提升，是由文化所孕育、科学所奠定、哲学所指导的。他的成功，是文、理、哲三者并重的结果。
1988年12月19日凌晨，高士其与世长辞，享年83岁。党和国家按国家领导人规格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确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
1999年，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于1981年发现、国际编号为3704号的小行星获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正式命名为“高士其星”。这个命名只授予那些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当年12月13日，中国科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高士其星”命名仪式。今天，我们追忆高士其，既为他崇高的理想、执著的追求和惊人的毅力而震撼，也为他渊博的学识、高超的笔法所折服。他是用人类的科学、文化和哲学全副武装起来的科学家、作家。也唯有如此，才能成为指引成千上万人走上科学道路的教育家。
少年当读几多书—— 高士其成长经历对青少年的启发
撰文/王直华
“我自幼爱好读书，养成朗诵的习惯，这对我以后的成长的确是大有裨益的。”——高士其
在高士其留给我们的百万多字的作品中，有不少谈论如何读书的文字。高士其不仅阅读数量惊人，而且阅读体验深刻。高士其认为：“爱看小说是少年儿童的天性！”
他说：“尤其是幼时，要多读、多看、多听。长大后，自然就会写作，这就是下笔如有神了。”这是高士其的肺腑之言，也是他的经验之谈。
那么，小学生时的高士其都读过哪些书呢？高士其不仅在自己的书房中，找寻很多书看，包括：《说岳全传》《包公案》《施公案》《儒林外史》《子不语》《三国演义》《封神榜》《水浒传》等，还到明伦堂后面的一间“看书室”借书。据高士其介绍，“明伦堂”三个字是朱熹所题。高士其阅读的《小说月报》《福尔摩斯侦探案》等，都是从这里借的。当然了，高士其读的书远不止这么多。他的成长经历，在流行“碎片化阅读”的今天格外有启发意义。
我印象中的高士其先生
撰文/高纺云
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高士其老先生的事迹就像春风一样传遍了祖国大地。他勇于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曾经激励几代人为报效祖国而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他以伤病之躯，毅然放弃美国的安逸生活，投奔革命圣地延安，被誉为“红色科学家”;他锲而不舍、不计名利地从事科普事业，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父亲随同高士其先生一起工作，我的心里充满自豪感。从父亲那里，我不断地了解到高士其先生自强不息、身残志不残的事迹，对高先生更是由衷地敬佩和尊敬。
高士其先生不仅是著名的科普作家，他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犹记得当时，我的小伙伴和我商量，想见见这位心目中敬仰的老人。我跟高老说了这件事，他非常高兴，满足了几位同学的小小心愿。因此，我在同学之间也成了最守信用的人。当时，高老见到我们高兴极了，笑得脸上放着光彩，嘴里不停地“咿咿呀呀”，这时，我就尽我所能转达高老的意思，高老听后一个劲儿地点头。这次拜访，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最近，60多岁的我们再相聚，谈起此事还是津津乐道。
我所认识的高士其先生不仅是青少年的大朋友，而且成为广大青少年克服困难、努力学习的榜样。他的精神世界充满了正能量，使我终生受益匪浅。
